骆明（新加坡）
庄钟庆教授
一位倾注一生关怀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工作者
刚听来庄钟庆教授病了，再去电询问，得到的答复是流感。
流感这一病症，最近这3年，在全世界各个角落，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落后国家，时不时都会听到不论是什么人，都是有机会染上的。所以听到这样的答案，心虽然还是牵挂，但是都能稍微定下心来。
为什么呢？因为那是流感，不是什么凶猛的病症。因为那是常见的病，广泛流传的病。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危险性。心是稍微安慰了一些。
一月29日，一位厦大毕业的博士生来探访，带来一个惊人的消息——庄钟庆教授于前一天逝世了。
一位在厦大受人敬爱、尊敬的庄教授逝世了。一位在厦门却关注东南亚的关心、推动研究者消失了。一位在中国学术界有成就，有丰硕的研究成果的学者，离去了。
对于中国，对于海外，对于世界的华文文坛，都是莫大的损失。尤其这位老者，这位学者，我们虽非同样资历，没有他那种的资历，我们都在80年代才开始，就一直有很好，很密切的交往，成了过从交往很密，很亲切的莫逆之交了。
虽然知道这已经是一件事实，却还是不愿承认这事实。在查证手机，证实了获得海内外人士敬重的庄钟庆教授，确实在一月28日离我们而去。从此，我们失去了一位关心我们，支持我们的学者、教授、老师。
那个时候，我在负责一个文艺团体的工作。为了更实际，更能确实，更能坚持在推动华文文学，对内我们要能有计划，有条理地按部就班，能为这个团体在我们的国家，能做一些推动、推广的工作，我们更有需要了解我们邻近的国家的动向，去了解，去交流。我们应该去了解别人，但我们更应该让别人也能了解我们，互相交流，互相了解，互相关怀。我们都是为着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地区的华文文学的存在、发展而努力。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也是我们的方向。
我们曾经向台湾的文学界征求意见，以为借境。但是他们似乎没有这样的心愿，亦没有这种意愿。
倒是知道中国大陆是有人，有团体、有组织在做这种工作。虽然不多，在80年代，在广州，就有“广州归侨联谊会”、“港、澳、台、海外华文文学”的组织。
前者是联络一些归侨，经常有见面、座谈、出版等。但是也是一个海内外交流的平台。在那个时候，也是少有的。至于“港、澳、台”那就很明显，清楚了。
只有厦门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会”，开宗明义，就是标榜东南亚，就是一直面对东南亚了，坚持东南亚方向的。在整个中国，就只有这么一个直接标明跟东南亚有关系的组织。
从80年代开始，到今天也有三十余年了。不记得确实的年份了。只记得是80年代的较后几年的一个日子。我突然收到一个邀约，到湖南十里桃花的常德，去参加丁玲的国际研讨会。
出席这种国际性研讨会，这在我算来，是生平第二次。第一次是在深圳的“港、澳、台、海外华文文学”研讨会。才第一次见到来自中国，东南亚、港、澳、台、以及来自世界各大洲的关心华文文学的关心者。记得那是1986年，我是与我们会的刘笔农先生一块儿出席。在这个会议上，见到了、认识了许多过去慕名、难得见面的学者、教授。应该说，那是很兴奋的。因为有好多学者、教授，过去只在文章、书刊见到面。现在却在眼前出现。从我的内心说，那是兴奋的。
杨越是广东社科院文学所的负责人。他跟海外关系较密切，因为他在30-40年，他曾在新加坡华侨中学与南洋女中教过书。一说起来，关系就来了。而且他对于新加坡作家姚紫的到广州医病，费了很多的力气。姚紫是我在道南小学的教师，是新加坡有名的作家。
意外的是认识了有老顽童，以及人们称谓的“潘大吹”，那是性格爽朗的学者，在文革时吃了一些苦头。
他们一认识就表现得亲切，关切我们，关心海外华文文学，一些志同道合的后辈。在这个会议之后，我们来往得很密。他们很乐意为海外、为新加坡写了许多评论，介绍的文章。应该说，在那个阶段，许多人对于海外的认识是少的。有他这样的评价、介绍，最低限制是起了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关注、开始了认识。
杨越、潘亞墩、陈贤茂、白舒荣是几个关心海外华文的生存以及发展的有心人。
庄钟庆教授我应该是在丁玲会议上认识的。对于这个会议的参与，我是新人，是属于小辈。可是出席会议的，却大多数是中国文坛的老将，是出了名的作家。
因为这样，我自然不太敢太冒然接近。庄钟庆教授自然亦是一名重要的参与学者，对于丁玲的研究颇深。在会中是具有重要份量的。
可是这位衣着随便，为人随和的老先生，对于我这初来乍到的小伙子，都很关怀，对于海外来的晚辈，很是关心。
我自然很有感动，对他好感，也特别尊敬。当他知道我也是厦门人的时候，他很快慰，很热心地邀请我到厦门去，去见见家乡的一切。
我是在日本鬼子打南京的时候，我还小，只有3岁。就在父母的带领下，跟我的一个姐姐，离开了厦门到新加坡了。
那时应该是1937年，到我再踏上厦门的时候，已经是离乡近50年了。到今天，算一算，已经是80余年了。
因为有长者的关心、邀约，于是我在正式与庄老见面的时候，我是单枪匹马先到厦门去了解些情况。
94年，“厦门东南亚国际研讨会”第二届会议将召开，收到邀约，我是踌躇再三，我很坦白跟庄老师说：我不喜欢厦门。原因是宝岛的一些人，在厦门的行动，很令人看不下去。这种气氛，将厦门搞脏了，弄坏了。
庄老师跟我说：可以不必住外面酒店，他可以安排住在校园的宾馆。那是宁静，不吵杂的。从此以后，我到厦门，几乎都是由庄教授替我安排校园内的宾馆。
厦门“东南亚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我在第一届没有参加之外，此后的每一届我几乎都是出席参与。
庄老师并不只是替你安排一个住宿的地方就了事，他还关心住得好吗？习惯吗？吃得适合吗？合口味吗？我在厦大宾馆住的时候，他是会安排一些时间到我宿舍中来看我，有时因此就谈了许多，有自己过往的，有他的一些经历。当然也谈到他的一些设想、一些理想、一些做法。他会叫他的研究生跟我会面，除了谈海外，也谈他们的一些感想。
这种谈话，很合我的脾胃，也可以互相了解、增进认识。最低限度，能让我对厦大，对厦门，对中国的社会动向，有深一层的认识、了解，当然也能除了我单独在宿舍的孤寂。
接触多了，对于庄老师的认识、了解，也多了、也加深了。我给他的一句中肯的评语：就是没架子，没派头，人缘好，讲实话。一句话，跟我很投缘，我与他大有相见恨晚。
他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会是认真的、关心的，都是一心一意想将它搞好，有代表性、有成绩表现的。
我们谈的都是与东南亚华文文学有关连的问题。我们大家都没有私心，没有想从这种工作中去捞取私利。
有一次我跟庄老师推着他那辆脚踏车，到校园中的邮政局去取信。到了那里，他将脚车随意一放，就往里去。我提醒他，脚车没上锁。他给的答案：这脚车已经很破旧了，许多人不会要的；会看重这脚车的人一定是一个穷得没办法过日子的人了。从这，我看出庄老师不求金钱，不求名利的性格了。
说实在，看他的装着，衣着，与一个老农夫实在相差不远。可是，说实在，他在学术研究不只认真、还是深入，不断求进、求实、求取突出的表现。
庄老师是一个研究者。他在文学方面，特别有研究的有丁玲、鲁迅、茅盾。对这3位作家，他都有很深刻的评论，也撰写了研究的结晶，而这几个作家研究的成果，也是得到学术界很高的评价。这也是他的坚持、认真、执着、深入地分析、研究、评论有关。
对这3位中国文坛的象征人物，有代表意义的作家，他是认真用心，从各方面大小问题有关地深入研究，得出结果。这些评价，是学术界给于的真实的、切实的评价。
庄老师对于研究的对象是抱着认真、严肃的精神、态度、心态去进行的。尤其对于茅盾，他是最用力，更是认真，做到大小问题都不漏掉，都要求得真实的解答。
根据我的一点了解，他写了“茅盾史料发微”、“茅盾的创作历程”，而在“新文学史料”中，有更多的研究成果的发表。前几年，台湾的一家书店，找到了庄老师重印的一套“茅盾研究”专辑。
对于这些作家的研究，庄老师应该是倾注全力、费尽心力、去考核、去证实、去研究。
庄老师对于茅盾是抱着一股崇高的心态去面对。这位前辈去研究这位长辈。他是倾全力去做这一件在文坛上具有特别意义、特殊意义的作为。
因为研究茅盾，对茅盾有深入的认识，有特别的评价。根据我跟他的接触，他对茅盾真是尊敬的，执着的。我们在谈到茅盾的时候，他总会肃然改口“茅公”。这不只是口头的称道，应该是作者内心的心声。一种对前辈，对作家的崇敬之心及之意。
80年代，改革开放，风起云涌，一时刮起了一种风气。门户开放以后，许多有知识之士，都兴起了对外的了解、认识。
在厦门，“厦门大学”当然更是占有这个风气，大学里的学者，教授，以及社会上关心海外华文文学的有识之士，就纷纷而来，组织了会社，展开了门户，向外联络，与海外交流，搭挤通路，三五人起，联络一批志同道合之士，组织了团体，进行、开辟另一条路，成立会社、展开研究，也更兴起了与海外搭起桥梁、建立了联络、交流及展开研究。
厦门大学的专家、学者、教授就在这当儿，成立了“厦门东南亚华文研究会”。这一批先行者，据知就有庄教授、陈育伦教授、蔡师仁教授、庄明宣教授、彭一万教授、周宁教授、洪弘、郑楚教授等校内校外的一些有识之士。
经过了时光的流逝，人士的变迁，旧人大多退休，有的离队了，但是留下来的也不少。其中就知道庄教授这样辈分的前辈，虽然说是退了，但是他还是在关心会，在为会运谋设计，所出的精神、气力，都是确确实实，一点不输年轻的一辈。年轻的一代，随前辈所创立，所推行的工作，都能很好的承受，很好地推行。
“厦门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会”在中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组织，它的关心、研究的对象，是东南亚那一片。那是较为不同的一个方向。东南亚有不同的语言、文化、宗教以及生活方式。
“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基本上是2年一次的研讨会，议题一般上大都环绕在东南亚这一片中国文学的相互关系，产生的作用与影响。会后总会收集、攥写有关的文章、编辑成书。一般上是一次2辑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辑刊”。几十年里显得出，呈献了那厚厚的出版，再加上其他各有关的论文、报导的出版，成绩就显现了出来。
在会议期间，海外团体、机构、个别人士，都带书送给主办当局，充实了、丰富了海外华文文学的收集，成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书库，成为在中国国内收集了最多、收藏最丰富的一个“资料室”。种种的工作，都显得这一批人是在干实事，做有用的工作。
“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会”的参与者，有校内的专家，学者，教授，还有厦门地区的一些关心海外华文文学的学者、专家。这些我上面写过的，以及后来较年轻的一代：苏永延、陈天助、王丹红、张长虹等一批学者。因为他们的努力，他们的用心，让这个组织不只能生存下来，还能蓬勃地发展下去。
我们在海外也同样在做、在推动海内外的华文文学的各有关工作，因此志气相投、交谈得来，也有许多共同的话题、见解。
以庄钟庆为代表领导人对海外除了关注，也更为关心。作为海外的文学团体的负责人，也是具有这样的决心，也关心这种相同与不相同的各种不同的问题。
我一到厦门，我们就会无所不谈，谈世界华文文学，谈东南亚与中国各方面的文学上的话题。
老教授对海外的一些人能专心一致在推文学，很是赞赏。他也表示海外华文文学，一般上不规范，所以会这样，那是因为环境的不同，社会结构等因素形成的。
庄老师不只关心文学，他也为海外的一些问题表示关切。
那时，新加坡有些人要到厦大读书，因为种种的关系，有些人没有足够资历的证书文凭，可是他（她）有那股劲，他们想进修，想读书。于是，以他们的写作表现，庄老师为他们写证书推荐信。
记忆中，在新加坡就有十几二十位这样的人，在厦大进修大学学位。还有进修博士的，也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总是义不容辞，乐意去做的。这些工作，我一般上都有参与，都知道，了解一些个中缘由。
回想起来，这十几二十年间，新加坡就有丘柳漫、君盈绿、高凡、叶丽仪、连奇、赖素春、韩山元、王兆炳、馨竹、黄秀娟等，在厦大进修博士学位。其中一两位是修读硕士学位的。大都是文学、戏剧、历史等博士学位。
在读课程，有时难免碰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庄老师总是乐意出面帮助，为他们解决难题，分析问题，如何下笔，如何进行，结构，书写，有时也会帮助他们改动、安排等等。
有的是他指导的，有些是因为生性乐意帮人，因此总会去求他指点的。不只这些，他也肯将他的珍藏的参考资料，无私地借给学生。我就曾经为他带了一本王士菁撰写的“鲁迅传”到新加坡给一位博士生，作为参考资料。
这一本书，我在中正读书时，曾在那儿见过。后来的岁月，已经难得一见了，被爱书的人，视为珍宝了。庄教授却愿意让我带来给她。至于书后来有没有还给他，我不得而知了。对我来说，书对于读书人，研究者来说：是如同生命的。
我在94-95年，决定在中国印刷出版丛书，先是在北京印刷出版，然后在那儿码头出货，运来新加坡。后来才知道，在北京除了自己要去校对，一般出货，手续较繁杂，还有货运费也较贵。
庄老师知道了这件事以后，就自告奋勇，自动出面帮助协调这工作。从此，我们就在厦门每年最少印6本，也有多到16册的。而一校二校，也是庄老师找人代劳，最后一校，托人或是寄来新加坡由我校对。这种工作进行到2013为止。
这一段时间下来，印刷的数目是不少的。这是一个无偿的工作，还要出货、寄货，报关等的工作，是繁琐繁杂的。也是没有任何报偿、补贴的。
庄老师不只是在负责会的运作、推动，以及策划，还有要日常的各种运作。在会议后， 其他的人也许可以稍微休息，可是就知道，这个时候，他还要忙，而且可能是最忙的工作才开始。
他要收集论文、他要看稿、他要选稿。他要将一些有关的文章，还有会议的有关论文编印成书。成为丛书、成为资料、用来赠送，收藏。工作是长的，是琐碎的，还要细心，还要有心。
庄教授在会的工作，是多的，是无所不包的。不论大小事，他总是一脚踢。这些种种、等等的工作，一般上是与东南亚脱离不了关系的。他的一生是关心东南亚华文文学，都倾注在东南亚华文文学工作上。
“东南亚华文新文学史”以及“东南亚华文文学大系”的编辑出版，就是以见出这种关心、用心。
死者已矣！我们除了想念他的精神，也足以见出他的用心。我们很希望，这种精神，可以坚持下去，能继承，而且能发挥作用。
一路来，我认为庄老师除了与我很谈得来，也无所不谈。我们总是很严肃，很正经八百的谈论海内外的华文文学，包括发展以及前途。因为谈的范围很广，牵涉面很广，他很愿意给我谈一些过往的事件。
我记得他告诉我，他毕业以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到“人民文学”当编辑。他说，有一次他负责郑振铎“中国文学史”的编辑以及校对的工作，最后他校出书中有一段引文，有18个字不准确，于是他向主编提出，获得了很大的赞赏，认为他是一位细心的工作者。后来被推荐到厦门教书。
庄教授是一向一心一意在为“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会“在做工作，最重要的是为会筹款。有一次谈兴正浓时，他突然跟我说:“你对我们很关心，可是你不是有钱人，不能帮助我们……” 我将这句话记在心底。
我老伴跟女儿丽茜，也经常与我一起，跟庄老师见面、会谈、偶尔也一起吃饭。她也很关心庄老师的会，认为他做得很辛苦。
前几年，老伴走了。我们一家就决定捐一点钱给厦门“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会”作为基金，以“骆明工作室”设立“连英东南亚研究基金”，用于研究，推动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有作用的工作。
因为庄老师的为人，的坚持、执着、一心一意为东南亚华文文学，我并非一位所谓有钱的人。但是我希望能抛砖引玉，有更多人的支持。让一位一心一意、执着坚持的长者给于一点安慰。
最后，我要说道：庄老，安息吧！许多人会记得您的。
（2023年2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