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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期泰华文学


小 说

温晓云 友情(外三篇)
今 石 红灯关闭,从业者如何讨生活?
温婉媚 山奈(外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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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歌

张永青 悼念林太深(外三首)
博 夫 小诗为您送行
——悼念太深兄
苦 觉 静静的远行者
一一悼林太深兄
澹 澹 云彩——悼念林太深先生
阡 陌 悼念林太深
晶 莹 致两个老头
漠 凡 冰山雪莲(外五首)
刘 舟 乡愁(外五首)
龙 人 雁行折翼——泪吊庆良弟(外一首)
李福林 六月雨
杨 棹 在鲍勃马利的房间里
李 伟 执一片红叶
石 头 礼物(外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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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 译

陈伟林 宋词翻译
书讯 古远清新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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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29 November 2021 07:00

忆二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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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萍

忆二大爷


“刚接噩耗!林太深先生已于昨晚安静去世!……”

按开手机,跃入眼帘的是杨玲传来的噩耗,一时间震惊和哀痛同时涌上心头!想不到数月前乘下谷之便去探望他就是最后一面!

因为疫情肆虐,我们一群喜欢凑在一起吃喝玩乐的朋友就很少聚会了。我们最后一次的欢聚畅游是在去年的八月中的母亲节,我、杨玲、蛋蛋、阡陌、梵琳,还有秀慧,相约了到考艾两天一夜游玩。依照我们以前的惯例,这样的旅游一定会邀了林太深和岭南人两位老游伴同行,但虑及两位老人家的身体状况不适合舟车劳顿的长途跋涉,于是这此的出游并未告诉他们。然而在出发前夕,不知谁漏了口风让他知道,结果第二天,在我们载着一车的欢笑驶往考艾途中,杨玲在接了一个电话后,对大家说:“二大爷让他的儿子开车,尾随着赶到考艾来和我们会合了……”

那天我们一起游览胜景,度过快乐的时光,到了傍晚,才由他的家人前来把游兴犹酣的他接回。

我们称呼林太深先生为“二大爷”。那是在七年前,乘着泰国留中大学校友总会往厦门参加第10届东南亚华文研讨会的好机会,岭南人、林太深、何锦江夫妇、廖志营、刘淑华、杨玲和我一行八人在会前先到武夷山畅游了三天。

我们这个师出有名的小小团队,甫出发便推出几位各司其职的干部,廖志营被选为团长,刘淑华财政,杨玲领队。既然同游,就不必过于拘泥各人的称呼,岭南人年龄最大被尊称老大爷,但他选择“老大”这个称呼,林太深排行第二该称为“老二”,但他又不喜这称呼,结果不知是谁说了一句:“那就叫二大爷吧!”

二大爷!这个称呼又亲切、又诙谐,配上挺着个圆嘟嘟的大肚腩,体态就像戏剧中的员外一般的林太深,那真是太切实了,于是皆大欢喜,二大爷的戏称,也就叫开了。

高耸入云的天游峰是武夷山著名的景点,登山的石阶陡直又狭窄仅容人擦肩而过,要从山脚攀登八百多级的阶梯达到峰顶,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尤其雨后的石阶又湿又滑,正是一步一惊险,当一些团员选择乘了轿子让轿夫由另一条宽敞的山路抬上山顶时,二大爷却壮志凌云、坚持要和我一起挑战攀登凿建于削壁千仞间的山梯。我们抓着陡山削壁旁的栏杆,沿着奇岩怪石的边缘,小心翼翼的一步一步往上攀,最终倒还是比我们那些乘轿子上山的团友们更快的达到山顶。那年,二大爷七十五岁,体重八十多公斤!

近几年来,尽管二大爷的身体状况欠佳,但我们几次相约出游,不论是在国内国外,他都会努力争取同行。我们最后一次的出国旅游,该是两年前的前往槟城三日游。那天晚上我们到阿凡达的幻境乐园游玩,成串的彩色小灯泡密集的点缀在花丛间,挂在高岗的树梢,挂在路旁的岩石上,营造出一个如梦如幻的境界。仰望闪烁着小灯泡的高高山岗、脚下是幽暗又狭窄曲折的羊肠小道,考虑到二大爷病体初愈,我和杨玲都再三劝阻不让他随众人登山,杨玲自愿在山下陪他,但二大爷执意不肯,结果是在团友的陪伴下,走完了全程。当阡陌牵着他的手,慢慢回到山下和我们会合的时候,二大爷脸上那满足的神情和感激的眼光,留给我很深的印象。

二大爷爱吃爱玩,自己也做得一手好菜,之前就常常亲自下厨,邀了一众无大无小的文友前来享受他精心烹调的拿手佳肴,每次都能深深感受到他待客之诚的尽欢而归。

从二大爷文中,知道他幼年时正值家乡土改时期奶奶和母亲被划分为地主阶级,饱受酷刑摧残后含恨归天,他本人也在九死一生下逃离生天。即使这样,在他文中,仍然是蕴含着浓浓的思乡念祖情怀。——时代的悲剧在他笔下娓娓道来,所叙述的惨状令人动容,但在他文中已没有恨。

晚年的二大爷,有个幸福温暖的家庭,妻贤子孝,儿女都有很体面的社会地位,加之他本人壮年时足迹已遍世界各角落,至今还留下一个不可计数的宝藏,走完如此多姿多彩的人生,我想二大爷一定走得潇洒无憾吧。

Monday, 29 November 2021 06:55

托儿女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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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 文

托儿女福


公元2020年,我的朋友说,不要忘记这个美丽的数字,有很多値得记念的事,其中最大的问题,这年给世界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就是新冠肺炎病毒,这瘟疫无国界,横行天下,来无影去无踪,到目前为止,全球得病死亡人数,二百九十万人,单单美国就死亡五十六万人,比第一、二次大战和加上朝鲜越南战争的死亡人数还要多。死亡中五人就有一个美国人,在这个钟点,还要攻击别国人权,人都没有还讲什么人权,自找其辱。洋人不爱带口罩,也不愿意禁固在家里,就如同匈牙利诗人裴多芬所写的“生命承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他们上街游行,喊出要自由。朋友接着提到了疫后要有两年才能恢复经济或更长时间,从宏观来看,有点伤感。

我却只管自己,2020年是个不祥之年,体质如雪崩一样的下降,体重掉了四公斤,从年初起,力不从心,从此不能走路,不会驾驶汽车,单独一人不能上街,要用拐扙、要用四个腿的抓手,上下汽车要人扶,是过去所不能想象的,好像有一条无形的绳捆扎全身,不能动荡。现在活动范围只能在百米之内,2017年还能到甘肃省天水市爬麦积山,大约要爬三十层楼高,现在一层也爬不了。

医生说是得了一种叫帕金森病,无药可医,有气无力,托儿女的福,买了一部电动轮椅,只能在公园里和百货公司里行走。

中国哲学家冯友兰教授,与朋友闲聊,有句名言,“何止于米,相期以茶。”米代表八十八㱑、茶字代表一百零八岁,意思是说,活到八十八㱑,还要向一百零八岁奋进他说是长者的期许,老了不仅要丰衣足食,而且相约一起走向更高的境界,长寿是目的之一,通达自在,更是真谛。他本人没有活到百岁,只活到九十五㱑,也算长寿。

受他的影响,我想在人生的道路上,留下一点足迹,编了一本书,名字叫米寿回䏬,以资记念。

儿女幼年时期,受大人流浪生活的影响,有如吉普赛人的生活一样,小小便晤出人生的大道理,性格稳重,成熟老练。大学毕业,按他们的成绩,可以寻找社会上的奬学金,出国留学,但他们选择进大公司工作,赚得工资以资补家庭生活费用。

儿女进入大公司,工作认真,对社会作出贡献,他们自己立下规则,要求每天都是第一个进入办公室,每天都要写日记,说起来很简单,长时间的坚持不容易,等到工作稍有成绩,老爸也六十多岁,劝告老爸自我退休,担当起全家的生活费用,来年1997年由泰国引起世界经济危机,幸运的避开这次危机,只是有细小的损失,没有伤到筋骨,社会上称之为冻映滚危机,有多家企业倒闭,听到有人跳楼,毛骨悚然。

晚来托福于儿女,获得二十年的闲情时间,有机会遨游列国,朋友很羡慕。

儿女高瞻远瞩,他们深知,要等到自己有本钱,已经没有力气施展才能,只能在自己有力气施展才能,利用社会上的大公司,做平台施展才能,所以在他们五十岁出头,获得银行的信任,董事会的看重,聘为总裁,在一个土地开发公司当起公司的总裁,投资四百亿铢,建筑三座六十多层的大楼。花钱是一种本领,是一种挑战,是一种艺术。

另一位是采矿业公司的总裁,在英国北边的北海,投资开采石油,在南美洲智利进行铜矿生产,估计有五倍的回收,能运筹帷幄,决战千里之外,岂止千里,应该是万里,这也是一种能力。

能当上总裁,ceo,是能力也是机遇,而且是一家有两个大公司的两位总裁,有如古时代,一门两状元,不容易。

Monday, 29 November 2021 06:49

泰华文坛的杨门女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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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草

泰华文坛的杨门女将

——寄泰国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杨玲


杨玲是海外资深华文报人,泰华文坛著名作家老羊(杨乾)的爱女,也是21世纪初泰国华文文坛升起的一颗新星。而今,她青出于蓝胜于蓝,不仅是泰华文坛的著名作家,并成为泰国华文作家协会核心领导者之一。作为该协会副会长,她在促进泰国华文文学的发展,及其与国际华文文学领域的交流中,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杨玲的作品于上世纪90年代初在华文报刊上面世,1996年加入泰国华文作家协会。2005年,她与父亲老羊联合出版了散文集《淡如水》,一举成名。接着,他们父女又相继合作出版了微型小说集《迎春花》(2008年)和诗集《红、蓝、黄》(2009年),作为父女档作家,轰动泰国及东南亚华文文坛。

这三本书我都拜读过,不论是那些情感丰富,文笔清新的散文;还是短小精悍,有血有肉的微型小说;抑或情意缠绵,爱得深沉的诗歌。都让我十分喜欢,且感触颇深。觉得这不是普通的三本华文文学著作,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父亲,为自己有这么可心的接班人而洋溢的骄傲;是一个眼里有光,心藏诗书的女儿彰显的继承父业,不辱使命的豪情;更是泰华文学发展征程上奏响的一支继往开来咏叹曲!

然而,在老羊的心里对女儿始终抱有一丝歉意。由于女儿天资聪颖,从小就酷爱读书,认得了几个字,就拿着她哥哥学过的华文课本朗读,他喜不自胜,决心要女儿接受最好的中文教育。于是,在杨玲读完泰国初小后,他便千方百计地送她到祖国大陆去念书,希望女儿在那里接受系统的中华文化教育,以便将来在各方面都超越自己。

可万万没有想到,杨玲留学的时间不佳,正值文革十年。她在半瘫痪的教育中读完高小、初中和高中后,却不能上大学。因为自1972年始,大学只招收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学员,不招在校高中毕业生。更糟糕的是,她也无法回泰国继续学业。而正是这无奈的形势,让酷爱阅读的杨玲有了徜徉书海的充分时间。或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就会为你打开一扇窗的道理吧!

就是通过这扇窗户,杨玲博览群书,拥有了比同龄人更成熟的精神世界,知道了自己的人生之路该怎么走。等到了1997年,中国的大学恢复高考,同时中国政府又出台了外籍华侨可以回出生国的政策。久别父母的她,在参加高考和回国的选择中,毅然决然地放弃高考回到父母身边。而这时的杨玲,其中文水平已无法用那一纸文凭所能衡量,可搁置了十年的泰文却让她一时进不了泰国的大学深造。

于是,她又全身心地投入到泰文的学习之中。就这样,她虽然失去了两边上大学的机会,却出色地掌握了中泰两门语言,在泰中翻译领域崭露头角。上世纪80年代初,她步父亲之后尘,进入泰华报业,从事泰中新闻翻译工作,与此同时开始其华文文学创作。

杨玲在工作中如鱼得水,可老羊的心里却始终为耽误了女儿上大学而倍感遗憾。假如,彼时他不送女儿去中国留学,或许如今的爱女已经成为泰国某个领域的专家或教授。然而,他怎知这就是海外华人的宿命,作为炎黄子孙,他们总是不能舍弃对中华文化的那份挚爱,希望自己的后人能继承其精髓,在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方面有较深的造诣。所以,他们纷纷送自己的孩子回祖籍国读书,像杨玲这样经历的华人之后,在世界上比比皆是。

不过就继承中华文化这一点而言,杨玲完全实现了父亲的心愿。她凭着自己顽强的学习毅力和自学能力,在华文文学创作上,成了一位集散文、小说、诗歌和文学翻译于一身的全能作家。她在2019年参加胡志明市国家大学举行的“汉语教学与越华文学研讨会”后,有感而发,撰写的散文《再见胡志明市》中,深情地写道:“中国首代华人移民南洋至今超过一百年,在东南亚各国华裔都已是第三、四、五、六代了,我们仍在坚持传承中华文化。我们每一位东南亚国家的华文文学创作者,在各国发展中都遇到不同的困难,我们十个兄弟国家抱团共渡难关,迎接更美好的明天。”这就是中华文化,在海外生生不息之写照。

不过,他们的作品并非“橘生淮南”,也非“橘生淮北”,而是“橘生海外”。因此,杨玲的文学作品无论其题材,还是写作手法都已充满浓厚的泰国文化特色。她的微小说《鞋子》,讲述的就是佛国寺庙收养的孤儿们自强不息,团结友爱的故事。这让我,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读者,耳目一新;其故事情节也很感人;还刷新了我对寺庙功能和老和尚育人思想的认知。

故事的主人翁是八岁的实提猜,他被寺庙老和尚收养,其吃住和读书都由寺庙负责,但没有零用钱。他的拖鞋坏了,必须自食其力,挣钱购买。于是,他跟着比他大两岁的另一个寺童,汶松去车站帮旅客提行李,赚小费。汶松,开始带着这个弟弟干,几次后就让实提猜自己干了。可实提猜没走几步,拖鞋就彻底烂了,“鞋底小洞变成了大洞,一开步鞋带和鞋底就脱离了。”

“天气炎热没鞋子走不了路啊,实提猜泄气了,蹲着不知怎么办,他转着头东张西望,看到汶松哥哥正帮助旅客提着行李走出站口,走过他身边望了一下没有说什么。实提猜觉得自己很狼狈,无奈无言。”“过了约十分钟,实提猜见到一双新拖鞋在眼前摇晃,抬头一看原来是汶松哥哥给他买一双新拖鞋来了,救他出了困境。”杨玲那朴实无华的语言让我的眼睛湿润了,为汶松对实提猜那亲兄弟般的情意而感动,也为两个孩子的自立、自强而动容。

杨玲的小说题材大多来自生活中身边发生的真实故事,并尽可能真地再现它,不虚夸,不拔高。就像她在《噩梦》中,与她曾发表的小说《阿嘟的结局》中的主人翁阿嘟对话所说,“侬嘟,为了教育青少年不步你的后尘,我只得把你的病况真实写出来,让世人警惕防止艾滋病,让青少年爱读书,不逃学,不夜游,不吸烟,不喝酒,更不沾染毒品。你可作为一个例子去教育人,发挥反面教育作用。虽然,你生前没有做多少好事,但通过我的笔写出来后,人们汲取教训,这可功德无量啊!”这是她梦里讲给阿嘟的道理,也是她创作该小说的指导思想,写真实的故事,反映泰国大众的真实生活。

来泰前,我曾读过一些泰国现代短篇小说,其中很多作品的题材与杨玲作品的故事类似,写作手法也都是这种平铺直述的质朴风格,看后心里酸酸的,想流泪。我想这或许也是杨玲在泰国华文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功之一吧。

自杨玲出道以来,她创作的散文300余篇、微闪小说200多篇;诗歌400多首(包括小诗);翻译的作品也有百余篇。其中,微型小说《噩梦》获2014年获首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双年度优秀奖。《鞋子》获2016年第一届(2016-2017)泰华微型小说双年奖季军。2018年,她获得第十六届亚细安文学奖和世界华文微型小说贡献奖。

2012年,泰华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她的译著《画家》;2014年,中国四川出版社出版了她的微型小说集《曼谷奇遇》,并于2019年再版;而她的小诗作品更是遍地开花,闻名遐迩。特别是,作为泰国著名诗社《小诗磨坊》最初成员“八仙”中的唯一女性,格外引人注目,所创作的爱情小诗温情、浪漫,颇受读者喜欢。

其中,曾就读中国华侨大学文学院的石文忠先生,在其硕士论文《泰华“小诗磨坊”研究》中就称赞杨玲那首《孤独的心》“短短六行却体现出浓烈情感,真是一首极品小诗。”我也感觉,其字字句句都是她心声流淌中泛起的涟漪:“没有你的日子/只能从记忆中搜寻/没有你的日子/孤独的心寄存在诗里/很想变成一只彩蝶/悄悄飞进你的梦里”。而台湾著名诗评家落蒂在阅读了该小诗后,深为赞叹地留言道:“层层逼进,直入读者心坎。”

二十多年来,杨玲的小诗频频出现在《世界日报》、《泰华文学》、《新中原报》等泰华报刊,以及几个东南亚国家的华文报刊上;并集结于每年出版的《小诗磨坊》诗集,及其《小诗磨坊》新浪博客上,该博客的浏览量已超过17万人次。有很多中国专家研究和评论这个小诗群体,甚至评价说,继五四后和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两次小诗热潮以来,《小诗磨坊》掀起了第三次小诗热潮。自然,杨玲的诗也就成了这股热潮中的一朵浪花。

说来,杨玲还是位美女,当然,不是范冰冰那种。更确切地说,她的美是从骨子里透出的知性气质,自带光芒,横扫岁月。俗话说,女人最好的状态是:眼里写满故事,脸上却不见风霜。我在杨玲那些情意缠绵的诗中,如《爱》、《离别之后》、《诗和梦》等,读到了她眼里的故事。或许就是杨玲苦苦地想,苦苦地恋着的那个“你”,滋润了这位逆龄美女,东方不败。

第一次见到杨玲是2013年初,我和老伴去泰国留中总会认门。那天,身兼留中总会办公室副主任的杨玲穿着一身素雅的职业套裙,略施淡妆,大气优雅,正和主任曾心先生在办公室商量接待一个台湾访泰代表团的计划。他们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倒了茶后,让我们稍等,然后去完成工作。

与杨玲神交已久,初次见面,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视觉中的她也就三十几岁,至少比实际年龄小上十七八岁。当听到她跟曾心先生汇报如何解决接待来访团中几个难题的建议时,我又顿时惊叹不已,没想到这位作家中的多面手还是一位擅长组织、快言快语、有魄力的行政管理人才,真让我打心眼里佩服。

在泰华作家协会的文友中,杨玲的组织才能是公认的。也受到泰国华文作家协会会长梦莉女士和永远名誉会长司马攻先生的器重。2008年,她被推选为泰华作协的理事和副秘书长;同年,还担任了会刊《泰华文学》的编委;2016年,她又被推选为泰国华文作家协会第十八届四位副会长之一(其他三位为陈博文、曾心和范模士),自此走上了该协会的高层领导位置。五年来,她在这两位老会长的领导和支持下,担负起泰华作协很多活动的组织、宣传和对外交流工作。职务高了,责任大了,事务也多了起来,在这些年的中国和东南亚国际华文文学学术会议,及其活动中,也多了她的身影。

不过,她的名气在担任副会长之前就已经随着其作品在媒体和网络上的传播,在东南亚和中国的华文文学界拥有了一定的影响。早在十几年前,杨玲的作品,就被一些中国大学海外华文文学专业的老师作为教学范文,甚至被研究生们视为论文研究对象。2012年,中国华侨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许玮莉毕业论文题目就是《泰华作家杨玲文学创作研究》。而她的小诗,也在一些专家学者和研究生的论文里得到广泛的好评。

不过,就个人而言,我更喜欢她的译著《画家》,或许这与我爱看外国小说有关。当我看到书中那篇朱她玛的《今夜星光暗淡》,读到故事的结尾,乃猜的神经病妈妈不见了,可乃猜却还拉着妈妈的手时,我惊愕了。这样的故事情节,太夸张了,用意何在?接下来作者写道,“乃猜不要一只妈妈的手臂,他要妈妈回来,没有什么比妈妈更重要。”我略微明白了一些,开始乃猜嫌弃有病的母亲,让他没面子,带她看病牺牲了很多时间,况且家里也没钱。可是妈妈真的没了,他却受不了了。由此,展现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其经济压力再大,都无法击溃母子亲情。

那一刻,我想到蒙拉查翁• 克立• 巴莫的《断臂村》,那也是关于一只胳膊的故事。不过那不是一个人的胳臂,而全村孩子的右臂。即村里长辈为了孩子们长大不再成为那些不为人民办事的议员们选举表决机器,悲愤地决定,不管谁家的孩子,出生时都要砍掉右臂,“免得他们成人之后去举手投票,出卖灵魂,使父母伤心……”尽管这个故事的含义很深刻,但其夸张的手法却偏离了情理,让人不寒而栗。或许,这也是泰国文学作品的一种特色吧。

《画家》这本译著是从杨玲1998-2006年翻译的50多篇短篇小说中精选出来的36篇泰国当代中青年作家的作品。泰华作协永远名义会长,泰华文坛泰斗司马攻先生在本书序中夸赞杨玲这部译著选题好,可读性和思想性强,并贴切地表达出了原著的意思和作者的感情。在泰华文学翻译人才青黄不接的时候,“杨玲在逆流中挥桨,实属难得。”同时“弥补了20年来,泰华文坛译著少的不足,深具意义。”

司马攻先生所说的“深具意义”,我有体会。《画家》这本书不仅让我看到杨玲中泰文的功底之深,更让我看到她的选材视角,及其思想情操和格局。书中,暖哇蓬•猜是限的《芭提雅的夜晚》深深地打动了我。作者以第一人称讲述了在泰国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音乐家创作的乐曲都锁在抽屉里,为讨生活去芭提雅酒吧做琴师,与妓女为伴。他十分同情那些为了生存去出租肉体的妓女们。把在路上被车撞伤的一个患有艾滋病的落魄妓女送去医院住院。后来,他还不嫌弃地让前来感谢他的那个患艾滋病的妓女到自己的公寓喝咖啡,并多次去医院看她,直到她离开人世。

当我读到“不久,她的病情恶化,最后不能起身躺在床上,我常去看她,这是我首次经常出入医院,和病人非亲非故,我只是出于恻隐之心。我知道除了医生和我,再也没有其他人关心她的死活。”这一段时,心中的作者高大起来。我盯着“恻隐之心”这四个字,思绪万千。

仅仅是恻隐之心吗?太低调了吧!我想,杨玲选择这篇小说翻译给华人读者,也不仅仅是介绍一个有恻隐之心的落魄琴师吧!这是一位心地多么善良、思想多么纯洁、品德多么高尚的人啊!他不仅是同情和关心一个和自己毫不相干的艾滋病患者,更是尊重妓女的人格。他理解她们,“若非环境的逼迫,无路可走,这些女人是不会自愿用天生本钱去换钞票的。”因此,他把自己和她放在一个等号上,都是为了谋生,只是他卖自己的琴技,而她卖自己的肉体。

坦率地说,这篇小说令我感到十分羞愧。记得2016年,第一次来泰国游览芭提雅时,还特意去红灯区看热闹,看这种国内没有的景观。彼时,我对那些坐在吧台喝酒,与外国男人调情的小姐们没有任何好感,更谈不上同情和平等了。文学的感染力就是这么强大,通篇文字没有一句大道理,却直击我的心灵。

还有仓娃莉的那篇《坤摩邬玛》也让我十分动容。故事说的是一位深受患者爱戴的农村医生,坤摩邬玛。她为人善良,医德高尚,对患者,无论贫富,一视同仁,都尽心竭力。当一位愈后老妇人硬要她收下一颗黄宝石时,她的同事建议“坤摩,拿去鉴定,看是否真的,价值多少,这么大的巫色拉堪真是少见!”她则说:“我不想知道,有的东西是没法估价的,耶隆玛给的宝石,是真是假,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她的同事哪里明白,在她的眼里,这颗宝石和仓大婶送她的鸭蛋是同等的价值。

我喜欢《画家》中的每一个故事,也感受到杨玲为了让读者尽可能地接近原著,触摸作者的脉搏所付出的努力。

众所周知,小说的翻译不是单纯的传译,这是一个二次创作的过程。这个过程十分辛苦,甚至比自己撰写小说还苦。因为,要想完美地将作者的意愿展现出来,她的文字不但有原作之魂,还要有中文之美。伟大的翻译家傅雷先生,两次翻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可谓字字珠玑。他还给自己订了规矩:每日进度不超过千字。译完之后,他还要逐字逐句细细爬梳。

尽管杨玲尚无法与翻译巨匠傅雷先生相比。但是,她的翻译思想和翻译过程所付出艰苦努力是值得称颂的。为了这本《画家》,她在广泛阅读泰国作家原著中大浪淘沙。她说,“曾经一次看过十篇泰文小说,但是没有找到一篇理想的。只能再找。再找……”正是她的不懈努力,才有了这本《画家》。她呈现给我的不仅是一本当代泰国中青年作家的佳作,更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后,泰国底层社会人民生活的一个全息投影。

在这篇文章结束之际,我真诚地感谢杨玲为华人读者呈现了这本《画家》,并希望她能出版更多,更好的译著。

(2021年5月29日于曼谷)

Monday, 29 November 2021 06:44

孙中山先生的两度暹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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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军

孙中山先生的两度暹罗行


今年是辛亥革命胜利一百一十周年。遥想起一百一十年前,老迈的大清帝国斜阳欲坠,在与西方列强的多次交锋中,屡屡战败,国运凋敝,民生困窘。19世纪下半叶直至二十世纪初,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及辛亥革命,中华民族无数仁人志士不断探索变革,终于在1912年创建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创建民国的艰苦历程中,孙中山先生为“驱除鞑虏,振兴中华”的伟大理念而奔走世界各国,殚精竭虑地宣传革命思想。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前,孙先生曾经来过曼谷。

我近日在研读文献资料的时候,发现关于孙中山先生究竟来过几次泰国,有“一次说”、“二次说”和“三次说”三种观点。中山大学教授林摩尼(林悟殊)《孙中山莅暹及其与二哥丰友谊之史实》一文认为孙中山先生仅在1908年底来过泰国一次;中山大学教授张映秋教授的《清末革命派在暹罗的活动与暹华社会近代文化的兴起》以及泰华学者黎道纲先生的《孙中山先生1903年来暹考》《⟨孙中山先生1903年来暹考⟩讨论》《泰国潮人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等论文以及泰国学者攀尼•布叻在其《1914-1939年间泰国资本家的特征》一书中则根据泰国国家档案馆中的政府档案资料论证孙中山先生先后与1903年和1908年两次来过泰国;泰华学者晴虹(萧汉昌)在《星暹日报》上发表的《孙中山先生三次莅暹事迹考》《孙中山先生三次莅暹活动》《孙中山先生与暹罗华侨》等文章以及泰国中华会馆去年出版的《国父孙中山先生生平事迹专辑》一书则主张在1903年和1908年之间,孙先生还于1905年来过泰国。

我查阅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的《孙中山年谱》和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孙中山年谱长编》,明确记录了1903年7月底,自安南经暹罗抵达日本横滨。然而,关于1905年孙中山先生访泰的记载,中泰文都罕见。中文《孙中山年谱》记载着1905年6月11日,孙中山先生自法国马赛乘船东返,途径新加坡、西贡,7月9日抵达日本横滨。没有关于中途登陆暹罗的记载。泰文官方档案资料也没有关于1905年孙中山先生访泰的记录,也可以佐证1905年孙中山来泰的说法不太有说服力。

阻于疫情,外出访问和查询图书馆数据不便。我只好翻阅手头有限的中泰文资料文献,综合前辈研究的成果,在下文通过文字再现孙中山先生当年两次到访曼谷的行踪足迹。

通过孙先生的年谱和传记,可以了解到在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为了躲避清廷的通缉追捕和在世界各地宣传革命思想,他几乎跑遍了世界各地,北美、欧洲、日本、东南亚和日据时期的台湾,其中泰国,根据现有的文献记载,尤其是泰国国家档案,几乎可以肯定的说,在没有新材料发现之前,现有文献资料是支持孙先生于1903年和1908年先后两次到访过泰国的说法的。

1903年6月初(不是年谱中所说的7月底),37岁的孙中山先生,从安南西贡来暹,化名“高野长雄”(Takano Nagao),并非有的文章中所说的孙先生此番来泰是化用泰式名字“杜嘉诺”。孙中山先生此番莅暹,没有公开活动,住在曼谷挽叻(Bangrak)的法国人开办的酒店Hotel de la Paix。泰国学者发掘的泰文国家档案的记载,孙中山先生通过教会结识了法国驻暹罗使馆的朋友Hardouin,在他的引介下,得以与泰国侨界三位领袖人物张君丁、伍佐南和二哥丰。这方面内容没有其他中文资料的佐证。泰文档案还记录了负责监视跟踪的泰方人员与孙中山先生交谈的内容:暹罗政府针对华侨私派会党(洪字大兄)的政策、华侨人头税和华侨会馆等问题。泰国政府在孙中山先生甫一入境,就有密切关注,泰国国家档案馆保存有各级官员向上级机关汇报的呈文。

1905年7月30日,孙中山先生推动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等革命组织合并为“同盟会”,并亲自拟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1906年2月,孙中山先生主持在新加坡晚晴园成立了同盟会新加坡分会。

1907年防城之役后,同盟会派会员到东南亚各地募款。汪精卫被孙先生派来暹罗,募款虽然不利,却成立了同盟会泰国分会,萧佛成先生任泰国支部长。萧佛成先生还是泰国中华会馆和福建会馆的发起人以及同盟会泰国分会的机关报纸《华暹新报》的创办人。

1908年11月14日、15日,慈禧和光绪帝先后驾崩,导致举国上下和海外侨界对国家未来深感不安,三岁小宣统帝的即位则更加剧了世人对满族统治的清王朝的不信任。

孙中山先生正在这个时候第二次到访曼谷。1908年11月20日莅暹,12月14日离开,此行,孙中山先生由新加坡侨领陈武烈陪同,偕同胡汉民、胡毅夫、何克夫、卢仲珊等前来曼谷。陈武烈是新加坡巨商陈金钟的长孙,其家族经营的振成栈是业务遍及中国内地、香港、暹罗和新马的商号,以经营泰国大米著称。陈金钟曾一人担任日本、暹罗、俄国三国驻新加坡领事,还被泰国国王御封为侯爵(Phaya)。孙中山先生莅暹之后,拜访暹罗侨界领袖二哥丰、刘继宾、刘锡如、赖渠岱等。其中就有二哥丰即是郑义丰(智勇)。二哥丰,是暹罗洪字会二哥,实际是第一号人物,因为大哥已不在世。而同盟会暹罗支部长萧佛成先生也是洪门人士。二哥丰替暹罗朝廷朱拉隆功国王包办税收,开办花会等事业,富可敌国,被国王封为伯爵。刘继宾,开办火砻厂、矿物公司,并承办鸦片专卖,富甲一方。其女儿嫁给朱拉隆功国王为妃,所以同时也是王亲国戚。赖渠岱经营泰国王家酒厂,刘锡如则是经营木材的殷商。这些人物都是商界翘楚,侨社领袖。

11月29日,暹罗侨界假汇丰银行举办宴会,欢迎孙中山先生。孙先生在宴席上,演讲共和革命的思想。12月1日孙中山莅暹演讲的消息作为头条见诸中泰文报端,引发舆论沸腾。暹罗政府受到清王朝的压力,勒令孙中山先生一周内离境。孙中山遭到暹罗政府驱逐后,以在美国夏威夷出生为由,请求美国使馆帮助。美国驻暹公使汉密尔顿•金(Hamilton King)曾电告美国国务院确认是否有孙中山的出生证明,以及可否发给孙中山美国护照。虽然美国政府最终并没有发给孙中山先生护照,但是却可以借此为由,得以多在曼谷逗留一周。实际上,孙中山先生并不是出生在夏威夷,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延长在暹的时间。孙中山先生除了拜会侨界领袖,劝募捐款之外,还公开向暹罗华侨宣讲革命思想。在曼谷唐人街区,平行的耀华力路和三聘街之间有一条窄巷,孙中山先生曾在此处演说,泰国华人习惯上将此街称为“演说街”。

孙中山先生在暹期间,是住在暹罗海南文昌华侨青年林文英的家中。林文英曾在1903年赴日本留学,曾在横滨聆听孙中山先生的演讲,深受影响,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回暹后成立“琼岛会所”从事革命工作。孙中山先生1908年访暹时,林文英作为秘书,随侍左右,帮助孙先生躲避监视和干扰。后来林文英将孙中山先生用过的一张铁床作为珍贵文物捐赠给了泰国国家博物馆。

孙中山先生1908年底的访暹,十分成功,不仅募得了大笔的革命资金,而且对暹罗同盟会各方面的工作进行了指导。

首先,加强了同盟会暹罗分会和中华会馆、福建会馆等革命组织,将华侨进步力量团结起来,大大鼓舞了革命士气。

其次,改造了传统反清复明的旧式私派会党。暹罗客属两大私派群英和明顺,长期对立不合。在同为客家人的孙中山先生的调节下,消除了分歧,后来在1910年共同成立客家会馆,一起支持同盟会革命运动。

再次,促进了革命派报纸的发展。孙先生离开曼谷时,留下胡毅夫和卢仲珊帮助《华暹新报》助理笔政,此举大大加强了暹罗侨界革命派舆论的力量。

同盟会的宗旨之一是“驱除鞑虏”,这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之中“民族主义”思想的具体体现。而这一思想是与海外洪门长期的“反清复明”主张不谋而合的,这也是为什么孙中山先生会与国内三合会、哥老会以及海外洪门合作,甚至亲自加入美国致公堂的原因。1899年,孙中山先生曾亲拟“万象阴霾打不开,红羊劫运日相催,顶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转来。”歌谣,作为与秘密会党联络革命的暗号。同盟会在南洋募捐,也是倚重和发动海外洪门的组织和力量,不少同盟会会员都是洪门子弟,例如泰国分会的支部长、革命先驱萧佛成先生。

孙中山先生两度莅暹,广泛联络华侨各界人士,劝募革命资金,宣传革命思想,极大促进了南洋华侨接受现代思想,开办新式华校和鼓吹革命的报纸。海外华侨是辛亥革命的主体力量,不仅是捐款,还会为了救中国捐躯牺牲。抛头颅,洒热血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就有很多南洋华侨。此外,海外华侨社会还是华人最早接触西方现代思想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地方,是新思潮的孳生地和广播站。孙中山先生很多思想就是在海外留学和研究中逐步形成的,而最早理解和追随先生理想的也多是海外华侨。

从以上两个角度来理解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华侨是革命之母”,或许应该有更深入的体会吧。

Monday, 29 November 2021 06:37

北大三记

Written by Administrator

方文国

北大三记


上北大

日当正午,人近中年,忽然想起再上学读书的事来。

大学毕业,我怀揣一本经济学学士证书进了中央国家机关,日忙夜歇,熬得云开日出,被提拔为业务处的副处长,不到两年又升为处长。这时觉得学士的学位有些不敷使用,机关新进的人大都有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也插花般有那么两三位。自己要是不再读个硕士,怕是要一步拉下,步步跟不上,岂不耽误已经开始的大好前程。可见人在俗世,想法大都俗得离奇。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机关工作人员在职读学位已蔚然成风,大学从中嗅到巨大商机发现来财之道,开始批发各类学位证书。他们发明了一种叫有学位没有学历的在职读研,大致上就是交了钱到时就给个学位。北京好多大学像人民大学这样的名校也做这等买卖。我大概有洁癖和强迫症,心想不读则已,要读一定要读个说得过去的学位。打听到北京大学有比较正规的在职研究生可以报考。所谓比较正规首先需入学考试,其次定期上课,最后也要做论文等。于是我报了名,认真复习,在冬日一个下着大雪的日子,去北大参加入学考试。其中英语课离录取线差一两分,心里沮丧了好一阵。我正计划着来年再考时,北大大发慈悲心录取了我,让我这个年近四十的老童生有幸走进燕园,成了这所百年名校的学生。

经过三年学习,拿到了有校长签章的北大研究生毕业证书和印有国徽的法学硕士学位证书。

二十一世纪初期,中国共产党对贪腐的省部级高官首开杀戒,时任江西省副省长的胡长清因腐败被执行死刑。在查处胡长清案子的过程中,发现他的硕士文凭是假的,中央由此开始对党的高级干部文凭进行审查。那时我在重庆工作,市委组织部拿走了我的北大文凭,大概一个多月后,连同文凭发回了一纸公文,证明我的北大文凭视同于在校全日制学习,学历和学位真实有效,今后在填报《干部履历表》时可以按照组织认定结论填写。

北大文凭对自己的仕途并未发挥什么作用。在官场混久了,终于明白,说你行你就行,没有文凭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有北大文凭也不行。前几年有一个北京大学毕业的学生去杀猪当屠夫,似乎就是一个很好例证。

退休后,我的北大文凭倒是发挥了一次作用。我回曼谷后曾在一家中英泰三语学校做顾问,学校要给我办理工作许可和工作签证。泰国政府规定,若没有一定的学历,不会发放外国人在泰国学校工作许可。我呈上北大文凭的翻译件和公证书,签证和工作证很顺利地办了下来,让我这个喜欢慢生活的退休老头名正言顺地在曼谷水晶湖边过起快乐悠闲的日子。


北大同学

履行报名手续后,北大研究生处通知我去参加考试辅导。

那年北京雪下得早下得多,我来到北大校园,见大楼背阴处大树根下,堆着染了灰尘的雪灰不拉几的。北风吹得紧,下雪不冷融雪冷,我缩着脖子左顾右盼。正在这时,一个人上来跟我打听化工楼在哪,我说我也在找化工楼呢。说话间,又有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人向我们打听化工楼的地址。三人一起找很快就找到了。进到阶梯教室,层层座位上已坐满了人,一位白头发的老师正在讲《当代国际政治》的复习要点。

我们这三个不期而遇的人原来都是来报考北大国际关系学完的,除我之外,一个来自《解放军报社》,一个来自中央电视台。后来都考上了,三个人想起那天的奇遇,都觉得好笑。我们这个研究生班有二十来人,其他的同学有外交部、公安部、安全部、中央组织部等中央机关来的,也有北大本校和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等高校的青年教师,还有负责往中东地区销售军火的中央企业干部。从外地来的学生只有两人,一位是山东荷泽市市长的秘书,另一个是从河南一家报社来的年轻人。开学有一段时间了,班上来了一个长得高大英俊的青年人,他是朱镕基总理的警卫参谋,负责在总理外出时替总理提着那个不能离身的公文包。他人很好,也不张扬,后来大家混熟了,一起喝酒吃饭时,他说,他本不想来上学,劳阿姨非要劝他来北大读书。话里话外透露两点重要信息,一是总理夫人很关心他,二是他并没有经过入学考试,是直接进校学习的。

学生的身份大都已有一官半职,有的已经是厅局级领导。从河南一家报社来的王有华同学比较特殊,他原来在郑州一家报社工作,是办了停薪留职手续来上学的,在北大租了间房子,平时就住在校园里。他身上仿佛集中了河南人所有的优点,憨厚老实、勤快能干。在三年的时间里,他总是默默地为我们这些平时忙于工作,周末才去上课的同学服务。讲课提纲,期中期末考试复习提纲,作业收集上交,他总是妥妥地帮全班二十多个同学办好。

临近毕业时,我调去重庆工作,同学们在酒店里聚餐为我送行。席间不知那位同学提起,说都快毕业了,王有华的工作怎么办?来自北京市民政局的楚国清随口说道,来我们那儿吧。他是民政局副局长,说话自然是管用的。王有华毕业后进了北京市民政局研究所工作,不久借调到民政部,后来调到民政部进了部长的秘书班子。调动的过程中,王有华原单位卡住档案,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的同学打电话去,把那位负责人骂了一顿,报社负责人可能担心到自己的乌纱帽,乖乖地放人了。进京户口、工作安排,本来是比登天都难,王有华好人有好报,他的事在同学聚餐时谈笑间就落实了。


北大印象

整整三年,双休日都在北大校园里度过。我们在北京西北角的这片宁静美丽的校园里学习、交流、徜徉。不像早年进大学,被幸运及自得冲昏了头脑,懵懵懂懂的。现在不一样了,在社会摸爬滚打一番后,再进大学,懂得用审视的眼光来观察与分析。北大有丰厚的历史积淀,所以像一个有知性的美人,举手投足间自有几分雅致和风流。整个校园的建筑如此,连走在林荫道上的莘莘学子也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沉稳与淡定。老师更不用说了,能在北大谋得一席教职,没有胡适的学识,也有黄侃的狂傲,没有蔡元培的包容,也有罗家伦的开放。这些先驱级的大师们,用他们不同凡响的才学打造了北大特殊的风格,虽经历史风云变幻,依然像满校园的国槐一样,根系深入土中,枝叶常绿,一遇春风夏雨,细密的白花缀满枝头香馥茵蕴。

在我上学的那三年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又一个经济发展思想活跃的小阳春时期。邓小平提出的不争论顺带不带帽子不打棍子的政策,让像北大这样有着自由传统的高校春风和煦万物生长,各种观点理论以校园围墙为界,在教室、礼堂以及教工宿舍学生饭堂间可以自由自在地碰撞。三角地没有言辞激烈的大字报了,但各种演讲报告的海报每周都在更换,来自国内外的各个流派的学者教授都来北大这块宝地宣扬他们的主张与学说,在师生间寻找知音传承衣钵。

年轻的老师不管教学水平高低,讲起课来一水的思想开放,言辞犀利,对当今世界学术潮流的把握敏锐而准确。给我们上《国际政治》课的朱教授上课既无讲义,也无片纸,走进教室,骗起一条腿搭在讲台上,手里抛着半截粉笔头,从莱温斯基裙子上的斑迹开讲,把克林顿政府困境与挣扎分析得清汤下挂面一清二楚。从北欧讲学归来的贾教授讲东亚局势,一开口就给热衷于核武的朝鲜定了性,说北朝鲜就是个流氓国家。在下面听讲的同学中也非善茬,当即站起来举中国1960年代的核武器发展的例子为朝鲜辩护。教室瞬间变成了辩论场,一时唾沫横飞热闹非凡。贾教授微笑以对,常常用一两句话就让学生放弃了自己的观点。他拿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个简图,从西南的印度、巴基斯坦到东北的俄国、朝鲜,还有完全有能力开发出核武器的日本,说明全世界只有中国被如此多的核武器包围,那么朝鲜此时谁的劝说都不听,一意孤行,摆出一付不惜与自家大哥同归于尽的样子出来,不是流氓又是什么!

老师敢讲,学生能驳,北大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Monday, 29 November 2021 06:31

悼非常文友——林太深先生

Written by Administrator

张锡镇

悼非常文友——林太深先生


灵堂庄严肃穆,林太深先生的灵柩横卧在祭台之上,金光闪闪,格外耀眼,周围簇拥着白色和淡黄色素雅花卉。前边是两个高高架起的椭圆盘状花圈,上边点缀着紫色玫瑰。一个是颂莎哇丽女亲王赐予,另一个则是著名的诗琳通公主所赐。祭台右侧,摆放着林先生生前玉照,他身着西装,头戴遮阳小帽,满脸洋溢着阳光般的微笑。

我久久凝视着他,他似乎真的在向我报以动感的微笑,脑海中倏然浮现出他栩栩如生的音容笑貌,把我的思绪拉回到我们往日谈笑风生,一酬一酢的欢乐场面。

同林先生的交往,除了文坛会议上接触,更多的是同文友们的出游和聚餐。除了大范围的聚会,还有我们夫妇同泰华文坛两位老人单独聚会。这种小范围聚会通常由岭南人发起,由我驾车接送两位老人在附近餐馆小聚。我和太太之所以有邀必应,也是念及两位老人的生活孤寂与情感需求。他俩常常自嘲是难兄难弟,我们也深深同情他们的不幸经历和忧虑他俩的健康状况,尤其,看到二位年事已高,常常听他们谈起谁陪谁,谁送谁,那种凄楚的玩笑话,更让我们晚辈心生怜惜与同情,更觉得多多陪伴两位老人责无旁贷。

今年二位老人相继离世是泰华文坛的巨大损失,也是我们文友的不幸,使我们失去了两位父兄般的良师与挚友。二位患难与共的难兄难弟,同归极乐世界,重续兄弟情缘,也不失为一种不幸中的安慰。五年前,85岁的岭南人向太深兄放出豪言,“我再陪你五年。”太深兄回以“奉陪”二字。不幸被二位言中。上苍也算成全,总算满足了二位的心愿。今天,我们只能为二位在天国重逢而祝福。

岭南人的离去,着实给太深兄以重重一击。之后不久,他便不得不开始新一轮痛苦的化疗。在家里休养期间,不少文友前来看望。似乎健康状况有了转机,看望的文友不时传出乐观照片和视频。尤其是在他去世前两周还举家到张主席的龙虎园同老友欢聚,更让我们燃起了新的希望之光。这不知道是不是回光返照。

在他最后的几个月,众多文友都放心不下,纷纷登门看望。我和太太也去了多次。生前他在文友中享有极高的声望,深得大家的厚爱,有的把他比作父亲,有的称他兄长,有的直呼他可爱的老头,更多的人称他为良师益友。然而,这里,我要强调的是,他的人品,他的为人,他神奇的人格魅力。这一点,只要同他有深交的人才有体会。

对他的人生和作品,在下早已有过评说,这里想专门探究一下他的人格魅力,其魅力究竟从何而来?我想用这八个字来概括其人格魅力的根源:热情好客、重情重义、淳朴厚道、真诚实在。

那还是2016年,他第一次抗癌成功,就邀请文友到他家里聚餐。真诚的待客之道莫过于在家里招待客人,并且亲自下厨。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他的真诚、热情和实在。宴席设在他家楼下大厅一侧,摆了一张长条桌子;出席的客人还有岭南人、曾心、若萍、杨玲、晶莹、姚文鑫。他亲自下厨,做的是他拿手的红烧鲤鱼、清炖整鸡,还有清煮大骨。桌上摆的不是盘碟,而是大盆。太深兄撸胳膊卷袖,为大家手撕鸡肉。那是我来泰国第一次看到如此待客,那叫个实惠、真诚、实在,让食客吃得昏天黑地。后来,他又再三邀请文友到他家里聚餐。有一次,特请大家去品尝他亲手做的番薯叶羹。我至少有三次到他家赴宴,每次,他都精心准备,美味佳肴摆的琳琅满目。

除了集体宴请,有时还特意邀请我们夫妇个别招待。一次他邀我俩到他家附近的一个有名的潮州餐馆吃炖羊肉。其实,意不再食,重在叙情。

他是一条硬汉,可他又是一位性情中人,重情重义。他对帮过他或对他好的人,深深地记在心里,他从不用言语表达,而是用行动。有一次,他给我打电话,说在乡下买到几只土鸡,想送给我和范军,希望我去取。我谢绝了,劝他自己留下,补补身体,不要客气。后来听说,他还是让家人开车,他亲自送到范军家里,并看望他们的孩子。

最近几个月,在家养病期间,我们每次去看他,临走时他总要让他太太送我们点儿什么,不让我们空手离开。送的东西都是他们认为最好的东西,有三文鱼、白灼虾、土鸡等。我们真有点过意不去,以致后来,不敢多去。还有一次,他一时不知道送点什么好,于是从屋里拿出来一个用报纸抱着的东西,原来是一个外国的磁盘,是他从俄罗斯带回了收藏品。看着这位老人那样实心实意的样子实在感动。

说起临终前他去龙虎园,我想,那或许是一次对挚友张祥盛主席的情感回报和真诚告别。他大概意识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要最后看望他的老友,以表达感激之情。后听张主席说,临走,他还掏出两万铢,要塞给他。我听后,一是感动,二是理解。这就是他,一个淳朴厚道的林太深。他不善漂亮的言辞,也没有认为金钱有多么重要,那只不过是一种既笨拙又真诚,既可笑又质朴的情感表达方式罢了。

太深兄身为华文作家,而他的太太和子女却不谙中文,他和家人几乎处于两个精神世界,其文化隔阂之深可想而知,这也是他和岭南人心心相惜的根源所在。然而,这一点都不妨碍他对家人的爱和对家庭的责任。同他有几次在外地就餐,每当尝到可口的美食,他都不忘多订一份带回家,供家人品尝。那次华欣三人行,我们吃到了久负盛名的美味油炸斑马虾蛄,他便嘱咐餐馆老板第二天再准备一份,他要带回家供家人分享。这种小小举动让我暗自感慨。

他的感情世界有过不幸,这也不是啥秘密。他曾有过海誓山盟,但终因政治因素,生生断绝了初恋情缘。使他终生抱恨的是他没能履行自己的诺言,“回去接她”。但让他感到些许安慰的是,她最终找到了不错的归宿,在大洋彼岸过着平静的生活。就在他养病期间,我曾问起同她的联系,他说,仍保持联系,仍相互牵挂,每月仍会通一次越洋电话,互报平安。半个多世纪的情缘,从未间断,可见太深兄多么钟情。是啊,那毕竟是甜蜜的初恋之情。现在,大洋彼岸的她或许还在盼望那久违的电话铃声……

太深兄的突然离去,尽管有过思想准备,可对我们夫妇二人仍是不小的精神创伤。但让我们稍感慰藉的是,在他生命接近尾声时,我们帮他完成了他生前最后一个心愿。

就在他的第四部文集《湘子桥遐思》出版之后,我俩登门看望他。其间,我提到,听杨玲说你还有一本书的计划,打算把其余散见各处的文章结集出版。他低沉而无奈地答道:“杨玲太忙了……” 他没有说下去,可我俩听懂了。回来之后,我俩便同杨玲商讨此事,表示我们愿意承担内文编辑和封面设计的主要任务。杨玲也十分赞同,主动承担起出版统筹重任,汇集稿件,安排排版,联系印刷等事宜。晶莹、阡陌和澹澹等也积极参与了收集稿件和照片,晶莹还承担了帮助撰写后记的工作。分工明确之后,大家纷纷行动起来。这期间,太深兄又进行了一次化疗,身体进一步虚弱。我们三人虽未明说,但心里只有一个目标,一定要赶在他神智尚清醒的时候看到此书。大家日夜加班加点,仅用了一个多月,终于如愿以偿。林太深的第五部文集《榴梿香飘的季节》面世了。杨玲第一时间打来电话,说书已运到他家里。第二天,我们俩就驱车前往,到他家,林太深那天心情不错,对全书表示满意。从他面部表情,看得出他在心里默语:终于了却了最后的心愿。

今天,他最新出版的两本书就摆在灵堂门口,人们小心翼翼将书装好,带了回去。

林太深离开了我们,可他的精神和灵魂仍伴随我们左右。这五本书是他全部精神财富的宝库,是他情感世界的美丽画卷,也是他为泰华文坛留下的一笔文学遗产。今人和后人将不断从中汲取营养,将滋养一代又一代的泰华文友。

2021年10月6日于曼谷

Monday, 29 November 2021 06:26

生命浓缩的两个光环

Written by Administrator

曾 心

生命浓缩的两个光环

——悼念林太深先生


林太深的一生爱好文学,也喜欢收藏。他走了,既是泰华文坛陨落了一颗文星,还有一颗是他苦心收藏的世界的艺术品。这是他生命浓缩的两个光环。

我认识太深是在1988年,看到他参加泰国短篇小说创作金牌奖征文比赛获奖作品——《三代人的独白》。这篇作品虽是“优秀奖”,但它留给我的印象比一、二、三名的作品更为深刻。在《三代人的独白》中,太深采用三代人交互进行独白的方式,去表现三代人的思想和性格以及之间人生价值观的冲突,突破了传统叙事手法,颇具清新新颖,,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那时,我刚入泰华文坛,认识文友不多,倒很想看看太深作品,可是在华文报纸再很少见到他的文章。有一天,我心血来潮,给他打电话,正好是他本人接电话。我问他认识我吗?他连说了几个“认识”“认识”。一下子我们之间从心灵之交,变成话语之交。我叫他多投稿,他说心里正有这个打算。话语虽不多,却谈得很投机。

2009年秋天,我要到重庆出席第三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我邀他和刘淑华参加论坛,会后一起去游九寨沟,他满口答应。如何去呢?那时泰国到重庆还没直达航线,只好先到成都再转机。刘淑华很内行雇了一辆面包车,从成都——重庆——九寨沟——成都,用了五天时间,转了一个大圈,因此在车上的时间很多。太深和刘淑华坐在同排,开始闲聊、谈话,没话谈了,就念佛经、背唐诗宋词。如《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他俩都念得很流利。他们背的诗词,不是律诗绝句,而是李白的《将进酒》、白居易的《琵琶行》、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等如此长的诗。我很惊讶,他俩的记忆力如此的好。当然,刘淑华是博士,又年轻,不用说; 而太深已是“古稀之年”,怎能背得如此之多,如此之流利,甚至背得一字不漏?我感到惊讶地问他。他笑着回答:“年轻时背的东西,都不容易忘记。”我真是自愧不如呀。

2010年冬天,留中总会文艺写作学会组团到泰西边陲美速旅游,最后一天上午,我们到泰缅边界的市场采购,等到要开车回返时,发现林太深不见,我抬头向远处观望,见他匆匆背着一大袋东西跑来。我问他买到什么“宝贝”?他擦掉额上的汗说:“是根雕,美速的根雕很有名,多数是缅甸进来的。”我也喜欢“根雕”,怨他没邀我一起去。他笑着说:“到了曼谷,找一天到家里看看我的收藏品。”过了不久,他来电邀我到他家吃饭,我明白他的用意,也很想去见识他的收藏品。

他家是在曼谷火车站附近,五层排屋,收藏库是在四楼,面积约二百多平方米。平常门窗都关着,当他打开电灯和空调时,叫我大吃了一惊,原来他收藏了这么多东西,不是论千件,而是论万件,几万件。他在《收藏》一文说:“我的收藏驳杂,除书画外,还有烟具,茶具、鼻烟壶、根雕,化石、非洲檀木雕等。” 但眼前的收藏库里,东西层层叠叠,琳琅满目,有不少东西他“隐”了。如最引人注目,是摆在桌上的象牙,不是一般的象牙,是二三米长的白象牙,不是一对而是好几对,还有许多象牙雕刻的艺术品。他告诉我说:“这些象牙,都是在禁令之前买的。”当时他到亚洲、非洲各地做生意,象牙还可自由买卖,他每次回来就带一两对回来,包括“古董”和艺术品什么的。他买来的象牙有亚洲的、非洲的和猛犸的。他指着最大的一对说,“这是亚洲象牙,质地好,呈淡黄,光洁度较好。”我问:“如何辨别真假?“他说:“主要看有没有细小龟裂文。”我建议他把这么多收藏品归类、编号、展出。他摇头说:“难呀!”。

两年前,太深居然雇了一个懂电脑的小伙子,动手进行整理,拟印成书。他答应我,等他把收藏品全部拍成像片,装订成册后,送一册影印本给我先看,可惜他这一“工程”没完成就走。

他走了,身外之物没带走,留下生命浓缩的两个光环。第一个光环是他的五本书:《今夜寒江入梦无》《佛塔影下》《乡愁乡梦》《湘子桥遐想》《榴莲飘香的季节》,第二个光环,就是依然存在收藏库里的艺术品。

呜呼!何时才能再见到这些艺术品?

Friday, 26 November 2021 08:32

应运而生悄然而逝的批局

Written by Administrator

司马攻

应运而生悄然而逝的批局


一个小小乡村竟有6家批局

我的故乡,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成田镇田中央乡,二十世纪30年代,全村人口约3千多人,而旅居泰国的大约有两万多人。田中央乡是一个知名的侨乡,更典型的是,这个小小的村落,先后曾经有过9家批局,而在同一个时期存在、运作的,竟有6家。这6家批局是成昌利、永顺利、德顺盛、协成丰、永振发和泰盛。

有一段时间,批局改称为银信局,但人们都叫批局或批馆,很少叫银信局的。

潮汕地少人多,粮食不足,为了生存,只得漂洋南渡,以旅居泰国的最多。

这些旅居海外的华侨,为了和留在故乡的家人通讯,并把千辛万苦挣得的一些钱,寄给家乡亲人,这些信和钱的结合,潮州人叫批。

起初的批都是托人捎带,后来有专为侨胞带批的水客,但都不大方便。于是,有了批局的出现。

批局是集邮局、银行、镖局于一身的典型行业,这类业务,仅广东、福建、海南 3 省所特有。

20世纪30年代,我的二伯父在泰国,与友人合创,成昌利批局。成昌利批局是"泰国成昌利保险银业燕窝贸易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成昌利批局于民国20年(1931)12月28日开业,二伯父为该公司董事总经理,公司设在泰国曼谷石龙军路义福巷口(目前该地址已成为石龙军路的地铁站)

暹罗银信局公会

1911年,泰国五世皇时代,曼谷有批局58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由于侨批业蓬勃发展,兼之政治经济复杂,侨批业有许多共同的问题要解决和应对,因此,全侨性的暹罗华侨银信局公会,于1947年6月1日正式成立。

暹罗银信局公会地址设于成昌利批局三楼。当时曼谷有113家批局,其中潮属占83家,其余广、琼、客、福各属总共30家。

第一届暹罗银信局公会理监事(1947年):

理事长成昌利,副理事长南昌隆,常务兼财政振成兴,常务泰南兴、伦敦,理事永吉安、万兴昌、伍东白、永顺利、熊常兴、广顺利、源泰昌、广泰来、振潮兴、锡碧记。监事:天外天、振泰丰、长兴利、德顺盛、湄光、泰源成、广源。

这里,伦敦、伍东白、熊常兴、湄光为客属,广源是广属,锡碧记是闽属,永吉安是琼属。

第二届暹罗银信局公会理监事(1948年)理事,潮属有:成昌利、南昌隆、振盛兴、泰源亨、永顺利、万兴昌、伦敦、陈炳春、振潮兴、广顺利。客属批局有:伍东白、陈华兴。琼属批局:永吉安。广属批局:广泰来。福属批局:锡碧记。候补:潮属有和合祥、潮源兴、振泰丰。客属有振远。琼属:光亚。广属:同裕。监事:潮属批局有天外天、吴泰安、德顺盛、永兴盛。客属:湄光。琼属:泰源盛。广属:广源。候补:潮属有:光信利、长兴利。客属:金衡隆。琼属:南成丰。广属:新泰祥。

田中央乡的6家批局,有3家获选为暹罗银信局公会理事(成昌利、德顺盛、永顺利)。田中央乡的6家批局在当时,都是规模较大且声名卓著的。

批局这个行业并不是有厚利可图,因为批局必须有总局和分局,运作繁杂,而经营这一行业的并不少。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开批局是有意义的,对侨胞、侨眷有益的事业。从第一、二届暹罗银信局公会理事名表,可以知道这些理事,都是当时泰华成功的企业家、侨领。

专管侨批的第8邮政局

从曼谷寄往潮汕的侨批,其中的批和银,是分开寄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批银是通过曼谷的银行汇往汕头民营银行,也有由钱庄,或一些进出口公司转账往汕头的。

至于批(信)是通过泰国邮政局寄出的。拉玛5世期间,当局发现华侨寄银信回国日益增多,为了规范管理,便于1907年4月1日,在曼谷三聘街,设立了第8邮政局,专门管理批局的侨批邮寄业务,其中的职员都懂中文,且大部份是海南人。(第8邮政局后来迁到石龙军路。)

第8邮政局成立后,对侨批的管理运作,大抵可分为3个阶段,即总包称重收费阶段、总包计件收费阶段和按件贴票再总包寄递阶段。

前两个阶段基本发生在1928年之前。最初,批局揽收的批信只要打包后,到第8邮政局称重,按重量在总包上贴用相应邮资后,便可自行带上前往汕的轮船寄回国内。批局为了让同样重量的总包里能寄更多的批信,就用又薄又小的纸让寄批者写信,使相同重量的总包能够寄更多的批信。后来,当局发现了这一现象,认为有损政府的邮政收入,便印制了一些高面值邮票,让批局在寄总包时,按总包里的批信件数,购买相应资费的邮票贴在总包上。

当了4年批局的小经理

成昌利批局分局设在我的家乡。我的父亲担任成昌利田中央分局总经理。也在这一年,父亲和母亲结婚。那年父亲18岁。

1931年,侵华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1937年7月7日,日寇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9年日军占领汕头,接着潮安、澄海相继沦陷,1940年日军经陆丰进犯潮阳。

父亲为了安全,我们一家5口,迁到一个叫草尾蓝的偏僻小村去暂住。1941年,农历11月的一个早上,父亲从草尾蓝回到家乡批局处理事务。下午5点,日本鬼子进乡抢掠,父亲乘坐单车,怆惶前往草尾蓝。骑单车的是批局里的一名职员,叫马松茂。单车经过一条斜坡小道,慌忙中连人带车翻落在路边的山涧中。

寒冬葭月,水冷风寒,父亲回到家来,第二天就感冒发烧。由于当时潮汕沦陷,药物缺少,父亲的感冒演成伤寒,与病魔纠缠了20多天,终于于1941年农历11月29日逝世!终年28岁!

当年我8岁,妹妹6岁,弟弟十几个月。

父亲去世后,批局里的一大串钥匙,都留在家里,母亲对我说:“娘心痛,到批局去,见到你父亲办公室里的遗物,娘更难受!娘就不去了。你每天早上,上学前把这些钥匙带去批局,打开你父亲的办公室,要刘先生和周先生(刘先生任批局襄理,周先生为司账员)跟你进去,需要打开哪个保险箱,由他们指点,把账簿、现款交给他们,然后把门锁上。下午放学,你到批局去,把账簿和现款拿回房里,并把当天的来往账务,带来给娘查看。”

从1941年到1945年那段时间,我这名“小经理”只负责拿着钥匙,去开经理室房门和几个保险箱,而监管批局财务、账务的是我母亲。同时在刘先生和周先生,真心尽力的襄助下,批局的业务得以正常运作。

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海运开通后,泰国总公司才派一位高级职员,我的族亲马陈章兄,前来担任成昌利田中央分局总经理。虽然我卸下了这名小经理一职,但我还是成昌利批局的小东家,经常到批局去,直到解放后,成昌利批局和其他5家批局相继结束营业。

潮汕沦陷时期的侨批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1939年6月汕头沦陷,曼谷与汕头的海上交通中断,赖以转发侨汇的金融机构不能运作。

如果侨批中断,将对侨眷的生活问题,造成很大的影响。泰国总公司认为事关侨眷生存,必须想办法将侨批安全的,送往家乡交给受批人。

水路交通中断,就走陆路,于是,由专人带着批信和金条,经缅甸进入云南,有时经越南进广西,到达广东的兴宁或绍关。再由田中央乡分局,派员前往接取,然后把金条带到汕头,换成当时市面上流通的货币。

这段过国境、跨边界的路程,是冒着生命危险和财物被劫的风险,而不得不挺而走险的。

批局对每一封侨批,收取的手续费,是依封数计算,而不是以寄款多少来收取的。因此,无论寄款多少,国内的收款人居住不分远近,每封批的手续费都是一律的。

批局对于手续费的收取很少,一点点的绳头小利,却冒着巨大风险,实是很难得。

微型电话局

田中央乡的6家批局,都很团结,平时互相关注,每逢重要事务,都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为了更方便、更快捷联系,共同创办了一个电话局。这个微型电话局,设在一私人的祠堂里,共20多个用户。成昌利批局以及我家中,都装有电话。

当时的电话机,是手摇电话机,机身没有拔号盘,在机的左边,有一手摇柄,如要打电话,就转动手摇柄,总机便收到信号,接线生问明要打给谁,然后把电话接通。

由于当时田中央乡没有电火,电话机必须依靠干电池作为电源。每一架电话机都要有一个超大的干电池,这个干电池有点像一个小型的炮弹壳,它的直径约9公分,高约20公分。

当时电话局有两位接线生,其中一位是马宣平兄。我和宣平兄是至亲,有时到电话局找他聊天,并看他的接线操作。

抗战胜利后,宣平兄来到泰国,1955年进入泰国世界日报,从事新闻工作(当时宣平兄的父亲马灿洪伯,为世界日报的社长)。宣平兄是一位著名记者、编辑,他一直在世界日报工作,到晚年才退休。

特种兵护批队

抗战胜利后,泰国批局的汇款,大部份通过香港作为中转站转往汕头。(也有一些批局是以上海作为中转站的。)

当时治安很不稳定,经常出现抢劫事件。况且从田中央乡到汕头,要经过几次车船交替的转折。一般是早上7点,从批局出发,在溪东堰乘坐小船到练江改乘帆船到棉城(潮阳县城),吃了午饭,便乘联通公司的公路车前往磊口,到了磊口,再搭电船渡海往汕头。

到达汕头已是下午两点,便马上往银行提款,然后在汕头住了一宿,第二天一早,就依原来路线回到批局。

这段三转四折的路程,在当时来说,是很危险的。于是,经6家批局负责人商议后,决定每家批局,各派一至两名职员,同往汕头有关银行提款。然后聘雇部队,押送由银行支出的现金到田中央分局批局,

当时雇哪一支部队,我不知道,只曾见到大约有20多名军人,分别住宿于成昌利和协成丰这两家批局。

聘雇部队押解批银的时间很短,大约只有两个月吧,次数只有4——5次,就不再雇部队押款了。这是因为各家批局的负责人,对这些部队的不信任。当时政治腐败,军队纪律不严,生怕这些雇来的部队监守自盗,因此,雇了几次后,就不再聘雇部队护送批银了。

为了批银的安全,田中央乡6家批局联名,向广东省政府有关部门,申请成立一支护批队。每家批局各选出5名青年员工,作为护批队队员。

不久,这支护批队,便得到省府批准,获得部队番号,队员可以随身携带枪械。

田中央乡6家批局,一开业就购置了枪支,据说枪支最多、最新式的是协成丰批局。

成昌利批局有4支长枪,驳壳(毛瑟,也称盒子炮)4支,曲尺(自动手枪)2支,左轮1支。这些枪械都锁在一个特制的木橱里,并有专人保管。

护批队队员来到汕头,他们走在马路上,警察见到了这些制服整齐的士兵,便向护批队队员行礼。有的队员便举手回礼,有的则不予理睬,有的不单不回礼、不理睬,反而放声大笑。

就这样,使警察有点疑惑,便向上级反映。经调查,确实有这一支部队,但示明对这支部队的纪律必须严加整顿,同时护批队所戴的军帽不合规格。

护批队队员的帽子款式,是属于高级军官戴佩的,因此,下令护批队负责人必从速改正。

经6家批局负责人共商后,决定改变帽子形式,以适合军方规定。並推举协成丰批局高级职员马礼国,为护批队队长兼教官。

马礼国是潮阳县和平乡人,任过峡山、和平乡学校教师。日冦侵华,他投入抗日队伍,担任过排长,由他来陪训这支护批队,该是最佳人选。于是每个星期天,就在田中央乡中民学校前操场,进行训练。

经一个多月的培训,护批队成为一支颇为正规的军队。

国民党政府于1935年发行法币,1942年发行关金,1948年停用关金而发行金圆券。由于恶性通货澎胀,关金、金圆券大幅度贬值。每次从银行提出的钞票,都裝滿兩三个大型麻袋。

我好几次跟着护批队一起去汕头,一路上他们都规规矩矩,没有欺淩霸道行为,搭车乘船都付款买票。不过人家知道是护批的,便处处给予方便。

田中央乡的6家批局,竟有一支获得注册的民间特种部队,这是非常时期、特殊情况下的典型事件。

赶发批挑灯夜战

由护批队押送的批银到达批局后,为了尽快把信和银交到收批人手中,批局的员工就经常挑灯夜战。工作一开始,先要查一查,每一封批寄的是多少款额。当时的侨批信封的左上角,都写着“附X币XX元”字样,会计员把该款额折合为当时流行货市的票值,再由司账员把钞票和批,用绳子捆绑在一起。然后把这些批银分成几条路线,每一条路线都包括好几个乡村。

第二天一早,各路批工(分发批银的工人,等于现在的邮差,也称批脚),交点批银后,使前往各地分发。

神行太保一一批工

批工有异于护批队,护批队穿军装佩带枪支,他们所押送的是从汕头银行提取的那一次批的全部现款,押到田中央分局。批工则是把从批局分配给他们的批信和批银,分发给受批的人。批工没有穿制服,更没有佩带枪支,他们只有一个宽约35公分、长约50公分的灰白色的搭裢。撘裢印着XXX批局或XXX银信局字样。还有一把特大的纸雨伞,有的纸雨伞的竹柄是凿空的,里面藏着一把刺刀。如需要走山路的,就加上一双草鞋。

批工所到之处,都受到乡人的欢迎和尊重,从来没有发生过抢劫批工批银的事。并不是当时潮汕内地的治安特别平静,盗贼劫匪总是有的,但盗亦有道,他们知道这些批银,是侨胞的血汗钱,家乡老幼的活命费,他们从来不抢批银。批工的纸雨伞中的暗藏刺刀,是对付狼狗用的。

批工分为两类,一是常驻的,另一类是临时工,临时工他们都是农民,逢批期才往分批。每家批局的批工多少各自不同,视营业大小而定,当时成昌利批局,有常驻批工4名,临时工有时多有时少。

批工除了分批,也兼收取回批(当时潮汕人叫回批为批仔)。批工分完批银后,便转回来向收到批银的人收取回批。而收到批银的一般人家,家中大都只有妇孺,不会书写回信,大都要央求识字的人代写。有的找不到代写的,就只能用口述,对批工说出家中情况,以及希望等等。一般的批工也识不了多少个字,看还可以,书写就无能为力了。于是,批工都要依靠自己的记忆力,把某一家人所说的某些话,记在心上。

批工都是身体强壮,走路快速有耐力的年青人。

一部侨批史沾满汗和泪

每当批工进入到某个乡村,看见批工的乡民就大声嚷着“批来了!”

有亲人在泰国的乡民,纷纷站在门口等待家批,批工一经门口,便急不可待的问:“阿兄,我家有批吗?”

“有的!”她们便欢天喜地地接了批银,向批工连声道谢走进家门。

如果没有的,她们就很失望,沮丧地走进门去。

据一名批工说:“某一个小村的一户人家,有婆媳两人,儿媳很年轻,每逢批期,她们婆媳俩便站在门前等侨批。但一年多来,都没有她们的批!当她们问:‘阿兄,有我们的批吗?’我心里很难受,低着头放低声音:‘没……没……有,’她们含着眼泪,哑着嗓子道声:‘谢谢!’便进门去了。当我在批局接领批信时,便先查一查这户人家有没有批,但每次都让我失望!每当我到这个乡村去分批,一走近这户人家,心里很不安,我不知怎么安慰她们才好!‘下一班批就有你们的。’这句不知向她们说了多少次的话,我再也没勇气,向她婆媳俩说这句话了。”

那时潮汕地区人民十分穷苦,很多人三餐不继,到泰国过番,目的就是赚钱寄批,以养活一家老小。虽然他们读书不多,但孝悌这个传统观念,深深的铸在他们心中,一到泰国就想寄批。因此,他们跨上码头,就找工作。曼谷较容易找到的是,当码头工人、建筑工人、等苦力职业。由于泰国天气炎热,水土不服,加上体力过度消耗,病死的不少,而家批未寄身先死的也有之!

据泰国潮州会馆辖下的潮州山庄(坟场)的义山记录,义山埋葬的,男性占90%以上,而且20岁至30岁的占60%!

一部侨批史,半部是华侨、华人的汗泪史。

封批夜

“封批”,是分局必须尽快完成的重要事项。

分局要等各路的批工回来之后才封批。当时田中央各家批局所收的批,除了潮汕的潮安、,潮阳、揭阳、普宁、澄海、饶平、惠來七个县外,还有远至大埔、丰顺、五经富、梅县等地。

封批一般都在晚上,批局的员工又要挑灯夜战。首先把各条路线的回批集合起来,清点回批的数目,是否和发出的批的数目相同。接着要各个批工,将那些记在心里的口述,告诉批局里的文书,由文书一一写成回信。批局里的人,叫这一个工作繁忙的晩上作“封批夜”。

“发批夜”的挑灯夜战,是为了尽快把批银交到收批人手里。“封批夜”的挑灯夜战,是为了将回批赶上船期。当时泰国与汕头邮件的往来,只靠海运一途。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曼谷与汕头之间的船期,起初是每月一次,后来是半月一次,再后来是一周一次。因此,如果误了一次船期,就要迟了很多天。

回批迟到泰国,対于泰国总公司的名誉,影响极大。寄批的人认为所寄批银,比别家批局较慢收到,下一次就不再寄这一家而转寄其他批局。况且泰国批局,对一些熟悉的和经常寄批的,都先把批银付出,等到回批到达时,才向寄批者收取。因此,回批越快对总局越有利。发批夜和封批夜,除了点亮了几支气灯,照得如同白昼外,同时也少不了工夫茶和宵夜。

如果发批夜或封批夜的第二天是假期,我就较晚回家。虽然发批、封批,都没我的事,但为了凑热闹,便在批局逗留到晩上9点,才由批局里的职员送我回家。

应运而生 悄然而逝

泰国的批局,对争取华侨寄批不惜余力,每家批局都有几位专为收批的职员,他们沿门到各商店、客戶,询问要寄多少批银给家人。

当时华侨不认字的不少,因此批局都有职员代寄批人写批,人们叫这些职员为“写批手”。

每逄节日,尤其是春节,侨胞寄批,无论是批的數目或批银,几乎比平常多一倍以上,批局的写批手不足应付,就要聘请临时工来替侨胞写批。也有一些懂中文的青年人,到批局义务为侨胞写批的。

在某些年代,潮汕地区的经济收入,有60%是通过侨批而來的,仅1930年,泰国侨胞寄回的批款,就达4000万银元(龙银)。

华侨寄批,不单寄给家属,也有寄与亲戚、朋友、老师、同学的。一封小小的侨批,饱含着忠孝仁爱的传统美德。

侨批不但解決了家属、亲人的生活问题,也为家乡的经济带来了繁荣。

侨批、批局,已成历史,并渐渐在历史中淡出。

批局,在特定的时代、区域、环境,应运而生,在很多人不知批局是什么,而悄然而逝!


(2021年10月9日)

Friday, 26 November 2021 08:16

给敬爱的老师一封信

Written by Administrator

给敬爱的老师一封信

敬爱的王松老师、吴祥祉老师,您们好!


倾接来信,谢谢!首先请原谅我的怠慢。屡接来信。蒙老师关注,而未能及时作复。在此,特向您们两位致万分的歉意!其实,我的确是不时都在惦念你们的。

连年来,疲于工作,到处奔波,又因国内、外业务上的种种问题和压力,搞得我昏头脑胀,穷于应付,经过不懈的努力,稍慰一年来部分产品的销量总算获得一点成绩和成果。不过还有若干困难和矛盾,至今还是存在的。

但是,泰国的市场情况,有时也有起伏。竞争剧烈,所以形势难以确保。何况,我们国产品,无论在生产进度,供货期和质量方面,总远远跟不上,配合不好,一切很难掌握。这样,既费神又费时。

老师,您们对我太夸奖了,女作家更谈不上,也实在当之有愧。无非是在我心情烦闷的时候,抒发一下,写写罢了。我自感,无论在文学修养和造诣,都有一定的局限。毕竟我的文化基础和程度还不够,文路无法突出,内容不够广泛。当然也写不出好文章,那只说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和爱好而已!

可惜,没有更多的机会和条件让我在这方面进一步的锻炼、学习、进修而获得任何学位,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近年来,加上工作的繁忙,事业的操心,更剥夺我写作的时间,精神也较分散。因此,写作情绪每况愈下。要搞好事业,便影响了写作。我唯恐辜负老师对我的一片鼓励和寄望。

上次昆明余安奇先生来泰,谅必他跟您很熟吧?我们只见过两面,我便因公匆匆回国,那期间,我们的谈话内容,很少提到我自己。二只是谈到有关他妻儿的问题,以及他想搜集一些泰华名人词典的资料。没想到这次路过广州,听善荣同学对我的介绍,而引起他的兴趣和注意,要我写个简历。老师,现在除他以外,泰华人物志想发表一本“龙的传人”也向我要资料。我反而自惭秽,我有什么特产值得人家去写,去表扬呢?因此,故迟迟未与他们联系。

以下这封是余先生来的信,顺便复印给您看。好了!我们暂聊到此,祝身体健康,及代问其他老师同学好!

再见!

(梦莉于五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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