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前后马华文学的跨族群书写
贾颖妮
（中国）
一、西马：颂歌与隐忧
马来（西）亚独立前后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马文坛提倡爱国主义文学原则，主张作家摆脱侨民意识，改以马来亚为永久的故乡，通过文学来促进各兄弟民族之间的融合与亲善，创作中不乏宣扬民族融合之作，但整体上显得生硬、概念化，有些作品透露出对马来霸权的隐忧。韦晕小说《乌鸦港上黄昏》（1952）和方天小说《胶泪》（1955）书写了华人与其他族群的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叶绿素的诗歌《日子》（1956）和寒行的诗歌《三个人》（1957）号召华巫印三大“兄弟”民族团结一致，寻求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这类宣扬民族融合之作，整体上显得积极乐观，振奋人心。可见，此时的马华作家对马来亚脱离殖民统治走向民族独立充满憧憬。他们呼吁各族之间的精诚合作，共同开创一个新兴的国家。
不过，也有少数华文作家透露出对马来霸权的隐忧。马摩西的诗歌《马来亚颂》（1955）采用第二人称的写法，将马来亚充分人格化，赞美其自然风光、物产风土，追忆华人与马来亚友好交往的历史，满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但在对马来亚的热烈歌颂中，一句“信任他们没有鸠巢鹊占的野心”恰恰流露出华人对马来人是否认同自己的疑虑。这种疑虑在辛生（方天）的短篇小说《一个大问题》（1956）中有更多的展现。小说通过华裔主人公亚兴伯与两个马来友人的对话，表达当时华人申请公民权的诸多障碍。若与当时文坛常见的歌颂国家、认同独立的正面书写相比，方天这篇小说包含更多的是对马来民族主义的质疑。在公民权问题上，亚兴伯费尽口舌的解释只换来马来友人无关痛痒的安慰，华人遭遇的不公正待遇并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然而，小说开头和结尾都写到了亚兴伯与马来友人互道“猛得格”，中间的对话也气氛和谐，反映出华人尽管对公民权有诸多意难平，内心的忧虑与不安也依然伴随着爱国热情共同消融在文本中。
独立前后有不少书写华巫婚恋的作品，成为华巫族群关系之寓言，如卿华的《甘榜之恋》（1956），山芭仔的《太平湖之恋》（1956），以及梁园的系列短篇小说《太阳照在吡叻河上》《月亮在我们脚下》《新一代》《星光悄然》（皆发表于1968年）等。这类书写华巫之恋的小说，基本以悲剧告终，年轻情侣要么被迫分手，要么选择逃亡，要么以死殉情。这反映出华巫两族根深蒂固的种族观念带来的隔阂，透露出华人担心不被新政权认可的焦虑。即便如此，这类作品仍然对冲破族群藩篱，建立和谐共处的社会充满憧憬：至死不渝的爱情为弥合族群分歧提供了范例，个人的牺牲也可换来族群的和解，与爱情相伴随的是对共同建设新型国族的热望。
独立前后西马文坛的跨族群书写，表现了华人对马来西亚走向独立的美好憧憬，真心歌颂新生的政权，期待与兄弟民族团结合作，携手建设新的国家。此时期的作品把其他族群引为朋友、同胞、兄弟，有意去除华人的文化优越感。这种变化折射出华人在政治认同上从“侨民意识”向“国民意识”的转型。但整体而言，这类作品稍显概念化，文本中的人物对话往往承载过重的政论功能，沦为建国意识形态的转述，情节推进则高度依赖抽象的国家主义框架，缺乏对日常跨族际交往中的共处细节、情感体认与认知摩擦的深描。究其根源，此时期华人作家虽在认知层面完成了国家认同的主动重构，但实际的社会交往半径大多仍局限于华人社区内部，对巫裔、印裔等族群的生活世界、宗教信仰与日常伦理的具身性体验较为匮乏。情感联结的空疏致使文学想象难以获得建构丰满他者形象所必需的“亲密性知识”，作品难免政治正确但缺乏生动性和真实性。
二、东马：理解与磨合
东马包括砂拉越与沙巴，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沙巴文学尚未成气候，本文主要就砂拉越华文文学展开探讨。此时正值东马人民政治觉醒，开展反殖民、反大马运动的时代，一批土生土长的年轻人开始文学创作，其作品流露出对砂拉越这块土地的热爱以及对友族同胞不幸命运的同情与关注。
东马作家吴岸创作于1957年的《老赖的快乐》书写华巫合作争取合理权益的故事。东马作家砂耶的《给一位马来兄弟》（1958年）通过梦想与现实的对比书写殖民地统治下马来民族的悲惨命运。诗歌不仅以“给一位马来兄弟”为题，诗中多处也直呼马来人为“兄弟”，结尾处更是要替马来人发出控诉。与西马不同的是，马来人在砂拉越也是少数族群，跟当地其他原住民一样过着悲苦的生活。东马华人与马来人相处和睦，没有过多种族纠纷。砂耶写作此诗时砂拉越仍处于英殖民统治，当地原住民过着落后和困苦的生活。同时，1950和1960年代是砂拉越爆发风起云涌的“反殖民”“反大马” 斗争的年代，许多华人投身民族解放运动，与当地原住民一道为砂拉越的独立而奋斗。时代风潮在文学世界留下了投影。歌唱民族情谊、控诉殖民者的残暴统治、强调民族合作争取独立自治成为不少作品共同的诉求，吴岸称之为“处于萌芽状态的乡土观念和爱国思想”。阿沙曼的《跳玲珑》（1958）、田宁的《长屋》（1958）、白金的《咱给兄弟民族来唱歌》（1960）、肖南的《农夫，森林和土地》（1961）、雨田的《我只有欢欣》（1962）等诗作莫不如此。在这类作品中，华人没有担心不被新生政权和主导族群承认的焦虑。
华人与东马原住民的通婚由来已久，原住民因经济贫困、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一直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生于婆罗洲的李永平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作了几篇有关原住民的小说《“支那”人——胡姬》（1959）、《婆罗洲之子》（1966）、《拉子妇》（1968），以跨族群婚恋彰显了华人对弱势族群的歧视与剥夺。作为土生土长的作家，李永平对婆罗洲的原住民有了更多的了解。在他的笔下，原住民已进入华人家庭，因此小说中对原住民有了更具体的描写。这反映华人在这片土地上的不断融入，以及随之而来的有关友族的知识场的变化。
三、两者差异与后续影响
总体而言，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马的跨族群书写洋溢着爱国热情，华人对与兄弟民族团结合作建立新兴国家充满美好期待，在这种正面书写的底色下，也潜隐着华人对公民权、语言政策的不满，以及担心自身对国家的效忠不被主导族群承认的焦虑。跨族群婚恋是族群关系的晴雨表，西马作品中的跨族群婚恋往往以失败告终，较少表现家庭亲密关系中的族群文化冲突，往往泛泛而论族群文化和宗教信仰的隔阂，或者将批判矛头指向国家体制。
此时期东马的跨族群书写也歌唱民族情谊，强调团结合作争取民族独立，但在这类作品中，华人没有担心不被新生政权和主导族群承认。东马跨族群婚恋书写中的原住民已进入华人家庭，“混血儿”甚至成为作品主角。家庭空间中的文化冲突成为此类作品书写的重点，无论是《拉子妇》中华人家庭对拉子妇的集体贬斥，还是《婆罗洲之子》中混血儿大禄士在两个族群中的左右为难，都呈现了跨族群婚恋中的文化冲突与磨合。在这类书写中，批判的矛头往往指向华人的种族优越感与对他者的文化偏见，表现出可贵的反省意识，这在同期西马的作品中很少见到。
西马东马两地跨族群书写的差异，一方面是由于两地的政治历史、族群结构、宗教信仰的差异，另一方面是由于东马的南来文人较少，写作人大多是本地成长，对这片土地已产生归属感，能真诚地去了解友族文化，关注友族处境。
马来（西）亚新邦肇建之期，东西马跨族群书写的差异，已预示此后两地族群政治与文学书写之差异。1970年代后，西马书写华巫关系的文本侧重批判国家体制，族群关系反而处于次要地位。即便是书写华巫之间的亲情与爱情关系，要么是表现出缺少交集的家庭关系，如驼铃小说《可可园的黄昏》（1980）中，汉叔的外孙是女儿与马来人结婚所生，汉叔与外孙很少见面，关系淡漠；要么将书写焦点指向批判国家体制，如王筠婷小说《火车火车嘟嘟嘟》（2013），贺淑芳小说《Amimah》（2012）、《风吹过了黄梨叶与鸡蛋花》（2013）等。与此相反，东马的跨族群书写较多着墨于亲情的矛盾、磨合和亲密关系，如梁放《龙吐珠》（1985），庄魂的《梦过澹台》（1991），杨锦扬的《纸月》（1994），梁放《我曾听到你在风中哭泣》（2014）等。比较西马与东马的跨族群书写，可清晰地辨识出国家政权对族群关系的结构性形塑。在西马，国家长期推行的族群政治通过制度化的资源分配与身份划分，不仅固化了族群边界，更在意识形态层面构成了对创作者想象力的隐性规训——它迫使文学叙事或臣服于官方种族话语，或陷入抵抗性书写的二元桎梏。相较之下，在东马，因国家行政权力与文化机制渗透的相对不足，族群间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相遇更多地呈现为一种自发性的“冲撞-调适”动态。在此类边缘空间中，文化差异没有被简化为抽象的政治符号，而是在具体的生活语境中得以反复协商，这使得创作者更倾向于呈现文化差异在互动中的自然磨合与重构。
贾颖妮，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与新媒体学院教授，华侨华人文化研究所负责人，电子邮箱 This e-mail address is being protected from spambots. You need JavaScript enabled to view 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