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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27 February 2019 07:45

张锡镇前人栽树后人乘凉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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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锡镇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泰华文坛:忆事念人


古语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反映人类的最大特性——社会性。人们总是依照共同价值、共同利益和共同兴趣分成各种不同群体。文学爱好者自然投靠文学群体。到了泰国,没有刻意寻找这个群体,也不知道有这样的群体。只是后来,晶莹和杨玲介绍我加入泰华作协,我才突然感到有了一种归属感。


在中国的革命电影里,常常出现这样的镜头:一个革命者想投身革命,但报国无门,突然有一天碰到了地下党,于是惊喜万分,“终于找到了组织!”可见能加入一个志同道合的组织是多么荣幸的一件事。所以,我常常说,是晶莹和杨玲帮我找到了组织,是我的贵人——“革命的引路人。”否则,我还在迷茫中不知徘徊多久。自那一天起,我便成了“组织上的人”了——泰华作协的一份子。


华尔街大厦十九层“作家之家”是泰华文学的“总司令部,”也是名副其实的文学家园。这里面积不大,不足百平方米的空间,却功能齐全,设有会长办公室、秘书办公室、理事会议室、书库和聚会厅。每周日下午,文友们都会聚集于此,各自会带点好吃的点心、糖果,以及各种别有风味的小吃之类,供大家分享品尝。年长的男宾们常坐在沙发上,围着茶几,品饮地道的功夫茶。女宾们则围坐在另一边桌子旁品尝小吃。房间里回荡着各种语言和口音,有潮州话、普通话、泰国话;普通话也有各地口音,山东、河南、黑龙江、湖南、广西、广东、福建、台湾,不一而足。大家用语言传递着思想和感情,关心和友爱,谈论着各种共同关心的话题。大家年龄不同,个人经历不同,生活背景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华文文学爱好。仅此一点就足以成为把大家聚合在一起的粘合剂。


因为工作原因,我来作协不多,但每次到来都感到这里的气氛温馨祥和,其乐融融,感受到家庭一般的温暖和亲热。有时,那些老大不小的女士们一时兴起,还在镜头前咔嚓咔嚓的展示一下芳容,似乎要努力找回那远去的少女风姿,接着是一片爽朗的笑声。这就是家的感觉。


作协不仅是家,也像一个文学大花园,久别之后,到这个花园里散步、聊天、赏花,不也是一种精神享受吗?作协也像一棵大树,当人们在炎炎烈日之下,汗流浃背的劳作之后,来到树荫下,迎着微风,畅饮功夫茶,那又该是何等惬意和神往啊!
作为后来人,每当沉浸在这美感和快感的精神氛围的时候,有谁能忘记,这一切是怎么来的?谁又能忘记,那些久远和现今的园丁和种树人呢?


很久以来,我对泰华文坛和泰华作协的历史不甚了了,只是司马攻会长在一次理事会上回顾作协的往事时,才勾起我了解泰华作协历史的兴趣。我翻阅了可也找到的有关这方面的书和文章,读着读着,被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打动了,激动的心情难以自已。看到许许多多为泰华文学事业和泰华作协的创建和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先贤们、拓荒者和奠基者们,在艰苦恶劣的社会环境下前仆后继,浴火重生,我不禁心潮澎湃,崇敬与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在过去90余年的泰华文学的历史上,泰华文学人历尽了多少艰难险阻,越过多少急流险滩,才一步步走到了今天。走走停停,生生死死,命途多舛,其中有无数故事感人至深,这里仅略举一二,以唤起我等后辈勃然奋励,继往开来。


泰华文学最初是依托报纸的文艺栏目,而后,文学先人们觉得有必要开创独立的文学刊物。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先后有多个文学刊物面世,但多数短命,就连寿命最长的《半岛文艺》和《七洲洋》也在政治寒风中被绞杀了。然而,那些创办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却永放光芒。《七洲洋》编委蔡金象等六位发起人多为商行工薪职员,并非富商。他们仅凭每人捐出的1000铢起家,办起了《七洲洋》的文艺刊物。然而,只出了几期,资金就枯竭了。为筹集资金,就利用夜晚组织教授华文小组来赚钱。这一举动感动了学生,大家纷纷解囊相助,刊物才又得以延续。当出到第十五期,又出现经费危机,这时黎毅先生毅然决然撸下手上的劳力士手表,在当铺里当了2000铢,用来支付刊物的印刷费。出到第十九期,印费又出现困难,当印刷厂老板上门催讨印费,蔡金象无奈,把自己开的咖啡摊儿卖掉还债。第十九期尚未送到订户手中,此刊就被查封了。


政治严冬过后,1975年中泰建交,政治气候开始回暖。1981年一群文友又开始活跃起来,以《风雨耀华力》接龙小说的作者班底为主,有吴继岳、方思若、魏登、许静华、林长茂、韩江、亦非、李栩、许鑫(饭桶)、沈逸文、白翎、梁哲民、陈川、秦程、李不直、蚁光汉、马丁、林牧、陆留、倪长游、胡君宏等几经磋商,几年的筹备,1986年文友们决定成立泰华写作人协会,即泰华作协前身。


前三届会长由方思若担任,到了1990年,司马攻当选会长。他上任后,决心让泰华作协有一个重大改观。他做了三件大事,一是更名,将泰华写作人协会,更名为“泰华作家协会”,要正规化、正统化、国际化,提升其名分。二是,确立会址,要让作协有个家。寻找会址困难重重,司马攻会长多方托人,四处打听,最后终于租下了拉玛大厦三楼314室。房租和装修都需要经费,为了作协的生存和发展,司马攻毫不犹豫,自掏腰包30万铢。


23年后,作协原址已不适应泰华作协的发展,要另迁新居。恰巧,司马攻一位甲子之交的老友李光隆先生为支持泰华文学的发展,无偿地将华尔街大厦19层的办公厅出让给泰华作协,作为固定会所。


正当要搬迁新居时,祸从天降,司马攻被病魔击倒,高烧40度,住进了医院。即使躺在病床上,他依然同梦莉、杨玲通信,安排《泰华文学》的出版事宜,而他人对其病情全然不知。后来,病情突然恶化,昏死过去,经抢救,心脏恢复跳动,三天后,才清醒过来,真是死里逃生。康复后,又立即像往常一样投入了泰华作协的工作。


司马攻要做的第三件大事,就是出版泰华作协自己的刊物。70年代,虽然政治气候转暖,但要申请一个中文刊号还是难上加难。无奈,只好以书代刊出版,于是,作协有了自己的出版物。后几经努力,又从一位朋友那里买到了一个周报执照,过户后更名为《泰华文学》。与此同时,司马攻又注册了“泰华作协出版社”。终于,1999年7月1日,泰华作协的机关刊物《泰华文学》面世了。


《泰华文学》出到第44期时,几位执编先后因病、因老、因忙请辞了。从此,为了编辑工作司马攻四方求助,弄得他整天焦头烂额,难以为继。在最难以承受的时候,他向副会长梦莉吐露了放弃之意。但又一想,已经克服重重困难走到今天,不易呀!停刊容易,复刊难。于是,他咬咬牙,又下决心挺了下来。


为了支撑《泰华文学》继续出版,保证质量,有一位幕后英雄默默地为泰华文学做着贡献,那就是司马攻的堂兄——马俊嘉。从第6期到20期,都是他义务承担起了打字、校对任务,直到因癌症住进医院,最后不幸逝世。可以说,他为《泰华文学》献出了生命。


司马攻任会长后,每年至少要拿出30万铢,特殊情况下,为了出版刊物和各种书籍,以及各种会议、活动和招待,还要捐出几十万,上百万。


在司马攻任会长的18年间,副会长梦莉便成了他忠实的助手和伙伴。她总是为他分担精神压力和经济困难。每年司马攻要捐出30万,梦莉也捐出10万。后来,梦莉接任了司马攻成了会长,他们的捐助额也交换了位置,每年梦莉捐出30万,司马攻捐出10万。此外,为特殊活动的捐赠还不在其中。


几十年来,为了泰华作协的生存和发展,两位会长不仅悉心经营,精心谋划,而且将自己大半生在商场上拼搏换来的财富无私地奉献给了泰华文学的发展事业,这是何等伟大的壮举,何等高尚的精神情操!他们从来没有正式公布他们捐助的数目,他人也无从弄清这个数目,保守地估计也不下数百万。


写道这里,我在脑子里反复问着自己:他们究竟为了什么?为什么《七洲洋》的六君子要集资办刊物?为什么方思若们要白手起家创立写作人协会?为什么司马攻梦莉前仆后继,慷慨解囊,矢志不渝地为泰华文学的发展奉献一切?仅仅是他们喜欢文学,出于兴趣?


不错,泰华文学的先贤和前辈,都是文学爱好者,但仅仅是兴趣不可能让他们置生命于不顾,去冒政治风险;仅仅是兴趣也没必要让他们倾其家产,去支撑这份事业。我想,他们想的远比兴趣更深更远,尽管他们从未言明。


他们知道,作为炎黄子孙,无论身在何处,无论哪朝哪代,第一天职就是要继承和延续中华优秀文化。中华文学是五千年锤炼出来的文化精粹,是我们中华儿女的骄傲和荣耀,它使我们赢得了世界的敬慕与欣赏。我们有责任把它继承下来,传播开去,发扬光大。同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不同,我中华民族最大特性就是不忘本,牢记根。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闯南洋的先民们在有了后代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把长子送回中国,其意就是要把根留住,扎在母国的土地上。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父亲因儿子不会用筷子而不让吃饭,不会说华语而大发雷霆。在他们看来,不会用筷子和说华语,就是忘本。作为中华文化的奇葩,弘扬中华文学,推动华文文学的发展就更是把根留住的最高表现。今天,这条根不仅要扎在母国,而且要扎在全世界,所有有华人的地方。这或许能解释司马攻们那似乎不可理解的举动。


要理解司马攻、梦莉的行为,还须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那就是他们的无私和奉献的高尚情操。据我了解,很多国家的海外华文文学团体,都是会员个人集资,或其他富商的赞助。在欧美,情况更为惨淡,文友每次活动不得不实行AA制。他们没有固定活动场所,没有固定刊物。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像我们泰国华文作协这样,不必求助社会捐款,更没有要求会员集资。而且,我们还有令人羡慕的会址和定期刊物。这一切都归功于两位会长的无私与奉献。他们爱作协,就像父母爱孩子那样,对作协的成长总是呵护有加,作协似乎就是他们的一切。这次我泰华作协在雅加达夺得了东盟金鹰杯微小说一等奖,两位会长心花怒放花,喜形于色,活像父母看到儿子考上了名牌大学一般。每当两位会长看到文友们周日汇聚一堂,欢歌笑语时,他们就像家长一样,感觉这个大家庭人丁兴旺,心中充满无限自豪与满足。这就像无私的母爱一样伟大。


作协今天的成就归功于两位会长,但他们从没有把作协看作他们自己的私有财产。司马攻一再重申,“作协不是我司马攻的,”“《泰华文学》也不是我司马攻的,是泰国华文作家协会的。”的确,他们没有自恃功高而要挟什么。图利?他们一直在付出;图名?他们早已功名盖顶,他们一无所图,唯一所图的是,指望泰华文学的繁荣与兴旺。这种高风亮节,可歌可颂。


他们深知感恩与回报的道理。他们的财富是他们一生勤奋拼搏换来的,但他们也知道,这些都是来自社会,也应该回报社会。对作协的无私捐助就是一大善举,也是为社会做一份贡献。他们这一善举不仅为了作协着想,也是为会员着想。为了不给会员们增加负担,他们不提倡在会员中募捐。记得在梦莉今年连任新一届会长时,当即捐出了20万,我为之感动,后来,我也拿出了一万交给梦莉,尽一点会员的义务,但她坚决拒收,僵持了半天,还是把钱塞到我的手里。


回想这些,对比其他国家的华文作协,我们泰华作协的文友们太过幸运和幸福。如果没有泰华文学先贤们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后来的作协能够死而复生吗?如果没有李光隆这些社会贤达伸出的援助之手,我们今天能坐在华尔街大厦19层的作家之家吗?如果没有司马攻在困难中的挣扎,坚持把《泰华文学》挺下来,我们今天能有这个施展才华的园地吗?没有司马攻梦莉几十年的慷慨捐助,我们作协又是一幅怎样的情景?不可思议。


作为泰华文坛的后来者,我们也要懂得感恩。当我们在前人栽的树下乘凉时,当从前人打的井喝水时,我们要牢记他们的名字,传诵他们故事,发扬他们的精神。今天,我们感恩的最好方式,就是为作协做出自己的奉献,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人,一代又一代,总是要走的。为了中华文化在世界各地生生不息,繁衍永续,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应该给泰华文坛后人留下更多更好的文学遗产。作为泰华作协成员,我们应该为后人栽下一棵棵新树苗,而司马攻和梦莉将会为泰华作协竖起一座不朽的丰碑。

Last modified on Wednesday, 27 February 2019 0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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