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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22 March 2022 15:34 Written by  Administ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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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文国

培训三记


土培训

大学毕业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当干部。我学的专业是国民经济计划,人口计划也包含在国民经济计划中,因此,还算专业对口。

刚进机关,当然少不了打水扫地擦桌子,不过那时候中央国家机关还是缺专业干部,像我这样刚分配来的大学生很快就得承担起全国人口统计以及中长期计划制订工作。书到用时方恨少,学到用时才发现自己四年学的东西并不能完全适应工作的要求。正当自己惶惑不安时,培训的机会来了,通过培训,补了缺填了空,基本能对付这么一项涉及全国人口统计和计划的任务了。

之所以把这种培训叫做土培训,首先形式比较土,称为以会带训,就是把各省市自治区计生委做规划统计的干部召集来,开两天会,接着进行四五天的业务培训。二是把有关高校或者研究所的人口规划和统计专家教授请来讲课。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湖南省一个叫做攸县的地方,将当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数字汇总后,请中国人民大学的林瑞德教授来讲中国人口发展战略和规划。回到北京后,把攸县计生委的打字员请到北京,将林教授的培训课录音整理成文字,由我负责后期文字修饰,编就了一本《全国人口规划培训知识》,印发全国计生系统的干部学习。

这种培训效果很好,使我逐渐掌握了人口规划和统计的专业知识。搞清楚了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等概念,发现原来结婚生孩子这些看似平常的事关系到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发展和未来。人口出生比也就是在一定时期内出生男孩和女孩比例,一般在100比110,也就是100个女婴对应同时期出生的110个男婴,失调会让一部分成年后的男子找不到对象。国家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一对夫妇提倡只生育一个孩子,而中国传统重男轻女,于是在只有一次选择机会的情况下,许多人要么在发现怀的是女婴就中止妊娠,也就是用各种洋的土的办法堕胎,或者生了女婴后不报户口。更严重的是在一些地区,发现出生的是女婴后丢进尿桶里直接溺死,安徽省人口出生比一度高达100比120,甚至138。还有总和生育率过低,人口增长失速,整个国家人口就会出现负增长,劳动力人口减少,社会呈现老龄化现象。这些知识都不是在大学里学到的,而是经过培训中得来的。

土培训基本上采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办法,上半年的培训在湖南,下半年就放到青海,春夏去西北,秋冬往广东。培训间歇,承办方的省市总要尽地主之谊,安排大家去本省著名的风景旅游区看看,比如在攸县那次培训,我们去了韶山和南岳,在成都培训,我们除了市内的武侯祠和杜甫草堂外,还去看了乐山大佛和峨嵋山。几年下来,把祖国的大好河山差不多都公费旅游了一遍。

培训使我学到许多关于人口规划和统计的知识,也让我看清了自己不擅于跟数字打交道的短处,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工作六年后,我果断转行,结束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从头开始,重新出发。



洋培训

洋培训当然是针对土培训而言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全世界不但中国担心人口增长太多太快,日本、印度、孟加拉以及非洲等许多国家也实行了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的政策和措施,联合国、亚太经济和社会合作组织等国际机构也十分重视。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等团体每年都给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人口控制工作,其中一部分资金用于培训有关官员和技术人员。在这种大背景下,1987年2月,我被派往印度国际管理学院去接受洋培训。

这是我第一次出国,也是第一次受洋罪。

从北京坐上瑞士航空公司的班机飞往印度的孟买,晚上起飞的航班,飞了八九个小时到了孟买,落地一看还是晚上,到了宾馆,不知道是宾馆预订出了问题,还是领队的为了节省住宿费,十多个人在宾馆大厅里坐等天亮,再换乘印度国内的航班前往印度北部的艾哈曼达巴德市。这一番折腾,我又累又饿,近乎接近崩溃的边缘。到了学院吃自助餐,我一口气吃了九个鸡腿,还喝了两大碗印度红咖喱汤。那顿饭给了我对印度非常美好的记忆。搞得我此后在任何地方都喜欢上印度的绿咖哩,比如说泰国的“刚巧鲩”,一种与冬阴功同样著名的泰式汤。

印度国际管理学院位于艾哈曼达巴德市郊,一片绿树掩映中,几幢红砖大楼,中间都有长廊相连,大概是因为此地太热的缘故,每一幢楼都有地下层,培训、讨论以及餐厅都放在地下层中。培训的老师以长得黝黑的印度教授为主,也有几位来自美国和英国的教授。英美教授的英语讲的标准不用说,但语速太快,对于我这样上大学后才开始学习英语的人来说,对上句话刚明白一点意思,下一句就来不及作出反应了。印度教授的英文单词及句子的重音都过分强调,比如把英文数字一二三说成“汪、嘟、都利”,虽然发音不正,但我听懂意思的比例竟然高于美英教授所讲的课。这次培训的主题是“人口信息化管理”,上午听课,下午上计算机实际操作,内容有些复杂与深奥。中间还去了印度乡村实地参观当地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当时印度控制人口的措施比中国还要严格,据介绍政府派军队将一个个村子围住,医疗人员进村将所有生育了两个及以上孩子的育龄妇女强制结扎,后来因为推行强制政策的总理乘坐直升机出事,控制人口的措施才逐渐缓和了下来。

与在国内培训一样,洋培训也安排了学员去参观当地的名胜古迹,印象最深的有两处,一处是印度圣雄甘地的出生地,几排土屋,土台上有据说是甘地亲手用过的纺车,当年甘地就是从他的家乡开始发动“不合作运动”,带领几十万印度人往首都“和平进军”,最后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另一处是据介绍是开凿于十五世纪的深井,有十几米深,历经五六百年,深井及石砌的围栏和阶梯保存依然完好。从书上介绍说当年唐僧西天取经,曾在此地居留,但没见到相关的遗迹,只好对深井中清亮的井水发了一番思古之幽情。

1989年初,单位领导送我去西安外国语学院培训,计划去英国卡迪夫大学进行一年可以拿硕士学位的洋培训,因那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政治风波,西方国家联合制裁中国,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也取消了该项目,我才没有再去接受洋培训,也就在那之后我调离了原单位。



官培训

官培训其实是培训官,把一定级别的官员送到对应的干部学院去接受政治和业务培训。

中国共产党起于草莽,其成员主要来自农工阶级,党员干部文化知识普遍不高,因此,从战争年代开始就十分重视培训。一般来说,在提拔使用前后,都会安排进行相关培训,这种模式形成传统,从打天下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坐天下守天下,虽然今天党员干部的文化知识早已今非昔比,但重视培训的传统却未见减弱反而更加重视,二十世纪末,中共中央先后组建了井冈山、上海浦东,延安等四五所新的干部学院,直属中共中央组织部,专门培训中央机关司局级和地方地厅级干部。我先后去了井冈山干部学院和上海浦东干部学院接受培训。培训内容与党校系统没什么差别,地点和方式稍有不同。浦东学院建筑非常现代豪华,井冈山学院依山傍水,像个设施完备的疗养院。那条几公里长的供学员散步的栈道,贴着小山脚顺着山势蜿蜒曲折,沿途青松翠竹闲草野花赏心悦目。一天早晨,在栈道边发现一小片野蓝莓,让我激动万分。相隔三十多年后,在井冈山干部学院的校园里,我有机会与童年最喜欢的野果再次相见,想起当年放牛生活不觉感叹世事变化之大人生之不可预测。

这类培训主题大都集中在对党中央及领导核心的绝对忠诚及对党的重大战略政策的学习上,同时也会安排参观以及接受警示教育。在中共中央党校中央国家机关分校培训时,有一次全班二十多名厅局级官员去燕郊新城监狱参观,由于学员中有该监狱的副监狱长,因此除了集中听取囚犯声泪俱下的现身忏悔外,还破例让大家参观了监狱食堂、图书室,特别是进入监舍看看犯人的生活环境。新城监狱里关的主要是职务犯罪的囚犯,进来前都是司局级以上干部。食堂小黑板上的菜谱荤素搭配以粗粮为主,一周每天基本不重样。这菜谱好像比党校提供给我们的一日三餐还要讲究。在里面我看到好几个被抓时比较轰动的领导干部,一人一个单间,电视大、阳台大,兼做浴室的卫生间也很大,要不是门上有个便于监视的小玻璃窗,其设施与舒适度并不亚于三星或四星级酒店的房间。房间主人坐在阳台躺椅上,沐浴着阳光正在认真地看书,对我们的到访眼皮都不抬一下。看他们大都红光满面气定神闲,全然看不出是身陷囹圄的囚犯。离开监狱回城的路上,学员们沉默不语,似乎有万千感慨又一时不知从何处说起,憋了好一会儿,终于有一个从财政部来的副司长打破了沉默,仿佛万分轻松地说,即便是坐牢,也得先混个司局级。

组织部门为官培训殚精竭虑,可效果大抵如此!

Last modified on Tuesday, 22 March 2022 1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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