寸 草
梦莉的作品《煙湖更添一段愁 ，在月光下砌座小塔 ，人在天涯，片片晚霞点点帆》总是携带着一抹淡淡的忧伤，像晨雾中轻轻飘落的露水，湿润了心田。她写下家人的亲情，写下无法割舍的离别，也写下那些被时间温柔抚过的记忆。每一行文字都像是一根细细的绳索，把读者的心轻轻牵起，让人触碰到生活里最柔软、最真实的部分。
在商业如战场般的岁月里，梦莉的坚韧仿佛寒风中独自盛开的寒梅，孤傲而不张扬，冷冽却温暖。她是一枝独秀，却默默守护着自己的那份“牛的精神”，沉稳而倔强，低调而笃定，不急不躁，不与任何人爭高低。它缓慢，却稳健；它沉默，却有力；即使偶尔奔跑，也只是几步便停，急里有从容，奔跑里有坚定。她的每一步，都是脚踏实地的诗篇，每一次停顿，都是岁月的沉淀。
我曾无数次翻阅她的作品时，总是感慨万千：情感路上的坎坷，別离的悲情 ，一字一句印在我心底，心中激起无限的漣漪久久不散。总是渴望能亲眼见她一面，但我只是芸芸众生中的微尘，无名小卒，又有谁会注意到我呢？
记得那次参加“作协”旅行，她上车的瞬间，我鼓起勇气走向她，请她为我签名作留念。心跳急促，仿佛整颗心都随着她的笔尖在跳动。她宁静而明亮的气质，让我心生感动。她为我签下名字，轻轻的，无声的，但那份温柔如夕阳洒在海面上，温暖而明亮，照亮了我前行的路。自此，无论她身在何处，她的名字在我心中，便成为我永恒的灯塔。她的背影里，使我学会坚守。
在旅途中，我总是悄悄远远望着她的背影。她的容颜温暖如春，她的举止柔和而优雅，像慈母般的怀抱，让人心安。那一刻，她的存在本身就是旅程中最珍贵的印记，是记忆中温柔的光，静静映照着我走过的每一步。
她的作品里，泪水被写进了纸上，哀愁在风中轻轻飘荡。只有她自己，才能听懂那些无声的低语。在商场上，她是英勇的斗士；在情感深处，她却是敏感溫柔的脆弱。初恋的离别，让她明白“相见恨晚”的苦涩，但在彼此的记忆里，那段阳光般的时光仍然互相照亮，无怨无悔。
梦莉就像寒风中的梅花，孤独却从容；像深夜的灯火，微弱却坚定。她的坚毅与温柔交织成一首无声的诗，在岁月里流淌成永恒的风景。每一次读她的文字，我仿佛都能看到她独自守望的身影，看见泪光在纸上闪烁，感受到她心底最深处的温暖与力量。那份“牛的精神”已长在我心田里，生生不息，永不凋零，便是我心中永远永远的光，最深最深的感动。
当年，儿子才八岁不到。假日里，我常叫他帮忙做家务，再骑脚踏车去噠叻买菜。旁人看在眼里，似乎有些不以为然，三三两两地议论着我的不是。可我心里明白：在我的家庭里，从来没有白吃的午餐。
我故意高声，让她们听见。
泰国人也许不了解我们中国人的教育。爱孩子不等于溺爱，疼孩子也不能宠坏。从小做事，才有长大的本事。
后来，儿子去美国念博士，在那边处理自己的生活，条理清晰、从容自如。我心里暗暗庆幸，这就是小时候做家务练出的优点。如今我老了，家事与财务都交给他打理。有人问我：“你就这么放心？”我慢慢地回答：“不这样，他永远长不大。”
对方又说：“若有差错呢？”
我笑：“错误就是教练。我不会后悔。即便一无所有，也值得。”
所以，如今的我，反倒越来越轻松了。
女儿博士毕业后，也去了美国。那个年代，美国是机会之地，有的是工作，有的是财富。她在那里恋爱、成家。两个年轻人出身清寒，结婚时连房子车子都是租来的。但十多年的辛劳与坚持，让他们在海边有了自己的独立屋，丈夫开了兽医院，日子渐渐殷实。这就是勤劳换来的笑容。
果然，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所以我常说：没有白吃的午餐，没有偶然的财富。我们一向相依为命，血液里早已铭刻着老天对大众的公正。
我也曾去美国与女儿一家同住。两个小孙女年纪尚小，女儿依然让她们做家务。我惊呼：“哎呀！这是童工，犯法的呀！”
女儿哈哈大笑：“妈，问她们要不要吃饭？要吃饭，就得做事。这里没有白吃的午餐。孩子要学会父母的经历，世界不需要懦弱的人。哭泣不会换来同情，唯有学习与劳动才是生存之道。”
我想，她的骨血里延续着我们的信念：勤劳刻苦，是一切果实的根。
亚洲社会，多数重男轻女，尤其在中国；但在欧美，男女平等，生活自由。夫妻共同分担家计，家务人人有份。女婿下班后同样做家务，半夜起身照顾婴儿。假日里，也少有清闲。那里的工人是按小时计算薪水的，带孩子的只管孩子，洗衣做饭另有分工。与亚洲“包月”的雇佣完全不同。为什么？因为税收高昂，雇佣成本巨大。可与此同时，政府让孩子从幼儿园到高中都有免费教育。大学之后，则靠自己。
因此，欧美的孩子十八岁后往往独立，半工半读。许多青年自立自强，也有人误入歧途。相比之下，亚洲富裕家庭的父母，可能不敢让孩子冒这样的险。
但我总觉得，现代社会的孩子，各有选择。父母能做的，是给方向，而不是强迫。不要只看成绩和成功。若能在孩子疲惫时，轻轻问一句“累不累”，这就是最大的安慰与鼓励。
遗憾的是，如今的人们，喜欢看到童话般的结局。白雪公主与王子并肩走进皇宫的画面，灰姑娘嫁给百万富翁的故事，人人称羡。却少有人愿意看到，白雪公主没有遇见王子之前的孤独；灰姑娘在泪水中辛苦劳作的长夜。人们常常否认现实的残酷，害怕生活的无奈，于是拼命幻想未来的美好，用虚幻来填补缺口。
有人登上山巅，俯瞰世间风景；有人半途而止，却仍能看到自己的风光。更多人只能仰望山顶，暗暗叹息，咒骂命运，咒骂世界，咒骂上天，却不曾咒骂自己。
所以，我常想：人类何以总抱怨“没人缘”“没机会”“没人理解”？其实，你可曾努力去寻找过？机会处处有，人缘也能培养。财富要你去奋斗，它也会反过来问你：你有多少坚持的信心？你肯付出多少努力？
是的，总有一天，当你走到尽头，财富与笑声会在前方等你。这是命运最响亮的馈赠。
所以，我的家族始终记住：
“没有白吃的午餐，
没有偶然的财富。
老天永远公正，
我相信老天。”
宁 馨
——文化参赞杨晓龙与文化处秘书赵璟莅临泰华作协座谈会感言
九月的泰国，依旧流淌着热带的暖意，而在这片温润的土地上，一场意义深远的文化座谈正在悄然展开——中国驻泰王国大使馆文化参赞杨晓龙先生与文化处秘书赵璟女士莅临泰华作家协会，与众文友共聚一堂，畅叙文缘，共话情谊。这场文化盛会，如清泉润心，如春风化雨，给每一位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思索与感动。
文化相融：笔墨为媒，情谊为桥一一
泰华作家协会多年来致力于在泰国推广中华语言文学、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促进中泰民间友谊，是中泰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与桥梁。座谈会上，杨参赞细致了解泰华作协的发展历程，认真倾听文友们的发言，对作协多年来的文化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
他说：“泰华作协是海外中华文化的守护者，也是民间友好的传播者。你们的每一篇文章、每一场活动，都是让中国故事在海外生根发芽的重要力量。”
赵璟秘书也深有感触地表示：“文化交流的意义，不仅在于展示与传播，更 在于心与心的沟通。我们希望与泰华作协共同推动更多中泰青年文学、艺术的互动，让传统焕发新生，让文化拥有青春的活力。”
这番话语，真诚而温暖。它让在座的作家们深感欣慰，也倍感鼓舞。正如作协代表回应道：“我们虽身在海外，但笔在华夏，情在家国。我们愿用文学之笔，书写中泰友谊的新篇章。”
会场的气氛欢乐融洽，笑声与掌声交织成最动听的和声。那是一种跨越国界的文化共鸣，在相互尊重中的光亮对话。文化的力量是无声的，却最为深远。
它不喧嚣，却能穿越时间；
它不激烈，却能温暖人心。
今天的座谈会，是一次思想的碰撞，更是一场精神的对话。
它让我们重新思考文化的意义——
文化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血脉与灵魂的延续；
文化不是过去的遗产，而是当下的呼吸与未来的方向。
杨晓龙参赞与赵璟秘书的到访，为我们带来的不仅是鼓励与指导，更是一种“文化的信任”——信任文学的力量，信任民间的温度，信任笔墨能跨越国界，传递善意与真情。
每年农历九月初一至初九，泰国的夜空都会燃起无数金黄的灯火。那是九皇斋节——华人信众心中庄严而神圣的节庆，也是这片佛国土地上，信仰与慈悲共鸣的时刻。
从普吉岛到曼谷，从合艾到清迈，华人社群与泰国民众一同迎接这九天的清净盛典。街头巷尾飘扬着黄色的旗帜，上书“齋”字，餐馆纷纷挂出黄底红字的斋食标识，空气中弥漫着豆腐、香菇与芝麻油的味道。世俗的喧嚣在这一刻仿佛慢了下来，连风都带着一股庄严的宁静。
九皇斋节的起源可追溯至清代，当年一支中国戏班在普吉岛演出，为求平安、敬奉九皇大帝而持斋祈愿。此后奇迹出现，瘟疫止息，人心归和，信众因此每年再度设坛祭祀。数百年来，香火绵延不绝，九皇斋节遂成为泰国华人社会最盛大的宗教文化节庆之一。
节日伊始，庙宇晨钟暮鼓，香烟缭绕。信众穿着整洁的白衣，象征心地清净、身心洁白，手捧鲜花果品与香烛，缓步进入庙堂。庄严的迎驾仪式在夜色中举行，浩荡的游行队伍抬着神轿，从海边迎请九皇神灵登岸。锣鼓齐鸣，法号长啸，灯火与月色交织成一幅神圣的画卷。
沿街的民众双手合十，脸上带着虔诚与喜悦。年长者低声诵经，青年人维持秩序，孩童则好奇地张望那飘荡的龙旗与香火。海风中，黄色的旗帜猎猎作响，仿佛天界的神灵在俯瞰凡尘。那一刻，人们相信，天地间的善念已被唤醒。
九天之中，信众茹素持斋，不饮酒、不杀生、不行嗔念。寺庙与会馆提供免费的斋食，街头巷尾搭起大棚，热气腾腾的斋饭香飘满巷。素食并非单纯的饮食之变，更是一种心灵的修炼。通过节制与慈悲，人们洗涤心中的尘埃，让灵魂重新回到安宁与清明的状态。
九皇盛会的庄重，不仅在于宗教仪式，更在于人心的相互感应。泰国是个佛教国度，却以宽容和包容闻名。华人文化在此生根发芽，与本地信仰水乳交融。泰人会在节日里一同吃素、敬香、随行祈福。他们不问神名、不分族裔，只愿在同一盏灯前祈求健康与和平。那种信仰的共融，是文化交流最美的模样。
夜幕下，庙宇灯火辉煌。法师诵经的声音低沉悠远，钟鼓声在夜色中层层回荡。人群中，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有初次持斋的青年。每个人脸上都笼罩着烛光的温柔，仿佛灵魂被照亮。
九皇大帝的神像安坐于莲台之上，面容庄严而慈悲。信众缓缓行礼，将心中的祈愿化作一缕青烟升腾。有人祈求家宅平安，有人祈求病痛痊愈，也有人只是默默地低头，感恩生活的赐予。那一刻，人与神的距离不再遥远——因为信仰就在心中。
九皇盛会，不只是信仰的节日，更是文化的桥梁，是善念的汇聚，是人心中那一份永不熄灭的光。每一盏莲灯，都照亮一段生命；每一声诵经，都抚慰一颗浮躁的心。
当灯火熄灭，清风拂面，人们脱下白衣，回归日常。然而那份清净与善意，早已在心底留下烙印。因为信仰并不止于节日的九天，它在我们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提醒着——
人若心净处处净，灯若常明夜夜明。
纪淑琴
1956年8月18日，湄南河的风裹挟着小雨，轻轻地拂过常媛的小脸，雨滴混着泪水顺着面颊滑落，一股难言的苦涩涌上心头。明天，她就要和哥哥常怀启程飞往万里之遥的中国北京，八岁的她无法抑制忐忑的心情，担心这一走就是永诀，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
事实虽不尽然，可在此后长达17年的漂泊生涯中，她也仅见过父母寥寥几次，且从未回过曼谷的家。而她与周恩来总理建立的跨国父女之情，却在泰中友好关系史上留下了一段脍炙人口的佳话。
常媛是泰国著名政治家桑·帕他诺泰的女儿，泰名西琳•帕他诺泰，生得冰雪聪明，一双乌黑明亮的大眼睛透着一股子灵气。她性格活泼俏皮，举手投足自带豪气，比略显腼腆的哥哥多了几分自信和果敢。
此次，兄妹二人的北京之行，其实是去执行父亲的一个秘密使命。桑·帕他诺泰是时任泰国总理銮披汶·颂堪元帅的首席顾问和密友。处于国家安全考虑，他极力促成泰国与近邻大国搞好邦交，宁可骨肉割爱，让自己的一对子女作为銮披汶的代表远赴中国充当“质子”。中国总理周恩来欣然接受了泰方的诚意，却拒绝采用这种古老的外交方式，不过后来还是接受了桑先生让儿女来中国学习的建议，并承担了这两个孩子在中国的监护人。
可在早熟的常怀心里，自己的“人质”身份并未改变。两年后，泰国局势突变，披汶在政变中下台，桑先生被捕入狱，周总理仍对这对兄妹视如己出，并安慰他们：“这里永远是你们的家，你们永远是我的孩子!”常怀这才彻底放下沉重的政治包袱，内心的不安与惶恐也随之消散。
常媛则心无旁骛。天真烂漫的她尚不能完全懂得自己和哥哥肩负的国家使命有多重要，而是被外界的新鲜感不断俘获。可是，气候和环境的变化，让这个贵族小姐一时很难适应。想家的她便变着法地搞出一些恶作剧，希望就此能被尽早送回泰国。
而周总理无微不至地关心他们，派人专门修缮了一个配备现代化生活设施的四合院，找来中泰双语老师和擅长泰餐的厨师，安排了专车和司机，并在百忙之中抽时间去看望他们，请他们吃全聚德烤鸭并到中南海的家中做客，还派人带他们参观游览中国的名胜古迹，领略华夏悠久的历史文化。为了让这对泰国兄妹安心在北京学习，长大成人，总理可谓是操碎了心。
对于周恩来，常媛并不陌生。旺怀亲王在她父亲的家宴上，对曾在万隆会议有过一面之缘的中国总理赞不绝口。在他们兄妹来京前的长达一年里，这个名字就已经成了家中的主题。这位玉树临风、机敏过人、彬彬有礼的大国领袖形象早已印在这个少女的脑海里。当见到久仰的周总理时，对方那和蔼可亲的神态、温暖如春的目光，瞬间驱散了常媛那初来乍到的紧张与不安。此后的客居岁月中，这位总理的关爱无处不在，着实见证了临行前父亲说过的话：“周恩来将如同你们的父亲一样待你们。”在给父亲的信中，常媛亲昵地称周恩来为“周伯伯”。
初见周恩来，常媛就毫不拘束地向他倾诉自己没带布娃娃的苦恼。周总理立刻怜爱地将她搂在怀里说：“我们会想办法在这里给你找到新的布娃娃。”当她抱怨：“我在百货大楼找过，找不到真正喜欢的。”周总理又哄她说：“我们可以再试试。”随后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改天带她去东四市场再找找，那是彼时北京最大的市场。那一刻，常媛快乐地依偎在周总理的怀里，感受着这位中国领导人给她的慈父般的温暖。
学习上，周总理则像一位严父，对他们绝不骄纵。常媛耳旁总是回响着周总理对他们的要求：“汉语是一种很重要的语言，学好汉语你们永远不会感到后悔，我不想听到你们学习不努力，没有进步。”此外，还教导他们务必学好母语，不要忘记自己是泰国人。
不过，常媛还是很喜欢这位恩威并施的监护人，常把他与生父作比较，认为周伯伯言简意赅，却情意深长。督促他们努力学习时，也不是高谈阔论用大道理施压，而是推心置腹地攀谈：“你们的父亲是一个有远见的人，把你们托给我以了解中国和它的文明，这样你们在将来可干大事。”而这，又何尝不是他自己的心愿呢！
常媛回忆道，上大学前她拿不定主意，读哪个专业。当时，周总理知道她已经在学俄语了，却给出建议：“你应该学英语，北大的英语系再好不过，今生你无论做什么事，英语都会更有用。”他比谁都清楚，这是将来从事外交工作必备的基本功。聪明的常媛深切感受到一股慈父般的关怀——他是真心希望他们兄妹在不远的将来成为牵系泰中友好关系的桥梁。
常媛没有辜负两位父亲的希望。16年后，她在泰中建交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1972年8月下旬，泰国政府利用乒乓球队赴北京参加亚洲乒乓球锦标赛的机会，令国家第三号领导人，外贸部部长巴实随团秘密访问中国的破冰之旅，就是通过她与周总理联系，获得中国政府的同意，敲定其行程和与中国领导人会谈等事宜，同时她与哥哥常怀作为巴实部长的顾问陪同前往。
周总理非常重视这次中泰两国历史性的高层接触，为了能取得理想成果，他特别请常媛作为巴实此次访华与中方有关部门沟通的泰方代表和现场翻译，以保证双方的意愿表达和传递万无一失，顺利完成巴实与周总理、廖承志、中国外交部、商务部领导的会见与会谈。那一刻，她想起离开泰国时，爸爸的嘱咐，好好学习，将来成为泰中两国的“纽带”和“桥梁”，心中顿时涌现了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心想，“这该是我大显身手的时刻了。”她那双美丽的大眼睛流露出坚定的目光，向期待自己表态的周总理点了点头。这不仅是考验她的时刻，更是她为泰中建交做出贡献的时机。24岁的她，虽未经过外交的培训和实习，却勇敢地走上了这个闪亮的舞台。而她那大方得体的泰中礼仪举止和地道流畅的泰中双语口语能力，让泰中双方充分地感受到了对方的诚意和友好。也让巴实感到格外亲切，毕竟常媛是泰国同胞，不禁感到宾至如归。自此，两国政府间的外交谈判正式开始，直到1975年7月1日，两国正式建交。
说常媛在这次破冰之旅中的作用不可替代毫不夸张，因为自1949年以后，泰中两国官方一直没有联系，作为美国在东南亚的重要盟国，泰国政府想与一个敌国建立关系只能秘密进行，而最安全，最可靠、最短路径、且无障碍，只有常媛能做得到。用常媛自己的话来说，“周总理对我十几年的抚养，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那一刻，我也意识到自己真的成了泰中两国友好关系的桥梁。”
9月初，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泰国外贸部部长巴实前，特留出半小时会见常氏兄妹，并热烈地拥抱他们，激动地说：“见到我的两个孩子如此自如和典雅地执行这样重大的任务，真是太好了。再也没有什么事比这更使我高兴了。”周总理的肯定，给了常媛极大的鼓舞，也让她百感交集。老人家为她付出的实在是太多了，尤其“文革”期间，他自己也身陷至暗时刻，还千方百计维护着她，送她去北京以外的部队和农村以避开来自泰国左派们的迫害；为改善她的生活条件，秘密安排她去纺织厂上班；为彻底脱离危险，他在接见来华访问的英国反对党领袖Edward Heath时，请求他允许常媛去英国。并亲自签署了一份特殊文件，允许常媛持中国旅行护照去英国，请求英国使馆给以照顾和合作。现在，她拥有了英国国籍，又以泰国政府高级秘使顾问的身份站在这位慈父与恩公面前，感慨万千，心潮难已。
常媛至今记得，1970年离开北京前在轿车里见到周总理的情景。非常时期，他们只有10分钟的告别时间。看着头发花白、脸颊消瘦、眼圈深陷、尽显老态的周伯伯，她双目盈泪，欲言又止。周总理看着她心领神会，不无抱歉道：“我没能按我答应的那样照顾你。”而作为政治家的女儿，常媛深谙这个大国总理的难处：左手托举家国，右手轻牵“女儿”，永远无法平衡掌心的温度。
常媛并不奢望得到更多的父爱，但周总理还是把这个泰国女儿放在心上，嘱咐她：“尽快离开中国，这是我唯一能保护你的办法。”又安慰她，“我还不知道何时、怎样同你联系，不过，你会听到我的回音的。”周恩来怕她去英国孤苦无依，已经寻得一位可靠之人，在英国替他照拂常媛。1971年10月，常媛和丈夫戴维一家出席伦敦中国大使馆国庆招待会时，新华社驻伦敦首席记者俞恩光走到她身边，诚恳地说：“如果有什么事，我能帮上忙的话，欢迎随时找我。”
1974年12月，常媛怀孕三个月时去北京，听说周总理病重，便立刻赶去305医院看望术后的周伯伯。看到面色苍白､骨瘦如柴的病人时，她难过至极。可周总理却强撑病体跟她谈起中泰即将建交的大事，并苦笑道：“我希望身体能很快康复，能去泰国访问。但马克思给我的邀请书已经到了……”常媛比谁都清楚，为了这一天，周总理倾注了二十年的心血与努力，他是多么渴望访问泰国啊！看来，这也只能成为遗愿了。令她感到一丝安慰的是，中泰建交的文件是由他本人签署的，也是他亲自签署的最后一份建交文件。
那一刻，常媛动容地对周总理说：“伯伯，如果我生个男孩就叫‘念周’。”话音未落，周总理便伸出那枯竹般的双手握住她的手，欣然接受这个泰国女儿对他的深情厚意。常媛热泪盈眶，不仅为自己有这么一位伟大的养父而骄傲；更庆幸泰国人民遇到这样一个为中泰建交披荆斩棘，实现“中泰一家亲”友好关系而鞠躬尽瘁的中国总理。
1976 年 1 月 8 日，周总理的生命走到尽头，他带着一生的操劳与奉献，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当时，常媛身在英国，她抱着襁褓中的儿子常念周，朝北京的方向远眺，泪水夺眶而出——她再也见不到亲爱的周伯伯了。但周总理的思想、精神与教导，早已深深镌刻在她的心底，也融入了孩子的名字。这份跨越国界的情谊，将永远鼓舞着她与后代们，为泰中两国的友谊砥砺前行、不懈耕耘。
司马攻
一一序《文坛掇拾》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禍福”。2013年2月13日（农历正月初四），早上我开车往工厂，下午5点回家。吃完晚饭身体有点不适，头疼、发高烧。孩子们要我到医院看医生，起初我不同意：“吃两片退热药就好了。”
吃了药，一个小时后不见好转，并且冷得浑身发抖，探针一探，体温将近40度。我只得听孩子们的话到医院看医生。医生说必须住院。
住院时开头两天，人很淸醒，行动自如。 第66期的《泰华文学》，依例要在3月1日出版，由于编务关系，我和曾心、杨玲，通了几封信，都没有告诉他们我身在医院。
第3天午夜，我因胸部闷痛醒来，那天晚上陪伴我的是我的女婿，我大声唤：“堂，爸不成了……＂
只说了半句话我便不省人事。
醒过来已是昏迷后第3天中午，当我恢复知觉，我的几个孩子站在我的病床边，他们告诉我，那天晚上我话未说完便昏迷过去，心脏也停止跳动，抢救后心跳恢复跳动，但人还昏迷未醒。
我喉中塞满着管子，说不出话来，只能微弱的点点头。
在重症加强护理室（CCU）住了10天，过了危险期便迁到普通病房。梦莉会长来看我，我对她说：“作协迁家的事要等待一段时间了！”她说：“你别太关心这件事，作协什么时候迁徙都没有问题的。目前最重要的是，你要好好休养⋯⋯"
病得疾 ，恢复也快，我在医院迁了三次病房，住院一共18天，于3月2日出院。
我了悟了人生无常，生命苦短。于是，我决定把文坛的一些人物、故事记录下来，并定了一个主题一一《文坛掇拾》。
我于1966年开文学创作，先后出版了27个个人集子：《冷热集》、《明月水中来》、《泰国琐谈》、《湄江消夏录》、《踏影集》、《演员》、《司马攻散文选》、《梦余暇笔》《挽节集》、《泰华文学漫谈》、《独醒》《司马攻序跋集》、《小河流梦》、《人妖.古船》、《司马攻集》、《水仙，你为什么不开花》、《荔枝奴》、《三余集》、《文缘有序》、《寂寞中的掌声》、《骨气》、《司马攻微型小说100篇》、《心有灵犀》、《近乡情更怯》、《姹紫嫣红灿灿开》、《听月》、《我也要学中文》。这些集子里的内容，都是很自身的。对于泰华文坛的一些事较少提及。而《文坛掇拾》中记述的，都是我亲耳所闻、亲眼所见和亲身经历的文坛故事。
《文坛掇拾》之1至32，曾在杨玲主编的泰华作协寄刊于亚洲日报的《泰华文艺》版发表过过。至于《文坛掇拾》之33至61则没在报刊发表过。
《文坛掇拾》10年前就打算结集出版，但一拖再拖，拖了10多年，现在结集出版，虽有明日黄花之憾，但也聊胜于无！
从2013年初至年时间跨度12年。因为是“掇拾＂也就没有连续性，更没有年度顺序。
《文坛掇拾》的结集出版，不敢视之为会给泰华文学史增加一些资料。
明日黄花已褪去了昔年颜色与芬香，不过这个集子的一切事物，都是我亲耳所闻，亲眼所见和亲身经历。虽是明日黄花，也足自珍。
2025年1O月于曼谷
温晓云
泰国华文作家协会于2025年7月6日上午十时，在曼谷华尔街大厦19楼作协会址与广州华商学院文学院代表团举行座谈会。
广州华商学院文学院以“中文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实践”为核心，立足学科融合与时代需求，构建了“新文科+AI+国际化”三位一体的育人体系。学院发展愿景明确，致力于实现“学科融合化、教学智慧化、发展国际化”的目标。
代表团由文学院副院长徐桃教授，院长助理刘亚娟、李亚洁，专任教师李先锋（作家李苇子）、冉珺文（冉茅博士）、韩文昕一行六人组成。
首先恭请本会会长陈婵玉女士致辞：
“今天，泰华作协非常荣幸接待了来自广州华商学院文学院的教授、老师们！在此，本人谨代表泰华作协对各位的莅临表示热烈欢迎！
“中泰一家亲”，泰中两国相交千年，而今年也是泰中建交50周年，所以咱们今天在这里共聚一堂更是意义非凡！
泰中文化相近，海内外华文同源同根，希望我们共同努力，为传承和发扬华文文学添砖加瓦！
再次感谢六位教授老师，在百忙中抽空莅临本会！并祝你们旅途愉快，出访圆满成功！”
徐桃教授说：“我们文学院深耕文学教育与创作，设有环南海国家华文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致力于研究海外华文文学之发展脉络，探寻文学创作之时代新生！希望与泰华作家共话创作心得，探讨华文文学的传承发展等等。”
本会永远名誉会长司马攻先生系统地介绍了泰华作协四十年的发展轨迹以及《泰华文学》刊物从1999年创刊至今26年出版120期的历程，回顾和展望迸出绚烂多彩的文学火花！
代表团各位老师与泰华作协理事们就泰华文学现状以及两地文化交流、文学创作等等进行热烈而温馨的讨论！
座谈会在11时准时结束，并合照留念！
本会参加座谈会的有：永远名誉会长司马攻先生，会长陈婵玉，副会长曾心、杨玲、温晓云，副秘书漠凡、晶莹，理事澹澹、杨培森、王志远、陈亚生、诗雨、梵琳、会员黄嘉良、宁馨等人。
阡 陌
2025年8月3日上午10时，泰国华文作家协会于曼谷华尔街大厦19楼会所，与暨南大学、广州华商学院文学院代表团举行座谈会，双方就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文学创作与文化交流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
代表团由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长白杨率领，共有11名成员，都是博士、专家、学者。全体成员莅临泰华作协，双方进行交谈。
会议由泰华作协副会长溫晓云主持开场，邀请白杨会长介绍随行成员，随后作协副会长亦介绍与会的泰华作协理事。
泰华作协陈婵玉会长首先致辞：“泰华作协非常荣幸接待来自广州的各位教授。在此，我谨代表泰华作协，对你们的莅临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悠久、底蕴深厚，以传播中华文化为己任，培养了无数人文学子。各位教授此次不远千里前来，为搜集泰国华文文学史料、推动科研项目顺利开展而努力，令人深感敬佩。
中泰一家亲，愿双方在文化交流中实现文明互鉴、智慧共享，共同传承与发展世界华文文学。祝各位教授此行学术调研圆满成功，旅途愉快！”
白杨会长致辞：此行旨在加强“暨南大学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对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与交流，长期以来都在关注世界华文学的发展，尤其对泰华文学的发展格外关注。她强调，此次访问是一次开阔视野、促进文学文化互动的重要契机。
她特别提到，一直对泰华作协永远名誉会长司马攻先生心怀敬仰，此次能够亲临泰国华文作家协会，深感荣幸。白杨教授表示，希望借此机会与泰国华文作家深入交流创作心得，共同探讨华文文学的传承与未来，为推动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贡献力量。
副会长溫晓云向来宾详细介绍了泰华作协的发展历程。並且深情回顾了历届会长、文学前辈及先贤在推动海外华文文学方面的贡献，强调应继承先辈的文学精神，持续耕耘华文文学的沃土。泰华作协成立于1986年，明年是四十周年，一直致力于推动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与传播
副会長楊玲发言时讲到，泰华作协在1999年创办《泰华文学》文学刊物，为泰华作家提供写作园地。走过了26个春秋，经过数次大大小小的调整，现在仍是一本纯文学刊物。在三年的新冠肺病疫情时间，也不曾脱期，每一期都准时出版，至今已发行120期，正在编辑121期。由此见证了华文文学在泰国的发展与繁荣。
座谈会上，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朱巧云、副教授温明明、副教授龙扬志等嘉宾，本会理事張錫鎮、副秘書晶瑩等就泰华文学现状、两地文化交流及文学创作等议题发言，展开热烈讨论，气氛友好而温馨。会议于上午11点半座谈会结束，並共进午餐，最后双方合影留念。
与会嘉宾有；暨南大学及广州华商学院代表团：白杨会长、朱巧云教授、温明明副教授、余英副教授、讲师赖秀愈，广东金融学院教授贾颖妮，以及广州华商学院华侨华人华商文化研究院副院长陈晔、秘书林梓嘉等随行。
泰华作协出席的理事有：会长陈婵玉、副会长杨玲、温晓云，秘书阡陌，副秘书漠凡、晶莹，财政澹澹、稽核王志远、张锡镇、博夫、刘淑华、范军、梵琳、许秀云等。
此次座谈会圆满落幕，为中泰两地华文文学的研究与交流搭建了新的桥梁，标志着两地文学与文化合作进入新的阶段。
相片：1与会者合影。2座谈会。；白杨会长代表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赠送礼物给泰国华文作家协会，3从右至左; 温明明副教授、白杨会长、陈婵玉会长、司马攻永远名誉会长、李光隆主席、杨玲副会长、朱巧云教授。
美 伊
林修平
现在回想起那次去台湾的旅行，心里还是有点激动。那是我第一次踏上这个家人常常提起，却从未亲自去过的地方。下飞机的那一刻，一股凉飕飕的微风扑面而来，夕阳还挂在天边，天色微暗，我顿时感受到了一种祥和清新的气息，像是在欢迎我来到一个特别的地方。刚好是新年期间，到处弥漫着节日的气氛，连街道上的风都带着一种说不清的兴奋感。
在我看来，台湾是一个精巧而美丽的地方。那里的自然环境优美，到处都能看到茂密的树林和绿油油的山坡。城市虽然不大，但却干净而静谧，没有大城市那种喧嚣和拥挤。无论是在北部的台北，还是中部的台中，甚至南部的高雄，空气都很清新。气候凉爽舒服，让人感到心旷神怡。台湾人都很友善，常常面带微笑，让人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每当想到台湾，脑海中总会浮现出那些热闹的夜市，还有各种美食和小吃。尤其是著名的珍珠奶茶，几乎每条街上都有好多家茶饮店，我每次经过都忍不住买一杯来喝，浓郁的奶茶香和Q弹的珍珠总能让我回味无穷。
九份是我这次台湾之旅中第一个去的地方。那里是动画之都，因为妹妹非常喜欢动画片，所以我也很想去看看。九份坐落在山上，一到那里，就仿佛走进了动画世界。山上的小巷子很窄，我们可以慢慢地逛市场。在巷子入口处就有好几家摆满动漫作品的店铺，到处是动漫特色的明信片、玩偶或各种纪念品。此外，还有各种餐厅、茶馆和卖纪念品的店铺。这里非常热闹，店主们都会热情地招呼顾客，邀请大家品尝他们的食品。我走过一家卖牛轧糖的店铺，之前从没吃过，老板热情地让我试吃，结果发现味道非常好。店里有多种口味可以选择，原味、巧克力和抹茶，咀嚼起来软糯适中，不会黏牙。我们聊了一会儿后，我买了好几大袋带回去。继续往前走，就到了一个拍照的打卡地。那是条通往山下的小路，那里看起来像一个小村庄。虽然游客很多，但大家都很有秩序地排队等候，现场既热闹而温馨。站在那里，我看到满山挂满了红彤彤的灯笼，在夕阳的映照下，灯光渐渐点亮，映出石板路和古老建筑的轮廓，整个景象就像一幅美丽的画卷。空气里有茶香和小吃的香味，还有远处海风带来的凉意，让人感到格外舒适。我忍不住拿出相机，想要把这美丽的瞬间永远保存下来。九份的魅力不仅在于风景，更在于这里的宁静与温馨，仿佛让人忘记了时间的流逝。走在这样充满故事的小镇里，心中充满了陶醉和满足。
除了九份，我还去了中正纪念堂。原本那天下午我们打算去台北101，但天气阴沉沉的，天空中布满了厚厚的云层，感觉随时都会下雨。虽然能看到那栋高楼隐约地立在云雾之间，看起来有点神秘，但因为楼上的餐厅价格太高，我们最终决定改去附近的中正纪念堂。
中正纪念堂比我想象中还要宏大。从停车场一下车，周围就显得特别整洁有序，地面干净得几乎看不到一点垃圾。我们顺着台阶往上走，迎面而来的，是一阵阵凉爽的风，让人感到清凉舒适。那时候大概是下午四五点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刚好赶上了哨兵换岗仪式的时间。那是我第一次看军人换岗。快到时间时，大家都纷纷找好位置等着观看，气氛慢慢安静下来。等到两侧的士兵整齐地走出来时，整个广场顿时一片肃静，只听得见军靴踩在地上的声音和动作的节奏声。那一刻，我感受到一种庄严和敬意，让人忍不住屏住呼吸，专注地看着每一个动作。仪式结束后，我走上台阶，来到纪念堂的正殿。正中央矗立着蒋中正先生的大型铜像，坐姿端庄，神情坚定。周围布置得非常庄重，让人不自觉地放慢脚步，心情也平静了下来。整个纪念堂给我的感觉就是肃穆、庄重和宏伟，而且彰显着一种历史的厚重感。
在台湾所有游历的过景点中，如果要我选一个最喜欢、最想再去一次的地方，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说是桃园的慈湖雕塑纪念公园。从一走进公园的那一刻起，我就深深地被它的自然风光吸引住了。这里不像一般的观光景点那样热闹或商业化，而是多了一份安静的气息，让人可以真正地“放慢脚步”，去感受每一片树叶、每一阵微风。
我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喜欢大自然的人，而这个地方刚好给了我一种久违的平静感。公园里绿树成荫，连阳光都被树叶过滤得很温柔。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那片广阔的湖面，水面静静地倒映着天空和群山。我还意外地看到了几只黑天鹅在湖边漫步或者在水里悠闲地游动，好像一幅会动的水墨画。那个画面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里，偶尔想起来，心里都会觉得温柔和惬意。湖的四周插满了台湾的国旗，在风中飘扬着，让我觉得很特别。走着走着，忽然听到前方传来整齐的脚步声，原来是士兵交接仪式正在进行。我没想到在这个几乎是原生态的地方也能看到这么庄重的仪式，虽然规模不大，但整个氛围安静肃穆，连游客都不自觉地安静下来，只听见士兵整齐的步伐声和偶尔传来的鸟叫声。这是一种难以用语言形容的震撼，也是我第一次那么近距离地看到这种场景。
除此以外，这座公园还有一个特别的看点，就是它门口那一大片雕像区。那里的雕像都是雄伟高大且栩栩如生，摆放得非常整齐，有种宏伟而神秘的感觉。我站在那片群雕之间，有一种穿越历史、走进故事的错觉。每一尊雕像都像有它自己的独特的表情和存在感，静静地诉说着往昔的某段历史。最让我感动的是，这么庄严肃穆的地方，却一点也不冷漠。相反，它用自然的温柔环绕着每一个到来的人。公园里的树非常漂亮，有的还带着秋天的颜色，从深绿渐变成黄色、橘色甚至带点红，像是大自然为这座纪念公园精心调过的颜色。走在这样的环境中，不用特别做什么，只要静静地走、静静地呼吸，就已经是一种享受了。
除了欣赏美丽的风景，我还学到了很多关于历史和文化的知识。这次旅行让我更加珍惜生活，也让我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和善良。虽然时间不长，但每一刻都让我收获满满，心里充满了感动和快乐。
回想起这几天的旅行，我发现台湾不仅风景美、人情暖，而且每一个角落都藏着故事。虽然时间不长，但每一刻都值得珍惜。
注：本文作者林修平系法政大学比里·帕侬荣国际学院大三学生，指导教师张锡镇教授
谢安安
日本是我们全家最喜欢旅游的国家，每年都要去一次。第一次，我们选择跟团旅游，大概十天。后来，我们就选择自由行，这可以根据我们的喜好安排行程，而且比参团更灵活，我们可以随意安排我们的时简表，想几点起床，几点吃早饭，都由我们自己说了算，交通工具也可自选，我们有时候坐火车，有时候租车自己开，非常舒适，很适合我们家的习惯。
真的，在许多方面，我们都很喜欢日本，包括天气、风景、语言和人们的礼貌。此外，我还非常喜欢他们的食物，特别是寿司、刺身和章鱼烧烤，不仅好吃，而且对身体也有益。另外，如果喜欢学习历史，日本也有与二战有关的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分别位于广岛和长崎，介绍了1945年美国投下原子弹的历史资料和所造成的破坏。我曾经去过一次，觉得非常有意义。馆内有很多原子弹爆炸以后留下来的东西，比如烧黑的衣服，坏掉的饭盒，还有停在爆炸时间的手表。那里还有一些生还者的故事和照片，那些惨痛场景令我难过，让我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和生命的可贵。
有一次，我们去九州，那是日本的第三大岛，位于日本西南部，由福冈，佐贺、长崎、熊本、大分、宫崎和鹿儿岛七个县组成。在我的记忆中，这里的自然风景非常优美，尤其是我们去的熊本城，我们全家都喜欢。那次我们在熊本玩，有一个令人难忘的经历。我们在第四层楼上正吃着日式火锅，突然发生了一场强烈的地震。当时我感觉好像是在飞机上遇到了气流问题，但过了一会儿，我才发现我们根本不在飞机上，那一定就是地震了！我们都吓坏了，妈妈赶紧拉起我就往楼下跑。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日本人非常有秩序，大家都冷静地从建筑物里撤离，没发生混乱。我想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泰国的话，大家可能不知所措，但这也难怪，毕竟我们泰国人从来没经历过地震。日本就不同了，因为这里经常遇到地震，日本人早已有心理准备，所以知道该怎么应对。那时候我吓得哭了一场，脑子里什么都没想，只想要回家。然后，有一位好心的日本人带我们去消防站，那就是我们当晚睡觉的地方。那一夜有无数次余震，我们几乎无法入睡，整晚都提心吊胆。
第二天早上，爸爸就想办法带我们离开熊本城。经过打听，发现所有的公路都被中断了，只有坐火车才能离开。当我们赶到火车站的时候，发现那是最后一班火车了，而且要跑过天桥才能到对面的月台。我们急急忙忙终于赶上了那班车，成功地离开了熊本，来到了位于大分县的别府市。
没想到的是，那天夜里又发生了一场地震，虽然没有之前那么强烈，但还是让人心惊。于是，我们下定决心乘坐新干线去东京。说实话，到了东京以后，我们才真正感到安心，觉得终于安全了。之后的几天都很顺利，过得很愉快，玩得很开心。我还去了迪士尼乐园，那是我最喜欢的地方之一。那里的每个角落都充满了童话的感觉。我最喜欢的是好玩的游乐设施，尤其是过山车和小小世界。除了这些，迪士尼乐园还有游行表演和晚上的烟花秀。我那时候没留下来看游行和烟花表演，因为傍晚我们就回宾馆了，但我听说那时候非常热闹，气氛也很好。虽然那天人很多，但是我玩得很开心，让我暂时忘记了之前的地震恐惧。
还有很多其他有意思的地方。比如著名的浅草寺，那里也有很多游客和纪念品店。最有名的是红色的大灯笼，每个人都要跟它拍照。而且，我还去了东京晴空塔。从高处往下看，整个城市一眼就能看到，景色非常漂亮。这次旅游给我留下了很多深刻记忆。由于那些不平凡的经历，是这次日本之行成为一次难忘的旅行。
尽管那时我还很小，有些情景我依然记得很清楚，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那次旅行很特别，也很有意义。谁能想到在一次普通的日本旅行中会遇到地震，整个旅程就像一部惊险片一样刺激。我们当时真的哭笑不得，不知道该怎么反应，非常可怕。比如在地震发生之前我们参观了熊本城，后来得知它在地震中被毁坏了，需要几个月才能恢复原状。而且，这次经历让我更加珍惜自己的生命。谁知道哪天死亡会突然降临，因此我们应该把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来认真地生活，快乐地生活。更重要的是，要好好对待身边的家人和朋友，珍惜他们的存在。幸亏当时没有人受伤，不然这次经历就成了我们全家的噩梦。回到泰国几个月后，每当我感觉地板在晃动，比如在桥上的时候，我都会担心是不是又发生了地震。
我真的佩服日本人的秩序，即使在那种紧急情况下，他们还能冷静地应对，好像地震对他们来说已经不算什么大事。我还佩服他们面对自然灾害的坚强，像地震和海啸，他们经常遇到，但依然乐观地生活。如果是我，我可能每天都会怕得睡不着觉。最可笑的是，妈妈当时说我们几年内都不会去日本了，结果不到一年，我们又去了。可见，我们是多么喜欢日本。
注：本文作者系法政大学比里·帕侬荣国际学院大三学生，指导教师是本院张锡镇教授。
高健（中国）
——微型小说的“故事动力”
十七世纪德国神学家、哲学家莱布尼茨认为，上帝在创世时，心中其实存在着无数的可能事物及其组合而成的可能世界，而现实世界则是上帝由其至善的本性出发，从无数可能世界中选择并创造的。这个选择出来的世界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虽然这个世界也有无数的不幸、灾祸和恶。
相对于莱布尼茨为上帝辩护的神学意义上的“可能的世界”，作家其实也创造了一个文学意义上的“可能的世界”。这个文学意义上的“可能的世界”更集中、更饱满、更绚烂、更紧凑、更生动。它与“现实的世界”相互映照，并对“现实的世界”构成影射与批判。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作家是等同于上帝的人。
文学意义上“可能的世界”，经过作家的想象和艺术建构，遵循作家设定的既关联于又有别于现实世界的运行规则。因为这些规则是经过作家刻意挑选的，就像上帝从所有“可能的世界”中选出“最好的世界”一样。在包括微型小说在内以叙事为主的文学作品中，一系列相互作用的事件从其生发、对峙、冲突而至湮灭，其叙事的动力源自于故事，没有故事，叙事便失去了由开端向结局演进的基础力量。
微型小说当然也遵循小说创作的一般规律，同样是因文生事，没有了“事”，其文学叙述便没有了附着。但仅仅把事件罗列出来，让人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只是叙事的初级阶段；能够把事件依据其起承转合进行有机构造，使叙事精彩可读，引人入胜，可视作叙事的中级阶段；在叙事的同时，能够隐喻出事件背后的动机与因果，使叙事产生教化寓世作用，其文本蕴藉便产生了超越自身的意义。如此，方达到叙事的高级阶段。
所以，叙事的意义并不止于讲出一个故事，还在于对这个故事赋予其相应的意义，给现实世界以愉悦、启发、抚慰或者警示、讽喻、鞭挞。这样，作家所营造的“可能的世界”，也才具备了有别于“现实的世界”的意义。
那么，找到作家以文本建构的“可能的世界”背后的运行逻辑，也就有了别样的意义。
一、风起于青蘋之末
战国时期宋玉在其《风赋》中曰，“风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喻示巨变始于微渺。起心动念，世界即发生改变。微型小说所叙述的事件，不论大小，其源点也起始于微末——人物的欲念。人物的欲念指向某一目的，即为欲于达成的动机，动机推动动作，连贯的动作形成行动，连续的行动构成故事。这即是包括微型小说在内叙事文学文本运行的逻辑起点。
然而，微型小说不同于其他体式小说之处，在于它更强调在单一而特异的事件冲突中形成文本张力，其叙事魅力也源于此——人物看似偶然的动机，微小的事件往往成为撬动命运走向的隐秘支点。
作家戴涛的微型小说《鹩哥》，从一只台风天坠地的鹩哥写起，进而一步步揭开孤独老人死亡的真相。表面轻盈的寓言笔触，却拎起了深藏于文本背后的沉重。当台风裹挟着鹩哥坠落在小说主人公汪泓面前时，于心不忍的他救起了这只会说话的小鸟。这小小的善念，犹如一柄犀利的手术刀，在城市文明的褶皱处划开一道深刻的切口，将当代社会人们的生存困境展现出来，那就是：物质丰裕时代的精神荒芜，科技便利背后的人际疏离。
当相隔遥远的人们交流便捷到只需动动手指的现代，但陷于困境之时却赖于一只小鸟传递讯息；当交通便利到不用奔波，运输工具片刻即可载携肉身抵达导航精准定位的门牌号码的时代，老人独居家中去世多日却无人知晓。这对现代人的生存不啻莫大的讽刺。科技发达、物质丰裕的光鲜背后，现代人如此狼狈地苟活在自己制造的生存困境里，人工智能能计算出通行的最短路径，却丈量不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距离，我们迷失在通往人心的坦途中。
这篇微型小说犹如都市寓言，在台风过境的叙事时空里，我们既看到被现代性飓风席卷的脆弱个体，也瞥见了在文明废墟中顽强生长的情感胚芽。当鹩哥在生锈的铁笼中重复爱的呓语时，它不仅是在悼念一个消逝的生命，更是在叩问每个现代人的心灵：我们是否正在亲手打造囚禁自己的精致牢笼？
《鹩哥》一文，作家的叙述，犹如一根细细的线索，看似只着眼于鹩哥，不及其他。其实不然。刚开始我们看到的，虽然只是一只小鸟，但随着情节的发展，线索上面牵扯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到最后我们看到的是一艘生活的巨轮。
然而，在这艘巨轮的下面，还有我们没有看到的——
这才是紧要处！
微型小说的叙事生发，如风一般“起于青蘋之末”，与其叙述惯常采取微观视角有关，又因其强调在单一而特异的事件冲突中形成文本张力，故无法过多地纠缠于风的“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缘太山之阿，舞于松柏之下”等繁复过程，只取其或“倘佯中庭，北上玉堂”，或“起于穷巷之间，堀堁扬尘”之一支，敷演成篇。
微型小说通过这种微观物象的连续增殖，在有限的篇幅内建构起层层嵌套、递进强化的象征体系，让每个微观细节都成为折射时代光谱的三棱镜。这种叙述模式将“现实的世界”的宏大景观纳入到文学“可能的世界”的微观视界里，从而实现了从“青蘋之末”到“时代飓风”的美学跨越。
二、先制造事端，再搬弄是非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作家皆为制造事端、搬弄是非之人。这样说绝非出于不恭。追本溯源，文学无非说理、抒情与叙事，即将世事融合胸臆形诸文字。偏于是非曲直的是谓说理，偏于情绪抑扬的是谓抒情，偏于事端兴衰的是谓叙事。以上皆须作家在创作中，构造矛盾张力，营造认知误区，在平静中掀起波澜，于冲突中抵达秩序。故这里所说的“制造事端”与“搬弄是非”，是以作家创作中的文学叙述为语境前提的。
但这里的“制造事端”与“搬弄是非”其实只是由作家于文本之外给叙述提供的初始动力，或者说是文本外部动力。在文本中，真正推动叙述向前发展的，只能是来自叙述事件本身因果演绎的内部动力。这就像一辆汽车在公路上奔驰，只能是其自身引擎运转产生的动力，而非外部牵扯推拉的力量。
既然微型小说文本运行的逻辑起点来自于人物的动机，那么，在人物的动机启动事件之后，其后面的事态发展，也就依靠制造事端和搬弄是非来打破事件现有的平衡，从而推动事件向前演进。作家陈村在谈到文学创作时也曾说过：“我们根本用不着替故事担忧，故事自己会往前走的。”故事发展由事件本身的因果逻辑推动，也就是文本内部动力——故事动力推动着叙述的运行。“制造事端”打破了旧有的平衡，是对现有世界的解构，而“搬弄是非”则试图唤起人们对叙述世界新的认识，重建新的秩序，是对“可能的世界”的建构。
作家李伶伶的微型小说《数学家的爱情》，写一个绰号“数学家”的青年，因执着数学计算的精准，而与现实生活人们对世事的有意模糊产生冲突，致其三次婚恋失败的故事。小说以“数学家”对数学计算结果的执拗制造事端，以世人对世事的模糊混沌搬弄是非。“数学家”的第一次分手解构了数学真理的普适性，第二次分手重构出情感博弈的新规则，第三次分手则“搬弄”了理性精确与情感混沌的是非曲直。当女老板说出“开心怎么能打折”时，这一颇具讽刺意味的戏谑之言，已将数学符号从真理神坛拉入修辞游戏的泥潭，开心果的价格计算不再是数学问题，而成为情感价值的经济学隐喻。“数学家”的悲剧在于，当他还在将数学计算的精准视为绝对真理时，现实世界却已在模糊性的沼泽中构建起另一套人际交往的法则。
这篇微型小说犹如精密的数学证明，用三个情感案例建构起严密的归谬逻辑。每个看似偶然的生活片段，都是作家精心设计的情感计算方程式：当爱情被置于数学的验算下，所有浪漫幻想都会在计算公式中显形为谬误。李伶伶以此提醒我们思考特定情境下的情感认知困境——究竟是该在混沌中建构秩序，还是在秩序中忍受孤独？
然而，这一被搁置在显眼位置的问题，其实只是作家设置的魔术道具，而真正值得人们思考的，被隐藏在后面。
那么，真正的问题是什么，答案又是什么？
咖啡厅里永远不打折的开心果，或许既是问题，也是答案，是对这一事件最值得深思的反讽。
微型小说叙事的故事动力，在这一层面来说，如同力学原理一般运作，“制造事端”与“搬弄是非”是叙事引擎发生化学反应和物理变化的过程，从而产生故事动力。没有“制造事端”与“搬弄是非”，故事也就失去了向前推进的动力，叙事就会陷于对事件的简单罗列而平淡无奇。
故事动力作用于叙事中的人或物，使人物关系、情感状态乃至内心世界失衡，并在矛盾冲突中达到新的平衡。一如物体在力的作用下产生位移或变形，并在反作用力下达到新的稳态。如此，则故事动力完成了对叙述世界的解构与建构。
三、从故事叙述到情节架构
英国作家E.M.福斯特在其经典论著《小说面面观》里，曾对故事与情节下过一个被广为引用的定义，他认为，故事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叙述事件的。情节同样需要叙述事件，只不过特别强调因果关系罢了。在这里，福斯特所说的因果关系，更多的属于文本内部人物行动所产生的前因后果，以及纠缠于前因后果的人与事，即故事叙述是故事动力的显在存在，情节架构是故事动力的潜在存在。
就强调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来说，微型小说尤其如此。这是因为微型小说常用的留白、省略、跳跃等“不叙之叙”，使叙述文本与内涵蕴藉存在一定的张力，这样，其“不叙之叙”才能够引起读者对叙述之外的前因后果产生思考，也才能够突破叙述文本的限制。也就是说，微型小说的故事动力在推动叙事运转的同时，要能够引导读者对其叙述文本之外产生联想。
作家芦芙荭的微型小说《鞋匠胡二立》，故事情节很简单：胡二立年轻时因残疾和贫困失去挚爱。后其心爱的女子出轨被丈夫发觉，在其丈夫拿来鞋子让胡二立辨认时，他选择默默地承受心爱女子不忠的痛苦，为保护她而隐忍不言，忍痛离开谋生之地，踏上未知的旅程。
小说的开头波澜不惊，写麻城的鞋匠胡二立手艺好，人心善，他与两位女子的往事，虽然也在平静的生活湖面上惊起一点微小的涟漪，但终将复归平静。就在故事动力行将消失、叙述难以进行的时候，一桩女人出轨的风流韵事，像从山上冲下来的一股泥石流涌入平静的湖中。
一天，住在麻城水井巷的一个男人出差回家，发现门被从里面反锁了。敲了半天门，进得屋里的男人偏又闻到一股陌生的烟味。这一事件的发生，让小说的故事动力完成势能蓄积。
按说，这一事件本与胡二立无干，如何将事件蓄积的强劲动力引向小说的主人公，颇为考验作者的智慧。当男人将偷情者的鞋子扔到胡二立面前时，职业赋予的知情优势瞬间转化为道德困境，推动他进入冲突的核心地带——
用事实揭开私情，还是用谎言掩盖真相？
胡二立选择了后者。这样，意味着小说主人公将强劲的故事动力引入内心，选择了自己承受暗恋女人的出轨以及偷情男人得以逃脱的双重痛苦。而这无疑是对自己的最差选项——世界看起来很平静，胡二立的心里却是翻江倒海。当胡二立面对真相选择缄默时，当胡二立怀揣痛苦沿着麻城的街道走向未知之旅时，他的每一次选择都是在丈量人性深渊的标尺上划下的一道深深刻痕！
在微型小说的文学叙述中，讲述故事易，架构情节难。讲述故事只对事件本身负责，而架构情节，则涉及故事背后的世道人心、情感选择。按照美国学者安东尼奥•达马西奥的观点，理性只能给人提供选项，而真正给不同选项赋予权重，并让人做出选择的却是感情。从这一点上来讲，人的情感是推动事件的源动力。
当故事动力减弱时，如何引入新的能量，让叙述柳暗花明；当故事动力强劲时，如何架构情节，让叙述映照事件背后的人性逻辑；当故事动力消解时，如何捕捉行将消逝的空谷回响，让袅袅余音动人心魂？《鞋匠胡二立》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即人物情感不仅是推动故事前行的能量，亦是驱动情节发展的暗流，更是事件起源、走向与终结的逻辑起点。人物的情感蕴含着作家的价值取向。叙事从来都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从故事叙述到情节架构，是故事发展内部动力与作家写作外部动力有机融合的结果。这即是如王夫之所言“性，道心也；情，人心也”。讲求叙述的含情见性，微型小说亦不例外。
四、在对峙中畸变、妥协或者湮灭
文学中“可能的世界”里人物按照自我意志推动事件向前发展，其生发与运行遵照因果律。动机推动情节，因果连接事件。动机论和因果律可谓故事动力运转的两大参照系。美国学者拉里•布鲁克斯曾在其广受赞誉的《故事力学》中，借用物理学的观念阐述了叙事中的故事动力。他认为，正如自然界无可避免地受到万有引力影响那样，在文学世界中也存在普遍适用的、潜在的故事力量。创作“最终的结果则完全取决于作者对故事力学的运用”。他还从戏剧张力、叙事策略等六个方面论述了故事力学的六种核心力量。当然，布鲁克斯更多的是从写作技巧上去阐释，而我们所说的故事动力，更多的是从原理上去梳理。
现代叙述学把心理学、社会学、符号学甚至物理学等跨学科理论引入到文学叙述的研究，用以阐释叙事作品文本的内部动力，为叙事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工具。法国学者茨维坦·托多罗夫认为：“故事，就是一种平衡开始通过不平衡达到新的平衡。”从叙事动力学的角度来看，微型小说叙事的实质是用最小的叙事质量激发最大的失衡能量，在事件运行的因果逻辑中实现质能转换，于方寸之间重现叙述世界从平衡到失衡再到平衡的过程，从而最终抵达势能转换后的叙事终结。需要说明的是，叙事终结只是文本终结，并不代表事件终结。在那些开放式、蕴藉式叙事中，文本终结后事件仍会在受众的想象中延续。
故事动力从缘起到生发，只是形成其初始的动力蓄积。这一过程蓄积的势能要传递出去，在对后续事件产生作用的过程中，与相应的阻力在对峙中畸变、妥协或者湮灭，最终达到势能释放、动力消解，方才完成文学意义上的故事讲述。让我们以作家邓洪卫的《同学》和麦浪闻莺的《抄家侍郎》，考察微型小说的势能蓄积与动力消解过程。
《同学》是一篇故事新编，以许攸与曹操之间的关系为线索，展现了个人情感与高位威权的抵牾，并最终以个人温情覆盖权势威仪惨遭失败落幕。直呼曹操小名阿瞒蓄积的故事动力，与二人之间发小之情、共事之谊、救命之恩形成的阻力发生碰撞。随着程昱、许褚、张辽等人物的介入，以及曹操对许攸行为的明禁暗许，持续累积了故事动力的势能，以许攸因饮酒被许褚刺杀，进而消解了之前积累的所有势能而结束。
杨修对许攸“最聪明也是最愚蠢”的评价作为结尾，不仅是对许攸个人命运的总结，也是对故事中权力、友情等主题的深刻反思。这一结尾不仅消解了故事的主要冲突，也为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思考空间，让叙述在故事动力消解后依然余音袅袅。
从《同学》可以看出，其故事动力以涓滴之水蓄积势能，在达到一定阈值后一次性暴发并被消解。前期蓄积的势能越多，则后期消解所产生的破坏力越大。
《抄家侍郞》则是对历史事件的另一番演绎，文献并无确切记载丘橓抄家戚继光一事。但作为刑部侍郎，丘橓履行其职能，奉万历皇帝旨参与张居正死后清算，负责查抄张居正家产倒是史实。正因为在此事上，丘橓对张居正这位治国贤臣没能“枪口抬高一寸”，因手段过激被世人诟病。但这并不能否认历史上丘橓为刚直敢谏之臣，并非奸恶宵小之徒。本文只讨论文学上“可能的世界”中的丘橓，其余不赘。
与《同学》的叙述以涓滴之水蓄积势能不同，《抄家侍郞》以抄家仅得50两碎银、用自家银两充作赃款、10万两白银变砖头三个事件，层层递进，梯级蓄能。万历皇帝的白绫使蓄能大坝坍塌，是对前期蓄能的第一次消解。但这一坍塌，只完成了能量的外部消解，丘橓内在的能量仍蓄积在心，邹元标探监则完成了对蓄积能量的内部消解，丘橓喷出的一大口鲜血则是内在能量消解的外化呈现。
可惜，丘橓入狱只是晚明官场腐败脓疮的点状溃破，难以惩治封建政治体制的系统性衰败。权力毒瘤得以实现党争对忠良的吞噬只是其躯体开出的一朵恶之花。换句话说，一条小溪的势能消解，难以消除其干流大江大河的势能溃坝。以一场抄家揭开一个朝代的溃败，在这场历史叙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故事动力的作用下，当其中一个转动啮合出现龃龉时，个体要么畸变，要么妥协，要么湮灭。“可能的世界”中人性逻辑的齿轮转动，在这一点上产生了与物理学相似的运行规律。
微型小说的叙事艺术犹如在方寸之间构建星辰宇宙，其“故事动力”的运行逻辑揭示了文学叙事的内部规律。在文学的“可能的世界”中，故事动力的本质是人性逻辑在文本中的投射与重构。不论是《鹩哥》中台风掀开的都市孤独症、《数学家的爱情》中理性与情感的悖论，还是《同学》中威权对情谊的猎杀、《抄家侍郞》中人心势能的溃坝，抑或《鞋匠胡二立》中沉默的道德抉择，微型小说通过“青蘋之末”的动机启动，在因果律的推动下事件走向必然的终局。这种故事动力运行逻辑的美学价值不仅在于其精巧的结构设计，更在于它对社会现实的诗意折射与哲学叩问。
在技术理性主导的现代社会，微型小说的“故事动力”具有特殊的启示意义。当算法试图量化人类情感的温度，当社交媒介将人际关系异化为数据交换，微型小说却以“反效率”的姿态，在微观叙事中映射着人性的复杂与深邃。它提醒我们：真正的故事动力永远源自人类精神世界的矛盾张力——那些无法被公式计算的隐痛，拒绝被功利主义收编的情感，以及在秩序与混沌之间挣扎的灵魂。这种动力既是对现实世界的痛苦解构，也是对理想世界的诗意重建。
当代微型小说的创作实践，正在为文学叙事探索更多的可能，这些探索试图突破传统叙事起承转合的线性框架，故事动力不再局限于情节的因果链条，而是弥散于文本象征的共振、语言意蕴的发散、留白空间的想象以及读者参与的重塑，使读者面对这一文体时，从“可能的叙述”愈加趋向“可能的阅读”。而在这一过程中，“可能的世界”里故事动力的演绎逻辑，始终与“现实的世界”中真实人性的运行逻辑相互投射与映照。它在带给我们诗性的阅读时，也向我们发出了严肃的叩问：在文明演进与技术狂飙的今天，我们如何以文学的辉光，照亮那些被数据洪流淹没的精神荒原？
从神话演绎、志怪志异到丛残小语、短书笔记，微型小说这一文体看似闲情偶寄，实则从未远离人欢马叫的烟火人间，它总是以最精巧的方式映射生活，曲隐现实。或许，这正是微型小说四两拨千斤的叙事智慧给予时代的答案——
用最小的文本质量，激发最深刻的意义裂变！
高健，笔名高家村，中国微型小说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故事会》杂志副主编。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故事创作理论。文学作品、理论评论散见各文学、学术报刊。著有《微型小说的叙述艺术》等个人文集3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