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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29 November 2021 06:37 Written by  Administ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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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文国

北大三记


上北大

日当正午,人近中年,忽然想起再上学读书的事来。

大学毕业,我怀揣一本经济学学士证书进了中央国家机关,日忙夜歇,熬得云开日出,被提拔为业务处的副处长,不到两年又升为处长。这时觉得学士的学位有些不敷使用,机关新进的人大都有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也插花般有那么两三位。自己要是不再读个硕士,怕是要一步拉下,步步跟不上,岂不耽误已经开始的大好前程。可见人在俗世,想法大都俗得离奇。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机关工作人员在职读学位已蔚然成风,大学从中嗅到巨大商机发现来财之道,开始批发各类学位证书。他们发明了一种叫有学位没有学历的在职读研,大致上就是交了钱到时就给个学位。北京好多大学像人民大学这样的名校也做这等买卖。我大概有洁癖和强迫症,心想不读则已,要读一定要读个说得过去的学位。打听到北京大学有比较正规的在职研究生可以报考。所谓比较正规首先需入学考试,其次定期上课,最后也要做论文等。于是我报了名,认真复习,在冬日一个下着大雪的日子,去北大参加入学考试。其中英语课离录取线差一两分,心里沮丧了好一阵。我正计划着来年再考时,北大大发慈悲心录取了我,让我这个年近四十的老童生有幸走进燕园,成了这所百年名校的学生。

经过三年学习,拿到了有校长签章的北大研究生毕业证书和印有国徽的法学硕士学位证书。

二十一世纪初期,中国共产党对贪腐的省部级高官首开杀戒,时任江西省副省长的胡长清因腐败被执行死刑。在查处胡长清案子的过程中,发现他的硕士文凭是假的,中央由此开始对党的高级干部文凭进行审查。那时我在重庆工作,市委组织部拿走了我的北大文凭,大概一个多月后,连同文凭发回了一纸公文,证明我的北大文凭视同于在校全日制学习,学历和学位真实有效,今后在填报《干部履历表》时可以按照组织认定结论填写。

北大文凭对自己的仕途并未发挥什么作用。在官场混久了,终于明白,说你行你就行,没有文凭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有北大文凭也不行。前几年有一个北京大学毕业的学生去杀猪当屠夫,似乎就是一个很好例证。

退休后,我的北大文凭倒是发挥了一次作用。我回曼谷后曾在一家中英泰三语学校做顾问,学校要给我办理工作许可和工作签证。泰国政府规定,若没有一定的学历,不会发放外国人在泰国学校工作许可。我呈上北大文凭的翻译件和公证书,签证和工作证很顺利地办了下来,让我这个喜欢慢生活的退休老头名正言顺地在曼谷水晶湖边过起快乐悠闲的日子。


北大同学

履行报名手续后,北大研究生处通知我去参加考试辅导。

那年北京雪下得早下得多,我来到北大校园,见大楼背阴处大树根下,堆着染了灰尘的雪灰不拉几的。北风吹得紧,下雪不冷融雪冷,我缩着脖子左顾右盼。正在这时,一个人上来跟我打听化工楼在哪,我说我也在找化工楼呢。说话间,又有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人向我们打听化工楼的地址。三人一起找很快就找到了。进到阶梯教室,层层座位上已坐满了人,一位白头发的老师正在讲《当代国际政治》的复习要点。

我们这三个不期而遇的人原来都是来报考北大国际关系学完的,除我之外,一个来自《解放军报社》,一个来自中央电视台。后来都考上了,三个人想起那天的奇遇,都觉得好笑。我们这个研究生班有二十来人,其他的同学有外交部、公安部、安全部、中央组织部等中央机关来的,也有北大本校和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等高校的青年教师,还有负责往中东地区销售军火的中央企业干部。从外地来的学生只有两人,一位是山东荷泽市市长的秘书,另一个是从河南一家报社来的年轻人。开学有一段时间了,班上来了一个长得高大英俊的青年人,他是朱镕基总理的警卫参谋,负责在总理外出时替总理提着那个不能离身的公文包。他人很好,也不张扬,后来大家混熟了,一起喝酒吃饭时,他说,他本不想来上学,劳阿姨非要劝他来北大读书。话里话外透露两点重要信息,一是总理夫人很关心他,二是他并没有经过入学考试,是直接进校学习的。

学生的身份大都已有一官半职,有的已经是厅局级领导。从河南一家报社来的王有华同学比较特殊,他原来在郑州一家报社工作,是办了停薪留职手续来上学的,在北大租了间房子,平时就住在校园里。他身上仿佛集中了河南人所有的优点,憨厚老实、勤快能干。在三年的时间里,他总是默默地为我们这些平时忙于工作,周末才去上课的同学服务。讲课提纲,期中期末考试复习提纲,作业收集上交,他总是妥妥地帮全班二十多个同学办好。

临近毕业时,我调去重庆工作,同学们在酒店里聚餐为我送行。席间不知那位同学提起,说都快毕业了,王有华的工作怎么办?来自北京市民政局的楚国清随口说道,来我们那儿吧。他是民政局副局长,说话自然是管用的。王有华毕业后进了北京市民政局研究所工作,不久借调到民政部,后来调到民政部进了部长的秘书班子。调动的过程中,王有华原单位卡住档案,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的同学打电话去,把那位负责人骂了一顿,报社负责人可能担心到自己的乌纱帽,乖乖地放人了。进京户口、工作安排,本来是比登天都难,王有华好人有好报,他的事在同学聚餐时谈笑间就落实了。


北大印象

整整三年,双休日都在北大校园里度过。我们在北京西北角的这片宁静美丽的校园里学习、交流、徜徉。不像早年进大学,被幸运及自得冲昏了头脑,懵懵懂懂的。现在不一样了,在社会摸爬滚打一番后,再进大学,懂得用审视的眼光来观察与分析。北大有丰厚的历史积淀,所以像一个有知性的美人,举手投足间自有几分雅致和风流。整个校园的建筑如此,连走在林荫道上的莘莘学子也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沉稳与淡定。老师更不用说了,能在北大谋得一席教职,没有胡适的学识,也有黄侃的狂傲,没有蔡元培的包容,也有罗家伦的开放。这些先驱级的大师们,用他们不同凡响的才学打造了北大特殊的风格,虽经历史风云变幻,依然像满校园的国槐一样,根系深入土中,枝叶常绿,一遇春风夏雨,细密的白花缀满枝头香馥茵蕴。

在我上学的那三年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又一个经济发展思想活跃的小阳春时期。邓小平提出的不争论顺带不带帽子不打棍子的政策,让像北大这样有着自由传统的高校春风和煦万物生长,各种观点理论以校园围墙为界,在教室、礼堂以及教工宿舍学生饭堂间可以自由自在地碰撞。三角地没有言辞激烈的大字报了,但各种演讲报告的海报每周都在更换,来自国内外的各个流派的学者教授都来北大这块宝地宣扬他们的主张与学说,在师生间寻找知音传承衣钵。

年轻的老师不管教学水平高低,讲起课来一水的思想开放,言辞犀利,对当今世界学术潮流的把握敏锐而准确。给我们上《国际政治》课的朱教授上课既无讲义,也无片纸,走进教室,骗起一条腿搭在讲台上,手里抛着半截粉笔头,从莱温斯基裙子上的斑迹开讲,把克林顿政府困境与挣扎分析得清汤下挂面一清二楚。从北欧讲学归来的贾教授讲东亚局势,一开口就给热衷于核武的朝鲜定了性,说北朝鲜就是个流氓国家。在下面听讲的同学中也非善茬,当即站起来举中国1960年代的核武器发展的例子为朝鲜辩护。教室瞬间变成了辩论场,一时唾沫横飞热闹非凡。贾教授微笑以对,常常用一两句话就让学生放弃了自己的观点。他拿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个简图,从西南的印度、巴基斯坦到东北的俄国、朝鲜,还有完全有能力开发出核武器的日本,说明全世界只有中国被如此多的核武器包围,那么朝鲜此时谁的劝说都不听,一意孤行,摆出一付不惜与自家大哥同归于尽的样子出来,不是流氓又是什么!

老师敢讲,学生能驳,北大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