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风暴中，泰国成了重灾区。中国大陆的新闻界、经济界、金融界曾经对泰国的受灾情况作过连续报道。由是，我对这一金融风暴对泰国社会的影响极其关切；《泰华文学》发表的每一篇与金融风暴有关的小说，我都仔细阅读。在我认真研读了这一题材的十多篇小说后，我发现，《泰华文学》所刊登的小说所给予我的有关泰国社会受到金融风暴冲击及其后果的信息和知识，至少不比中国新闻界、经济界、金融界的报道、论文和著作所给予我的少；而它们在艺术上的成就更给了我美的享受。

出于社会责任感和作家的使命感，泰华作家们首先揭示了这场金融风暴对泰国社会特别是泰国华人社会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但它们不是以数字、统计来揭示这一点，而是独具匠心，艺术地加以表现。司马攻的《心虚》，别出心裁地写惯偷张正人一路上不断遭遇窃贼的不平凡的经历，张正人感喟：“唉！经济衰退，干我们这一行的也增多了。生意越来越难做。以后你（指他妻子）出门干活也要多加小心，不然，费了心机，巧用手法，好不容易得来的心血又被人抢便宜去了。唉！这世道，真是……世风日下……”司马攻不写金融风暴后人们的日子如何难过，却写窃贼急剧增加，这就从别人从来没有注意过的角度写出了金融风暴后果在泰国的严重性。一方面地窃贼增多，另一方面，则是骗局盛行，陈博文的《骗局》，写“经济风暴发生这两年多以来，报上常见到的多为企业倒闭，大批受薪者被炒鱿鱼，失业队伍日形壮大”后，有人以“征求业务员”为名，收取保证金。结果竟有一千三百余人受骗，被骗金额达四千万铢。事后弄清，原来是来自美国的三个洋人和两个本地人勾结，设计了这一骗局来坑害这批求职心切的失业者和才毕业的大学生的。外国人行骗，本地恶人也乘机敛财。郑若瑟在《占便宜》这篇作品中写牛连法在“九七年经济风暴以后”，“着力鼓励亲朋戚友请月兰会”，“因为既可获丰厚的利息，又可吃顿免花钱的中国菜，很合算”。谁知道螳螂在前，黄雀其后，牛连法又跌进董换名设下的月兰会陷阱，“反被人剃头”。更有异想天开者，“竟敲打起月球的主意来”。“在近三年来泰国的经济一落千丈”后，有人在网络上推销月球上的“纪念性尺寸地皮”，“将购买者的姓名旗帜插在月球上”以招徕网民。孰料“有外国佬步其后尘，而且他们的账户竟被‘黑客’窜进……”（马凡：《黑客》）。

这些小说的故事情节表面看来出人意外，但又在情理之中，因为它们是泰国受到金融风暴冲击后的“典型环境”下的典型言行。

自然，泰华作家们更多地还是描写泰国经济衰退后受害最重的普通百姓。秋明的《在失业的浪潮里》写青年乃通猜在厂方“宣布营业情况不好”后的不幸际遇：代表工会为大家说话，却被厂方开除；后当代课教师，又眼见学校里一系列怪现象；于是他又写起了求职书：“……若蒙取录，定能胜任，无限感激…… ”但是，乃通猜何年何月才能求得比较理想的职业，秋明并没有作出回答，只能是个未知数。文风的《阔嘴嫂卖地》则写阔嘴嫂在“泰国的经济突然如高楼倒塌那样崩溃了，商情一片混乱，无数生计遭受冲击”后，准备卖了她先夫小吴留给她的面积两莱半价值两千多万的地皮，盘算着“除了还银行数百万后可存下千多万铢，届时收点利息维持生活，渡过晚年也就算了。”她怎么也不会想到她的赌博成性的儿子阿牛早已把这块地皮卖给别人，还了赌债，阔嘴嫂看了儿子来信，“脸色苍白，双脚一软，蹲下而晕倒过去。”芳芳在《布满阴霾的日子》中写一个苍老的泰妇，牵着、抱着两个小女孩，一个只有三四岁，一只有一岁，她“只求求好心人收养这两个孩子，免得饿死”。其后，警察把她们送到了民助厅。“问题似乎解决了，可是失业人数几十万，民助厅有多大呢？能收养多少孩子呢？”这正是“泡沫经济破灭后的“布满阴霾的日子”。《雪上加霜》（荣维）中的曾荣刚刚缴出一千五百的所得税罚款，税局又来信，“追查再前三年的税务，等他一个星期内到税局见面。”这就是小店主曾荣“碰上经济危机，小店无法生存，只好关闭”后的“境遇”。

泰华作家们不但“为民请命”，对处于困境中的乃通猜、阔嘴嫂、老泰妇、曾荣们充满同情，吁请社会公众关心和解决他们的问题，而且还以批判的态度描叙在金融风暴中某些受害者的错误选择，警示他们：不能走那条路。《梦碎》（卢永光）里小老板秋明，“因受金融风暴的冲击，不但血本无存，而且还欠下一身债务。”今后往何处去？秋明“左思右想，均不得要领”，最后竟决定“去找个著名的相士指点迷津。”相士告诉他“头家运交华盖，时来运转，鸿运当头，必有横财”，于是他借了二万多铢，去买彩票。自此以后，他以为他真的中了头奖，竟大胆地开了多张支票出去，支款日期都是开奖的月中十七日。然而，开奖那天，求富梦碎，“不但旧账未还，新帐又起，真是雪上加霜，苦不堪言。”相士的话不可信，暴富的梦难成真，作者对这类人提出了劝告。范模士《名牌》里的王民生，由于“这一两年来”生意“越做越滑坡”心生忧闷。一天，一对男女来店里购买皮鞋，女士非名牌不买。王民生“立刻窍出于脾”，在原来标价300铢的鞋款后面加上个“0”字，然后对他们说：“这就是名牌。”女士果然上当，购买了这双鞋子。“第二天，王民生索性把每双鞋的标价加上个‘0’字。”以此“名牌”推销术能否解决生意“滑坡”这个普遍性的问题呢？答案只能是否定的。范模士在无言中对王民生的“名牌”推销术进行了批判。曾心的《家庭内部》写王经理的女儿“在IMF时期，工作难找，失业已两年，又遭遇三次失恋”，她和继母就像前世冤家一样，“一开口就顶嘴”。与王经理有暧昧关系的女佣人与女主人也势同水火。在此情况下，女儿竟与女佣人一起到阿娘寺庙落发当尼姑。出家当尼姑，当然也不是“在IMF时期”女青年的正确出路。作家提倡的则是相濡以沫，同舟共济。《亲家》（郑若瑟）写林大亨本来财源滚滚，笑口常开。但是，“九七年东南亚经济风暴。如狂风扫落叶，一夜之间，林大亨倾家荡产，负债累累，经不起沉重打击，他几乎要自杀。”正当山穷水尽之时，原来被林大亨看不起的亲家吴忠却登门向他送炭：“女儿告诉我，林亲家最近手头紧，我有点小积蓄，以便济燃眉之急。”林大亨听说后“淌下四十年来从未有流过的热泪。”人间自有真情在，吴忠的亲情此时闪耀出夺目的光辉。只要出于真情，情同兄弟，相互帮助，共度时艰，由金融风暴所造成的难关是可以超越的。作家在场景和场面中流露了这一思想倾向。

泰华作家们所作的这批真实反映金融风暴后的泰国社会的作品，不仅写出了金融风暴后泰国社会的现实主义历史，而且情节引人，形象鲜明，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司马攻《心虚》中的张正人一出场，读者还以为他是警惕性较高的公交车上普通乘客。及至结尾，方知他是一位窃术高明的惯偷，由他说出“经济衰退，干我们这一行的也增多了”的由衷之言，更增强了读者对泰国金融风暴后经济衰退严重的认识，同时也完成了作家对“正人”其表，惯偷其实的人物塑造，给人以举重若轻之感。篇幅不长，结构紧凑，则是这批小说的又一特点。这些小说，长的如《骗局》，也不过4500字；短的如（亲家），只有1100字，但都写得起承转合，结构严密，悬念丛生，最后解谜，增强了作品的吸引力。而语言的通俗、洗炼，更提高了作品的可读性和鉴赏性。《心虚》这篇小说就是如此。通读全篇，有增一字便觉累赘、减一字便觉不达之感，可见作家的语言修养达到了何等高水平！

当然，我所看到的只是《泰华文学》1-19期刊登的部分反映金融风暴后泰国社会的短篇小说和微型小说，但它们所达到的思想与艺术水平，却是令人瞩目的。我期望泰华文学中能出现描叙金融风暴及其后果的长篇巨制！

作者简介：中国作家协会华文文学联络委员会委员，文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