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29 November 2021 06:44 Written by  Administ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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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军

孙中山先生的两度暹罗行


今年是辛亥革命胜利一百一十周年。遥想起一百一十年前,老迈的大清帝国斜阳欲坠,在与西方列强的多次交锋中,屡屡战败,国运凋敝,民生困窘。19世纪下半叶直至二十世纪初,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及辛亥革命,中华民族无数仁人志士不断探索变革,终于在1912年创建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创建民国的艰苦历程中,孙中山先生为“驱除鞑虏,振兴中华”的伟大理念而奔走世界各国,殚精竭虑地宣传革命思想。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前,孙先生曾经来过曼谷。

我近日在研读文献资料的时候,发现关于孙中山先生究竟来过几次泰国,有“一次说”、“二次说”和“三次说”三种观点。中山大学教授林摩尼(林悟殊)《孙中山莅暹及其与二哥丰友谊之史实》一文认为孙中山先生仅在1908年底来过泰国一次;中山大学教授张映秋教授的《清末革命派在暹罗的活动与暹华社会近代文化的兴起》以及泰华学者黎道纲先生的《孙中山先生1903年来暹考》《⟨孙中山先生1903年来暹考⟩讨论》《泰国潮人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等论文以及泰国学者攀尼•布叻在其《1914-1939年间泰国资本家的特征》一书中则根据泰国国家档案馆中的政府档案资料论证孙中山先生先后与1903年和1908年两次来过泰国;泰华学者晴虹(萧汉昌)在《星暹日报》上发表的《孙中山先生三次莅暹事迹考》《孙中山先生三次莅暹活动》《孙中山先生与暹罗华侨》等文章以及泰国中华会馆去年出版的《国父孙中山先生生平事迹专辑》一书则主张在1903年和1908年之间,孙先生还于1905年来过泰国。

我查阅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的《孙中山年谱》和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孙中山年谱长编》,明确记录了1903年7月底,自安南经暹罗抵达日本横滨。然而,关于1905年孙中山先生访泰的记载,中泰文都罕见。中文《孙中山年谱》记载着1905年6月11日,孙中山先生自法国马赛乘船东返,途径新加坡、西贡,7月9日抵达日本横滨。没有关于中途登陆暹罗的记载。泰文官方档案资料也没有关于1905年孙中山先生访泰的记录,也可以佐证1905年孙中山来泰的说法不太有说服力。

阻于疫情,外出访问和查询图书馆数据不便。我只好翻阅手头有限的中泰文资料文献,综合前辈研究的成果,在下文通过文字再现孙中山先生当年两次到访曼谷的行踪足迹。

通过孙先生的年谱和传记,可以了解到在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为了躲避清廷的通缉追捕和在世界各地宣传革命思想,他几乎跑遍了世界各地,北美、欧洲、日本、东南亚和日据时期的台湾,其中泰国,根据现有的文献记载,尤其是泰国国家档案,几乎可以肯定的说,在没有新材料发现之前,现有文献资料是支持孙先生于1903年和1908年先后两次到访过泰国的说法的。

1903年6月初(不是年谱中所说的7月底),37岁的孙中山先生,从安南西贡来暹,化名“高野长雄”(Takano Nagao),并非有的文章中所说的孙先生此番来泰是化用泰式名字“杜嘉诺”。孙中山先生此番莅暹,没有公开活动,住在曼谷挽叻(Bangrak)的法国人开办的酒店Hotel de la Paix。泰国学者发掘的泰文国家档案的记载,孙中山先生通过教会结识了法国驻暹罗使馆的朋友Hardouin,在他的引介下,得以与泰国侨界三位领袖人物张君丁、伍佐南和二哥丰。这方面内容没有其他中文资料的佐证。泰文档案还记录了负责监视跟踪的泰方人员与孙中山先生交谈的内容:暹罗政府针对华侨私派会党(洪字大兄)的政策、华侨人头税和华侨会馆等问题。泰国政府在孙中山先生甫一入境,就有密切关注,泰国国家档案馆保存有各级官员向上级机关汇报的呈文。

1905年7月30日,孙中山先生推动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等革命组织合并为“同盟会”,并亲自拟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1906年2月,孙中山先生主持在新加坡晚晴园成立了同盟会新加坡分会。

1907年防城之役后,同盟会派会员到东南亚各地募款。汪精卫被孙先生派来暹罗,募款虽然不利,却成立了同盟会泰国分会,萧佛成先生任泰国支部长。萧佛成先生还是泰国中华会馆和福建会馆的发起人以及同盟会泰国分会的机关报纸《华暹新报》的创办人。

1908年11月14日、15日,慈禧和光绪帝先后驾崩,导致举国上下和海外侨界对国家未来深感不安,三岁小宣统帝的即位则更加剧了世人对满族统治的清王朝的不信任。

孙中山先生正在这个时候第二次到访曼谷。1908年11月20日莅暹,12月14日离开,此行,孙中山先生由新加坡侨领陈武烈陪同,偕同胡汉民、胡毅夫、何克夫、卢仲珊等前来曼谷。陈武烈是新加坡巨商陈金钟的长孙,其家族经营的振成栈是业务遍及中国内地、香港、暹罗和新马的商号,以经营泰国大米著称。陈金钟曾一人担任日本、暹罗、俄国三国驻新加坡领事,还被泰国国王御封为侯爵(Phaya)。孙中山先生莅暹之后,拜访暹罗侨界领袖二哥丰、刘继宾、刘锡如、赖渠岱等。其中就有二哥丰即是郑义丰(智勇)。二哥丰,是暹罗洪字会二哥,实际是第一号人物,因为大哥已不在世。而同盟会暹罗支部长萧佛成先生也是洪门人士。二哥丰替暹罗朝廷朱拉隆功国王包办税收,开办花会等事业,富可敌国,被国王封为伯爵。刘继宾,开办火砻厂、矿物公司,并承办鸦片专卖,富甲一方。其女儿嫁给朱拉隆功国王为妃,所以同时也是王亲国戚。赖渠岱经营泰国王家酒厂,刘锡如则是经营木材的殷商。这些人物都是商界翘楚,侨社领袖。

11月29日,暹罗侨界假汇丰银行举办宴会,欢迎孙中山先生。孙先生在宴席上,演讲共和革命的思想。12月1日孙中山莅暹演讲的消息作为头条见诸中泰文报端,引发舆论沸腾。暹罗政府受到清王朝的压力,勒令孙中山先生一周内离境。孙中山遭到暹罗政府驱逐后,以在美国夏威夷出生为由,请求美国使馆帮助。美国驻暹公使汉密尔顿•金(Hamilton King)曾电告美国国务院确认是否有孙中山的出生证明,以及可否发给孙中山美国护照。虽然美国政府最终并没有发给孙中山先生护照,但是却可以借此为由,得以多在曼谷逗留一周。实际上,孙中山先生并不是出生在夏威夷,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延长在暹的时间。孙中山先生除了拜会侨界领袖,劝募捐款之外,还公开向暹罗华侨宣讲革命思想。在曼谷唐人街区,平行的耀华力路和三聘街之间有一条窄巷,孙中山先生曾在此处演说,泰国华人习惯上将此街称为“演说街”。

孙中山先生在暹期间,是住在暹罗海南文昌华侨青年林文英的家中。林文英曾在1903年赴日本留学,曾在横滨聆听孙中山先生的演讲,深受影响,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回暹后成立“琼岛会所”从事革命工作。孙中山先生1908年访暹时,林文英作为秘书,随侍左右,帮助孙先生躲避监视和干扰。后来林文英将孙中山先生用过的一张铁床作为珍贵文物捐赠给了泰国国家博物馆。

孙中山先生1908年底的访暹,十分成功,不仅募得了大笔的革命资金,而且对暹罗同盟会各方面的工作进行了指导。

首先,加强了同盟会暹罗分会和中华会馆、福建会馆等革命组织,将华侨进步力量团结起来,大大鼓舞了革命士气。

其次,改造了传统反清复明的旧式私派会党。暹罗客属两大私派群英和明顺,长期对立不合。在同为客家人的孙中山先生的调节下,消除了分歧,后来在1910年共同成立客家会馆,一起支持同盟会革命运动。

再次,促进了革命派报纸的发展。孙先生离开曼谷时,留下胡毅夫和卢仲珊帮助《华暹新报》助理笔政,此举大大加强了暹罗侨界革命派舆论的力量。

同盟会的宗旨之一是“驱除鞑虏”,这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之中“民族主义”思想的具体体现。而这一思想是与海外洪门长期的“反清复明”主张不谋而合的,这也是为什么孙中山先生会与国内三合会、哥老会以及海外洪门合作,甚至亲自加入美国致公堂的原因。1899年,孙中山先生曾亲拟“万象阴霾打不开,红羊劫运日相催,顶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转来。”歌谣,作为与秘密会党联络革命的暗号。同盟会在南洋募捐,也是倚重和发动海外洪门的组织和力量,不少同盟会会员都是洪门子弟,例如泰国分会的支部长、革命先驱萧佛成先生。

孙中山先生两度莅暹,广泛联络华侨各界人士,劝募革命资金,宣传革命思想,极大促进了南洋华侨接受现代思想,开办新式华校和鼓吹革命的报纸。海外华侨是辛亥革命的主体力量,不仅是捐款,还会为了救中国捐躯牺牲。抛头颅,洒热血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就有很多南洋华侨。此外,海外华侨社会还是华人最早接触西方现代思想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地方,是新思潮的孳生地和广播站。孙中山先生很多思想就是在海外留学和研究中逐步形成的,而最早理解和追随先生理想的也多是海外华侨。

从以上两个角度来理解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华侨是革命之母”,或许应该有更深入的体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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