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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双人
今天（四月廿三日）翻开新中原报的春秋版，一眼就看见《九眼桥买书》五个大字题目。几十年来，（九眼桥）三个字在泰国未曾听人提起过，现在突然看见“九眼桥”三个字，心里产生无限的感慨。六十余年前，一九四○年，我考上中国四川国立大学农学院，四川大学在成都东门外（锦江边），四川大学到底有多大，我也记不清，印象中是不会比朱拉隆功大学小。教学大楼一座座也和朱大相仿。川大每星期一就有一次周会，校长或教务长或院长，来给我们训话，或报告一些事情，记得有一位女同学，身体不大健康，上完第一课，赶到大礼堂去参加周会，一到礼堂就晕倒了。
锦江绕着川大，转弯处就是昔日的“望江楼”，内有著名的“薛涛井”。薛涛是唐代才妓，她懂音律，能写诗，又会书法，还会自制彩笺，叫“薛涛笺”。在望江楼出售的“薛涛笺，当然是后人仿造的。我们每天课余，都到望江楼喝茶。成都出产丝绸，我们川大农学院，就有蚕桑系。江边的工厂，或家庭工业，把染好各种颜色的丝绸，长约几十尺，拉着在水中漂洗，十几条五颜六色的丝绸，顺水漂洗，远远看去，就像是七彩的河流，因此得名“锦江”。离川大校园约两公里处，有一座跨过锦江的石拱桥，桥下有九个桥洞，中间的洞最大，左右两边，各有四个洞，逐渐小下来，靠岸两边的洞最小，那就是“九眼桥”了。“九眼桥买书”的作者青禾先生说该桥是个新桥，我离开川大六十多年，没有回去过，没有见过该新桥。过九眼桥对岸，有一个小市镇，大概就是青先生买书的地方。
抗战时期，日军占领泰国，我的经济来源断绝。幸好当时中国政府，把我们这些华裔华侨学生，当做沦陷区的学生一样看待，可以领取政府贷金。贷金有限，只够我们吃饭。我们有一群比较合得来的同学，差不多每天都在一起，间中如果有人得到外地亲友寄来的“救济金”时，我们就会到九眼桥市镇去吃“老糟蛋”，谁得到外快，谁就请客。当时我在成都西门外（光华中学）兼课，光华中学是由上海日军占领时搬来成都的，学校发了薪水，我们就会到九眼桥一家叫做“大春”的小饭馆去“打牙祭”。那家的咸烧白和甜烧白都很可口，（烧白是四川话，就是广东人的扣肉）。“”字就是地字──有山、有水、有土，不就是地字吗？记得二十多年前，在曼谷那绿路口，有一家古玩店，门外挂了一个大大的“”字，已经挂了几年了，我差不多每天都要经过那里，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好奇，下了公共汽车，走进去问。店主人反问我：“你认识这个字吗？”我说，这个字，我四五十年前就认识了，是个“地”字。他一呆，我没等他开口说话，就离开了。以后，那个“”字也没有再挂在门外了。
锦江和川大范围之间，有一条大路。我们沿着大路往九眼桥走，“九眼桥”四川话发音是“就燕巧”，我们一路走，一路唱着男声四部合唱的《行军乐》进行曲。因为我们都是川大合唱团的团员。两公里路，要唱好几遍才到。快到九眼桥，我们才停止唱。抗战时期，游人少，外地游客更少，大声唱歌也不会吵到别人，何况学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天之骄子，而又在川大的地区内！
九眼桥，多么亲切的名字啊！我很想念你。抗战时期，吃得不好，穿得不好，但我们做学生的，还是过着无忧无虑的黄金时代的生活。现在，吃得好、穿得好，住空调房子，但我还是念念不忘六十多年前，学生时代的真正的黄金时代的生活。
九眼桥，你虽然变了新样子，但在我的印象里，你仍旧是我最怀念的朋友。
二○○二年六月廿三日写于曼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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