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明与亚细安华文文学空间的建构
李光辉（中国）
摘要：骆明是新加坡著名华文作家、文学活动家，也是东南亚华文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作家、编辑家与文学活动家。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文学生涯中，他不仅创作了大量内涵丰富的华文文学作品，更以卓越的组织实践建构了一个跨越国界的区域空间“亚细安华文文学”。本文以文学空间建构视角，从骆明的文学使命意识、实践成就与历史价值三个方面，系统考察骆明在亚细安华文文学空间生成与发展过程中的核心作用。本文认为，骆明的文艺使命意识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精神与南洋生存经验的深层融合之中。他发起并持续推动“亚细安华文文艺营”，使之成为东南亚华文文学制度化交流的核心机制；主编《新加坡（1930-1948）经典作品集》等多套大型文献，为新华文学奠定了史料基础；创立新加坡第一间民办“新华文学馆”，为东南亚华文文学积累了可以传承的文献资源。骆明的文学活动历史价值在于，他不但是新华文学的组织者与守护者，更是“亚细安华文文学”这一空间概念的缔造者与实践者，为东南亚华文文学建构了制度化的交流平台与可以传承的文献体系。这些方面凝练出的“骆明精神”，对我们理解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生成机制与发展路径，具有重要的学术启示意义。
关键词：骆明；亚细安华文文学空间；使命意识；实践成就；历史价值
当我们观察研究东南亚华文文学时，新加坡华文作家骆明是一个我们绕不开的关键人物。骆明本名叶昆灿，1935年出生于福建厦门，两岁时随家人移居新加坡，南洋大学中文系毕业。他在长达九十年的生命历程中，以散文创作、文学评论、编辑出版与文艺组织四位一体的方式，深度参与了新华文学乃至整个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建设进程。从1977年出版第一部散文集《游踪》，到２０２４年推出《我的书还在》，２０２５年以九旬高龄推出《九十年的回眸》，骆明的创作生命横跨新加坡建国后的整部华文文学史。他不仅以个人笔耕留下了38部专著，更以一己之力发起并维系了一个东南亚区域的文学交流机制“亚细安华文文艺营”。他在东南亚华文文学史上，留下了永远长明的“骆明精神”：“永远向前、坚持不懈、努力耕耘、奉献文学”。 目前，学界对骆明文学活动的研究多聚焦于其散文语言特色或游记的文化内涵，对其作为东南亚区域华文文学空间建构者的系统性考察还较为少见。这与骆明在东南亚华文文学中的重要地位极为不符。本文采用文学空间视角，尝试解决的问题是：在东南亚华文文学面临本土化转型与边缘化挑战的双重语境中，骆明怎样以自觉的使命意识，通过个人创作、文艺组织与文献出版编辑三重实践，建构起“亚细安华文文学”的制度化交流空间？以此揭示骆明将“亚细安”从一个地理名词形塑成具有内在关联和可持续生命力的“亚细安华文文学”制度空间的生成机制、结构特征及运作逻辑，为我们的东南亚华文华文文学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一、骆明的亚细安华文文学空间使命意识
任何文学空间的建构，都来源于一种自觉的对某一文学区域整体性的认识与认同。这种整体性认识与认同，既包括民族传统文化所孕育的人文精神与无意识经验等精神活动领域，也包括人在社会现实中的具体行为等物质活动领域。由骆明的文学作品及其文学活动不难看出，他的文学使命意识，首先来源于中华传统文化所滋养的人文精神与南洋华人漂泊经验。沈艺虹认为：“骆明正是以中华传统文化所养育的‘文心’去解读世界各地的异国风光”， 这一判断揭示了其文学精神的文化根源。2010年，骆明在接受《中华读书报》专访时明确回答了东南亚华人作家“亦商亦文”现象背后的文化逻辑。他认为东南亚华人相当一部分是商人，这与殖民时期“分而治之”的政策密切相关——华人被限制在商业领域，却也因此获得了相对的经济自主，进而有能力以写作形式来记录华侨的甘苦、传递文化薪火。他以印尼作家黄东平为例，指出黄东平的“发愿为华侨（华人）写作”的宣言：“不但这一生，我要写完它！若是有‘来生’的话，再写它另一生”，认为这代表了东南亚华人作家“为了苦难无告的华侨”而写作的自觉意识。骆明将这种写作理解为一种“责任”， 指出东南亚华侨华人的写作不仅是个人的情感表达，更是记录华侨甘苦历史的文化使命。
骆明的文学使命意识的渊源，还在于他亲历的战争创伤与文化劫难。1942年日军占领新加坡后，年仅七岁的骆明亲身经历了“检证”的恐怖——日军对新加坡进行分区检证，被确认为“良民”者可以盖“检”字暂保性命，而“穿着斯文、戴眼镜的人，会被轻易断定为抗日分子，当即被扣下”，传闻受害者在五万至十万之间。更令骆明刻骨铭心的是日军的“文化统治”：父母所办华文学校的一切华文资料被尽数烧毁，为保住文脉，父母将幸存资料塞入粪坑等待重见天日。这一文化劫难的亲历体验，在骆明幼小的心理种下了“一种比财富还要深远的损失”的文化意识，使骆明对“文脉中断”有着切肤之痛，也使其后来的一切文艺实践都具有了某种“抢救性保存” 的紧迫感，也成为他终生致力华文文学传承的精神原点。黄秀娟指出，骆明“身上与生俱来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与其“以华文文学为突出代表的文学创作、接受与研究” 之间形成了高度同频的互动关系。
骆明的文学使命意识，更表现为一种“文化传承”的实践理性。他曾坦言，自己“决心将毕生奉献于文艺及其推动工作”的朴素逻辑是：“要使国民喜欢阅读，就要有读物可读，就要有人写作，就要爱惜写作者。” 这一逻辑链条展示了骆明如何将抽象的“文化使命”转化为可操作的实践路径——创办文艺协会、组织文学活动、编选出版作品、建立文学馆藏。他同时强调，自己“不愿意做”苗秀、黄东平那样“贫病交迫”的传统文人，而是选择以经济独立保障文学自主的路径。 2011年出版的《骆明选集》收录其70篇文章，便集中体现了他对新华文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系统思考，以及对亚细安文学的持续呼吁。吴松青从文学发展观的角度考察骆明，指出骆明主要“从文学的基本属性和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特性两个层面把握其本质特征，综合地、系统地考察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发生与流变”。 这种将使命感落地为制度的务实精神，使骆明区别于一般的作家型文化人，而成为东南亚华文文学史上罕见的“组织型文人”。骆明的文学使命不仅是写出好的文学作品，更是为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生存与发展铺就制度化的轨道。
二、骆明的亚细安华文文学空间的四重建构
列斐伏尔在专著《空间的生产》中，开创性提出“（社会）空间是一种（社会）生产” 的观点，认为空间不是静止的地理或物理概念，不是承载各种社会关系的空洞容器，而是一个充满动态的、复杂的变动不居的复杂过程，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进行重组和建构，本身就是一种生产模式。骆明是最早从区域整体的高度，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空间意识觉醒的文学活动家。他对亚细安华文文学空间的建构，首先体现在创立和推动“亚细安华文文艺营”这一制度化交流平台上。1988年，骆明发起首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并于新加坡举办。在骆明之前，东南亚各国华文文学虽已各自发展，但彼此之间缺乏制度化的交流机制，华文作家多处于“孤军奋战”的状态，作品的传播范围局限于本国，文学经验难以共享。骆明敏锐地意识到，“亚细安各国有许多问题太相近了”，“我们需要大家共同面对，我们大家要一同来解决一些问题”。 文艺营的设立，正是为了解决区域华文文学“各自为政、缺乏联动”的困境。此后文艺营每两年一届轮流在各国举办，泰国华文作家协会先后承办了第二、第六、第十二届，印尼、文莱、菲律宾等国也陆续接棒，至2021年已举办至第十七届。从第五届开始，文艺营设立“亚细安文学奖”，一国一名，由各国各自推荐，首届获奖作家包括菲律宾的吴新钿、马来西亚的韦晕、泰国的黎毅、文莱的傅文成、新加坡的李过、印尼的黄东平。从第四届开始，文艺营出版《亚细安文艺合集》，系统积累区域文学成果。这一系列制度设计，使文艺营从一次性的会议演变为具有持续生命力的区域文学合作机制，形成了东南亚华文文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制度化交流平台。
骆明对亚细安华文文学空间的贡献远不止于“发起”这一历史性动作，更在于他持续三十余年的“守护”与“调适”。骆明在2010年的回顾文章中坦言，文艺营走过二十几个年头，“时间过得实在太快了”，但字里行间流露的更多是对这一机制持续运转的规划与期许。他明确提出文艺营未来的两个方向：其一，向外界阐明“什么是亚细安华文文学”“亚细安华文文学有哪些特色与内涵”；其二，各国有计划地介绍本国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乃至“有规模、有计划地出版一套能对亚细安以外的国家、团体、人士们有益的书籍”。 这些设想体现了骆明将文艺营从“内部交流平台”升级为“对外展示窗口”的战略眼光。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第十七届文艺营以线上大会形式举行，主题定为“疫情激奋战，文心播书香——建构亚细安华文文学命运共同体”，延续了骆明创设文艺营的初心——在变动不居的时代环境中为华文文学寻找新的凝聚方式与表达空间。骆明在2020年出版的《亚细安文学路上的回眸》中，再次回顾文艺营的发起与组成经过，表示希望对于推动亚细安华文文艺营以及发展亚细安华文文学提供些借鉴与根据，体现了这位创始人对这一文学合作交流机制持续不竭的关怀。
其次，骆明通过卓越的文献编纂工作，为亚细安华文文学空间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早在1991年担任新加坡文艺协会会长期间，骆明就策划主编了《苗秀研究专集》《杏影研究专集》《姚紫研究专集》等一系列新华作家研究丛书，有计划地收集数位五六十年代标杆性新华作家的作品及其生平资料，其中《苗秀研究专集》被视为苗秀作品研究中“最集中的研究”。 2003年，骆明总编了《南来作家研究资料》，详尽罗列了自1920年至1965年间的南来作家的信息，涵盖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对南洋的影响期、抗战时期南来文人的流亡期，以及战后新华文学的本土化转型期，这一举措本身就体现出骆明非凡的学术眼光。此后，骆明工作室先后推出两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献汇编：一套为10册《新加坡（1930-1948）经典作品集》，收录了王哥空小说《面包及其他》、谭云山诗集《海畔》等珍稀文本；另一套为6册《新加坡1929年之前“怀念经典”作品集》，囊括杨骚诗集《受难者的短曲》、许地山小说集《缀网劳蛛》等早期作品。骆明形容这一搜集工作“如大海捞针般”，需要“耐心与用心”。两套文献的出版被学界认为“不但为新华文学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研究资料，一般读者也能以此了解百年前南洋华人的生活与社会状况”。 骆明在文献编纂中体现出的学术自觉——系统搜集、分类整理、公开刊行——使新华文学从“活在当下”的创作状态进入了“可供历史审视”的文献状态，从而为亚细安华文文学空间的建构奠定了史料基础。
再次，骆明还通过创立“新华文学馆”，为亚细安华文文学空间提供了实体化的物质载体。2002年，本着“建立资料库，为新华文学留下史料” 的初心，骆明开始筹备“新华文学馆”，历经十年波折，终于在2012年创立新加坡第一间民办文学馆。开馆之初，馆内藏书超过万册。新加坡文艺协会现任会长李选楼指出，文学馆一能为学生搭建阅读的桥梁，让读者了解南来移民如何参与岛国建设；二能保留和推动母语的重要价值，促使作家写出更多佳作。骆明在2010年接受采访时强调，“骆明工作室属下的新华文学馆，藏书是公开让人阅读和查考资料的”，并希望“能吸引专家、学者到来做有系统的研究”， 进而出版更多有价值的文学史料。这体现了骆明对文学馆功能的清醒定位，它不仅是藏书的场所，更是学术生产的中转站。骆明辞世后，其子女宣布将其位于林大头路的故居用于创设“骆明文学馆”，延续着他生前对新华文学的殷切期望。从新华文学馆到骆明文学馆，骆明为华文文学空间的物质化传承留下了可看可感的历史文化遗产。骆明通过制度平台（文艺营）、文献体系（经典作品集）与物质载体（文学馆）三重维度的协同建构，为我们搭建了亚细安华文文学空间立体的、可持续的存在形态。
第四、骆明的文学实践本身，也深刻体现出对亚细安华文文学空间的建构。
他在近半个世纪的创作历程中，一共创作出了３８部专著。这一创作谱系可以清晰地辨识出三个主题阶段。第一阶段以“游踪”系列为代表（《游踪》至《游踪五集》，1977—1983），以游记散文为主要文体，书写对异域风光与文化差异的观察与感受。这些游记的独特之处在于，骆明“以中华传统文化所养育的‘文心’去解读世界各地的异国风光”， 在“游”的表象之下蕴含着文化比较与身份思考的深层意涵：一个南洋华人如何以中华文化为参照系去理解更广阔的世界。第二阶段以《骆明文集》及《东南亚——另一片华文文学天空》《文化传承》《七月流火》等为代表（1990年代至2000年代），文体转向文论与杂感，主题聚焦于新华文学的本土性、南来作家的历史贡献、亚细安华文文学的前景等议题。第三阶段以《边鼓集》《街的那头》《昔日集》《怀旧集》《怀思集》《往事如烟》《涛声依旧》《亚细安文学路上的回眸》《生命从88岁开始》等为代表（200０年至今），文体以回忆性散文、自传性随笔为主，呈现出“怀旧”与“传承”交织的暮年心境。骆明创作的价值，深刻体现出其以文学实践参与新华文学主体性与亚细安华文文学共同体双重空间建构的努力。一方面，他在作品中表达了对“南来作家”的深切尊重和缅怀，将郁达夫、杨骚等人视为“新华文学的启蒙者”。另一方面，他也认为新华文学并非南来文学的简单延伸，而是“在新的土地上生根、成长、开花、结果”的独立文学形态，为新华文学的本土发展确立了独立的叙述框架。2020年出版的《亚细安文学路上的回眸》着重介绍亚细安华文文艺营的发起、组成经过，以及有关亚细安各国华文文学的介绍，收录了《东南亚——另一片华文文学天空》《东南亚华文文学应摆在哪里？》《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独特性》《开创亚细安华文文艺的新境界》等文章。这些文章不能仅仅视为文学评论，更是骆明作为亚细安华文文学空间建构者的“宣言书”，他在切切实实地为亚细安华文文学争取一个被看见、被承认的位置。这不仅是创作意图的表达，更是一个空间建构者的自我定位。
三、骆明的亚细安华文文学空间建构的历史价值
在分析了骆明创建亚细安华文文学空间的使命动力、四重实践面向之后，其上述一系列重大文学举措的历史价值也就不难理解了。其历史价值，首先体现在为东南亚华文文学提供了一种“从分散到整合”的区域性发展范式。在骆明之前的东南亚各国的华文文学虽已各自积累了较为可观的创作成果，但彼此之间缺乏制度化的交流与联动机制，各国作家多处于相对孤立的状态，面对本土化浪潮的冲击与华文教育式微的困境，往往只能各自为战。骆明发起的“亚细安华文文艺营”及其配套的“亚细安文学奖”、《亚细安文艺合集》等制度设计，结束了这以局面，使东南亚华文文学从各自为政走向区域协同，从孤立发展走向对话共生。这一范式具有的开创意义在于，它证明了在多元语言、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东南亚语境中，华文文学不仅能够维系自身的文化传承，而且能够通过区域内部的资源整合与经验共享，形成一种超越国别界限的文学共同体意识。骆明在实践中探索出的“轮流主办、各国推荐、合集出版”等一系列制度化运作方式，不仅使亚细安华文文艺营从首届延续至第十九届而未曾中断，更使其成为东南亚区域华文文学合作的一个经典范本，可以为后来其他区域的华文文学联合提供可资借鉴的组织经验。
其次，骆明的亚细安华文文学空间建构的又一历史价值，在于他将“空间建构”落实为可持续的物质与制度遗产，从而使华文文学的传承获得超越个人生命限度的自续动力。骆明自觉于文学空间的存续必须依赖物质性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他主编的《南来作家研究资料》等大型文献，使大量濒临散佚的新华文学珍稀文本获得了系统的整理与公开的刊行，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第一手史料；他创立并推动的亚细安华文文艺营及其配套制度，新华文学馆、骆明文学馆等，不仅为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区域交流提供了一套可重复操作的运行机制，也通过实体化的藏书空间，使华文文学从“纸面上的存在”转化为“空间中的存在”。就此意义而言，骆明留下的不仅是38部个人专著和一套区域文学交流机制，更是一种可持续的文化生产与传承模式。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骆明以“亦商亦文”的身份实践，展示了华文文学在商业社会中的一种可行生存策略——以经济独立保障文学自主，以商业收益反哺文化事业，使文学空间的建设不依赖官方资源而获得民间自足的动能[^4]。这种将文化理想转化为制度平台的实践智慧，构成了骆明历史价值中最为独特的维度。
结语
综观骆明一生的亚细安华文文学空间实践，可以从“承传”与“建构”两个核心维度加以理解。所谓“承传”，是指他对中华文化精神与新华文学传统的持续守护；所谓“建构”，则是指他对新华文学主体性与亚细安华文文学共同体的制度性塑造：以实践理性将文学理想转化为可持续制度平台的具体成果。这两个维度的交织与互动，使骆明超越了“作家”或“组织者”的单一身份定位，而成为东南亚华文文学史上一位罕见的“总体性文学实践者”。他通过协同建构制度平台（文艺营）、文献体系（经典作品集）与物质载体（文学馆）三重维度，将“亚细安”从一个纯粹的地理名词，转化成为一个具有内在关联、可供传承、可持续发展的文学空间。在全球化浪潮与本土化诉求持续交织的当代语境中，骆明的文学实践为海外华文文学如何实现“文化传承”与“空间拓展”的双重目标提供了一个经典范例。骆明实践的最最要价值，或许正在于它时刻提醒着我们，空间并不空洞，它承载着记忆、文脉与未来的可能。文学空间的建构，也从来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需要有人以毕生的使命感去自觉推动的伟大事业。这正是我们今天从文学空间视角重估骆明学术意义的最重要理由。
作者简介
李光辉，现任洛阳理工学院人文学院教师。文学博士，暨南大学海外华人文学专业，师从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前会长、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王列耀教授。曾于《当代文坛》《华文文学》《中原文学》《大众文艺》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WeChat：１８９２４０２６０１１， 邮箱： This e-mail address is being protected from spambots. You need JavaScript enabled to view it
王勇：《处在历史转折期的亚细安华文文艺营》，菲律宾《世界日报》，2021年3月17日。
沈艺虹：《骆明游记散文的文化内涵》，《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０年第４期。
龙敏君：《骆明：商业终是手段 文化方为根本》，《中华读书报》，2010年8月11日。
骆明: 《用文字记录日军暴行》，厦门日报, 2017年1月13日。
黄秀娟：《新加坡骆明文学语言研究》 ，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２１年。
龙敏君：《骆明：商业终是手段 文化方为根本》，《中华读书报》，2010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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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松青：《论骆明的文学发展观》，《厦门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蔡晓惠：《美国华人文学中的空间形式于身份认同》，南开大学出版社，第２７页。
骆明：《应让亚细安组织更具作用——我对“亚细安华文文艺营”的感悟》，“泰华文学”网站，2010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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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曦娜：《骆明与新华文学》，《联合早报》，2025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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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森林：《新华文学馆前路再探索》，《联合早报》，2024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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