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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人“小日本”
陳喜儒
我是不是老了，怎麼總想些陳年舊事？怎麼說總想起小日本？
按理說，活了大半生，形形色色的人，認識了不少，雖然也有“格色”的，但總能說出個大概，把他們分類歸堆。要不眼瞅著都快退休了，不是白活了嗎？可獨獨小日本，是個謎，是團霧，是個永遠的Ｘ。甚至你不知道他是聰明，還是愚蠢？是可愛、還是可恨？是狂熱的政治動物，還是游手好閑之徒？從認識他那天起，我就琢磨，他是怎麼回事，可直到今天，已經快三十年了，我也沒整明白。也許他什麼都不是，又什麼都沾點邊。
他就是他，小日本，一個另類，一個怪人。
七十年代初，我由部隊農場分配到某局亞洲處日本科。
那個年代，人都挺傻的，一切聽天由命，當革命的螺絲釘，把你安到哪兒，你就在哪兒老實待著。根本沒有什麼個人興趣、愛好、抱負之說，更無條件、價錢可講。沒有什麼雙向選擇，只有單向選擇，任組織選擇你。你甚至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干什麼，但卻毫不猶豫地打起行李卷就走。真的，大概沒有人想過不服從。因為一切都以革命的名義，不服從，你要干什麼？想造反嗎？不過，對於我這樣的懶人，也是好事，不用動腦子，隨波逐流就是了。當時部隊大學生分配辦公室，有這樣的口號：遠分對，近分贅，不遠不近分光棍。什麼意思呢？就是同學中有對象的，分到邊遠地嘔，家庭負擔重的，分到離家近的地方。中間地帶，分配我這等腿肚子貼著灶王爺──人走家搬，無牽無掛的光棍。反正不管到哪兒，大家都穿著同樣的衣服，吃著同樣的飯，讀著同樣的書，說著同樣的話，差不多少。
報到那天，處革命領導小組的老楊送我去宿舍說：“你和小日本住在一起。”
“誰，小日本？”
“對了，他本名叫肖有根，外號叫小日本。”
“為什麼叫小日本？莫非與日本人有關？”
老楊笑了：“我也不知是誰起的，他沒來兩個月，就有了這個外號。聽人說，這外號還有些來歷。一是他叫肖有根，與小日本發音相似。二是他畢業於B大學，學的是日語。三是他個小，跑遍北京城，買不到合適的衣褲。也不知是誰先叫的，一來二去，就叫開了。現在科里、外里、局里、領導、連同事的孩子、商店賣香煙火柴醬油醋的，機關車口修車補鞋的，都這樣叫。你進了大院，打聽小日本，無人不知。你要找肖有根，沒幾個人認識。開始時，他有抵觸，覺得斯文掃地，發過火，上網上線，說自己是純種中國人，跟日本鬼子沒有任何關系，這個外號，是十足的賣國主義。可沒人理他，人人都叫，他沒有辦法，也就默認了，還大發感慨：要不咋說群眾是真正方英雄呢！”
走進宿舍，里面靠墻擺著兩張單人床，中間是一張桌子。桌子上扔著撲克牌、棋子、煙灰缸，地上是碎紙煙頭。看樣子，這里天天“激戰”，一片狼藉。左側的床上，一團臟兮兮的棉被，油漬麻花的枕頭，還有一條開了花的枕巾。床頭的書架上，放著一本日漢辭典，幾本雜志，剩下的全是毛選，學習材料，政治經濟學、哲學、歷史唯物主義，辯證法等書籍。
我把行李放在空床上，隨老楊到日本科去。日本科是一個大房間，約有四、五十米，左面用卷柜隔開，當科長辦公室。老楊領我去見科長，科長給我介紹情況。聽了半天，我才明白，這是一家從事書刊出口業務的貿易公司，日本科負責對日出口，是十四個人，大半是日語專業的大學畢業生，還有兩個日本歸國華僑，一個嫁給中國人的日本女人。
科長講完，與老楊一起，給我一一介紹日本科的同事。最後走到靠窗的辦公桌前，指著一個矬不倫敦的人說：“他就是與你同屋的肖有根同志。”他走過來，很鄭重地與我握手，看著我，用力搖了幾下。這個動作，我有似曾相識的感覺，但一時又想不起來。我打量著眼前的小日本。他確實夠小的，個頭大概剛到我的下巴，頭發亂七八糟，穿著一件灰色中山裝，看樣子好久沒洗了。腳上是一雙綠色解放鞋，沒穿襪子。他的上嘴唇好像縫過，有一道疤，很顯眼，有點像兔子的三瓣嘴。初次見面，我就覺得他與眾不同，但不同在什麼地方，是桀驁不訓？是放蕩不羈？是名士風流？是虎落平陽？是懷才不遇？是潦倒落魄？又說不出來。不過我心里想，小日本這個外號，真他媽絕了。
他領我去人事處報到，到食堂買飯票，到總務處去領桌椅……所到之處，人人都認識他，當著我的面，都叫他小日本，有的干脆說，鬼子來了，他雖有點尷尬，但也不無得意。看得出，他人緣不錯。我從人們的話語眼神中，感覺到對他的熱情中，還有幾分揶揄。
就這樣，小日本成了我的同事，白天在同一個辦公室里工作，晚上回同一間宿舍睡覺，但我很快就發現，跟他住在一個寢室，絕對是活受罪。
小日本對撲克、象棋、圍棋、軍棋……這麼說吧，凡是可以一賭高低勝負的東西，都有異乎尋常的巨大熱情。一看見這些東西就兩眼放光，臉色發綠，邁不動步。也不知他中了什麼邪，哪兒來這麼大的癮。他常常招一些狐朋狗友，在寢室摩拳擦掌，吆五喝六，鬧個大半宿。他是輸不得，也贏不得。輸了要翻回來，贏了更要變本加厲，反正不管怎麼著，不打個頭昏眼花，絕不善罷干休。
我愛安靜，喜歡讀書，他天天這麼折騰，不要說讀書，連睡眠也保證不了。我忍了一段時間，希望他能自覺。吵得心煩時，我就出去散步。我們機關大院，原來是一座大學，有運動場，桃園和柳林，春暖花開時，還是挺美的。大約過了兩個月，小日本毫無悔改之意，我繃不住了，去找總務科，要求調一下宿舍，但人家說，現在沒有空房子，而且人人知道他的臭毛病，沒人愿意和他住。
我忍無可忍，只好攤牌：“小日本，天天這麼鬧，我可受不了，咱們是不是搞個君子協定？我想，別天天玩，留下一半時間讀書，你看行不行？”我以為他會跳起來跟我吵，跟我爭，因為畢竟是兩個人的宿舍，他有他的權利和自由，但他沒有，雖然不太高興，還是答應了。使我反感的，是他最後說的那句話，“年輕人，認真讀書學習，是好事，我支持……”我心想，這是哪兒跟哪兒啊。明明是你影響我，怎麼又變成支持我了。你叫我認真學習，你卻在那兒沒完沒了地打撲克下棋，虧你說得出口，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
不管怎麼說，小日本還算守信，基本上遵守了君子協定。從那以後，他常到外面去玩，不到深夜，看不著他人。有時我都睡了一覺，他才回來。
小日本下棋打牌，極投入，極認真，幾乎到了可笑的程度。觀察他玩牌時的表情，絕對比玩牌有趣、生動、豐富。他有時危襟正坐，表情肅穆。有時氣急敗壞，窮兇極惡。有時沾沾自喜，得意忘形。有時可憐巴巴，搖尾乞憐。看他那喜怒無常的樣子，那像玩啊，簡直是抽瘋！他的牌藝不佳，牌德更是臭狗屎。他可以一錯再錯，但只要對家稍有閃失，他就翻臉，就如喪考妣，就沒完沒了的埋怨，就破口大罵：“胡來，豬腦子，你就不想想我剛才為什麼出紅桃K？有你這麼出的嗎？”對家惱了，把牌一摔，不玩了，他又滿臉堆笑，拉住人家不讓走。當然，誰要是抓住他明顯的錯誤，狠狠收拾一頓，他也沒轍，但只是訕訕地笑著，絕不認錯。他這個臭德性，幾乎沒有棋友牌友能和他連續玩一個禮拜，挺多三天，肯定走人，所以為了每天有牌打有棋下，他就更忙。
天氣暖和時，他就在宿舍門口路燈下打撲克下棋，天冷了，他就去辦公室。只是辦公樓有值班室，過了十二點要鎖門，他只好搬回宿舍，繼續戰斗。
一天夜里，我已經睡著了，突然，當的一聲巨響，不知什麼東西像冰雹一樣重重地砸在我身上。睡夢中，我以為發生了地震，一個鯉魚打挺，坐了起來。睜眼一看，小日本正指著老林的鼻子大罵：“我要是再和你下棋，我是王八蛋。”老林也指著小日本罵：“我要是再和你下棋，我不是人。”老林罵完，當一聲踢開門走了。原來兩個人因為悔棋，吵了起來，小日本一腳把棋盤踢翻，棋子滿天飛，把我砸醒了。我以為從此能消停一段時間，沒過三天，小日本就抱著棋子去找老林，兩個人言歸於好，又殺得天昏地暗，難解難分。
有一次老王去接待外賓，住在北京飯店，夜里有急事要請示報告，就往值班室打電話，但一直沒人接。當時機關值班制度極嚴格，規定值班人員不得離開值班室，有電話要詳細記錄，重要情況馬上報告。老王打了一個多小時，直到十二點，才有人接。老王一聽是小日本的聲音，知道他又玩去了，口氣馬上嚴厲起來：“我是某某部值班室，有重要情況通知，但打了一個多小時電話，沒有人接。你們是怎麼搞的？”小日本慌了，說話也結吧起來：“值…值…班…員不在……”“他到哪兒去了？”“我…我…不…不知道……”“你是誰，怎麼什麼都不知道？”“……”老王越問，小日本越不敢說，但又不敢掛電話，僵持了好幾分鐘，老王終於憋不住了，笑出聲來：“你這個混蛋，嚇尿褲子了吧？我在這里都能感覺到，你的手在別嗦。不好好值班，又去下棋，出了問題，你吃不了兜著走。長點記性吧。”小日本聽出了老王的聲音：“哎呀，你他娘的，差點把我嚇死。”
大概是五一放假的時候，有兩個同學來看我，正好小日本沒有牌局，我請他替我去買兩包好煙，招待他們。小賣部離我們機關不遠，出了大門就是，一般來回也就是二十分鐘。可他去了一個多小時，左等右等也不見人影。同學們都走了，他才回來，煙沒買來，弄個鼻青眼腫。我一看這副尊容，就問他怎麼回事？他吱吱唔唔，磨嘰了半天才說：“天太黑，一不小心，掉到溝里去了，的。”為我去辦事，弄成這個樣子，我很過意不去：“青一塊紫一塊的，還有破的地方，我帶你上醫院看看，上點藥，再打一針，防止破傷風。”他死也不去，沒辦法，我就去找人，借來碘酒，紅藥水，給他抹一抹。
後來有人告訴我：“什麼掉溝里了，扯淡。他剛出機關大門，看見一堆人在路燈底下下棋。一個老頭和一個年輕人對弈，水平都不怎麼樣，但年輕人腦子快些，要贏了。小日本看那個老頭吃虧，忍不住就給老頭支招，結果老頭贏了。那個年輕人很魯，眼瞅著煮熟的鴨子飛了，就罵。小日本不服軟，就對罵起來，結果挨了頓揍。要不是我拉著，還不知道怎麼著呢。”
嗨，這個小日本，叫我說你啥好呢？
小日本玩得忘乎所以，在群眾中就有些議論，說小日本那像個黨員，整天就知道玩，他的先鋒模范作用就是帶領大家打撲克下棋。領導聽到這些議論，找他談話，說你是個黨員，要注意群眾影響。不是不能玩，但你也不能一下班就玩呀！你還年輕，要抓緊時間，加強政治學習，提高階級覺悟。領導談話不能說沒用，但挺多管三天，就故態復萌。過那麼一段時間，突然看到小日本躺在床上看書，不用問，不是領導談過話，就是黨支部開過生活會。不過，在我看來，說小日本只是打撲克棋的先鋒模范，那也不全面，他還是政治學習討論時不可或缺的人物。是不是模范不敢說，但說他是先鋒，或者急先鋒，都不為過。
那正是以階級斗爭為綱，政治壓倒一切的時代。我們雖是業務單位，但也要半天政治學習，半天辦公，美其名曰抓革命促生產。每天用一半的時間抓革命，誰有那麼多東西可抓呀？但不抓又不行，只好照著報紙上的話，鸚鵡學舌，車轆話來回說，自己聽著都煩。這時候就盼著小日本，他一來，包場，別人想打個盹兒、喝茶、抽煙、聊天，隨便，不用費口舌，反正有個小日本就足夠了，絕不會冷場。
每天午休之後，亞洲處全體人員集中到一個大辦公室抓革命。一般是先念一會兒報紙（當時指導全國人政治生活的是報紙，聰明人，能從報紙中看出大學問，比如有什麼新的提法，出席各種會議的名單，名單排列的順序，就能敏銳地感覺到政治動向，人事變動，幾乎是十拿九穩），之後討論。這時候，小日本的精氣神，跟打牌下棋時差不多。他光著腳，穿一雙懶漢布鞋，說到興奮處，常常脫了鞋，一只手樞著腳指頭，一只手揮舞。有時干脆脫了鞋，雙腿蹲在椅子上，旁若無人，高談闊論。坐在他身邊的同志，有的皺眉，有的掩鼻，有的悄悄挪椅子，換個地方。
有一次，他急了，嘴里不干不凈，犯了眾怒，連平素三腳踢不出個屁來的老實人都圍住他不放。他臉紅脖子粗，擼胳臂，挽袖子，滿頭大汗，邊辯論邊從口袋里掏出手帕擦汗。剎那間，誰也不說話了，一場混戰戛然而止。原來他手里拿著一只臭襪子在頭上抹。
當時正批判劉少奇的“唯生產力論”，大家隨梆唱影，沒咸沒淡的說幾句，他卻語驚四座：“我認真研究過唯生產力論，覺得有一定道理。我們的社會制度是最先進的，可我們的生產力呢？比美國、日本差得很遠，這就是先進的社會制度和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是客觀事實，不能否認……”
看完樣板戲《紅燈記》，討論怎樣學習李玉和的革命精神，他卻說：“李玉和的形象沒有現實意義。他沒有血肉，沒有內心活動，沒有成長過程，就像從天上掉下來的，高大完美得無以復加，生活中有這樣的人嗎？”
那是個說假話的年代。人人都是兩張嘴、兩張皮。說的和心里想的，人前人後，家里和外面是大不一樣的。這種偽裝的伎倆，可能是出於生物求生的本能。我第一次聽到小日本與眾不同的發言，膽戰心驚，心想這個混蛋是不是活膩味了，想找死？他是不是把政治學習討論，當純學術研究，自由商榷？這種學習討論，只是討論怎樣學，不準討論該不該學，連這個也不懂嗎？他究竟想干什麼呢？人家是黨員，該不是做好了套，引蛇出洞吧？如果真是假的，個個口誅筆伐，群起而攻之，維護報刊的大批判文章的正確和正統。但小日本喜歡辯論，眾人的喧囂，使他興奮激動，愈戰愈勇，他平時看的政治理論書，這時派上了用場，旁征博引，左右開弓，為自己辯護。別說，叫起真來，還沒有人能駁倒他。
當時，他也不總是唱反調，有時也充當大批判的急先鋒，而且不像故意裝的，儼然發自內心。
當時傳說有個學畜牧的白卷英雄，到日本訪問時，日本畜牧大學的教授，問他幾個有關畜牧問題，他答不上來，就反唇相譏：你知道騾子耳朵長，還是馬耳朵長？日本教授答不出來，他很得意，到處炫耀。這件事不知真假，但很快就傳到了我們這里，小日本如獲至寶，大加贊揚：“實踐出真知呀。堂堂大學教授，連這麼簡單的問題都回答不了，可見教育不和勞動生產實踐相結合，是死學問，沒有用！”
我那天不知為什麼氣不順，心里煩，忍不住就頂了幾句：“耳朵的長短有那麼重要嗎？小日本，你結婚好幾年了，可我問你，你知道你和你老婆的耳朵，誰長誰短嗎？”他火了，大吼：“你罵人！”我說：“我罵你干什麼？只是打個比方，說明耳朵的大小長短沒多大意義。你在農村長大，知道有驢騾，有馬騾，大小不一樣，籠統地說哪個耳朵長耳朵短，沒有可比性。”他不服氣，說：“我相信實踐出真知。”我說：“我也沒說不相信啊。干脆，你去量一量，再寫一篇大文章，關於馬驢騾耳朵的長短及教育與實踐相結合歷史和現實的偉大意義，我等著。不過，你可小心點，和你一樣倔，小心，別叫驢踢了。”他說：“你又罵人。”我說：“你別跳，我這是關心，愛護。”後來他沒再提騾子耳朵，可能他沒有找到驢吧？
批判馬寅初人口論時，他大放厥詞，從戰略們的高度大加撻伐：“我們要準備打仗，沒有人怎麼能行呢？人是第一寶貴的，沒有人就要亡國亡黨，所以要多生孩子，越多越好……”
對於小日本的信口開河，直言不諱，有人暗暗叫好，有人幸災樂禍，有人添油加醋，有人看熱鬧，有人為他捏把汗，有人說他思想反動，到處放毒。我私下里跟他說：“你就少吐幾根象牙吧，沒人把你當啞巴。”你猜他說啥？“我的一切都是黨給的，沒有黨，就沒有我。我對黨忠貞不二，有什麼話，不能對黨說？我搞光明正大，不搞陰謀詭計，搞……”我說：“算了，算了，你愛搞什麼搞什麼，別把我好心搞成驢肝肺就算燒高香了。算我沒說行不行？還要批我怎麼著？”
應該說，當時的領導還是厚道寬容的，不像有些人，整天兜里揣個小本，專記別人的言論，一有機會，就掏出來，做為自己升官晉爵的敲門磚，踩著別人的腦袋往上爬。如果他們想整小日本，易如反掌，他的小辮子滿頭都是，一“呼拉”一大把，找個茬口，送進大牢都綽綽有余，但他們說，小日本對黨還是有感情的，話都擺在桌面上，有錯誤，是認識問題，可以幫助教育。對他雖不重用，但也不岐視，該怎麼著，還怎麼著。
小日本不但口頭上批判人口論，而且身體力行，理論和實踐相結合。
那時候，還沒有施行計劃生育，只是提倡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但一般的家庭最多也就兩個小孩，即便是雙職工，也不能不拍拍自己的口袋，從經濟上、精力上考慮問題。他可倒好，奮勇爭先，一口氣巴嘰巴嘰連生四胎，兩男兩女。他一個月四十六塊錢，要養活六口人，日子可想而知。結婚前，他抽二毛錢一包的萬里牌香煙，有了一個孩子之後，就抽九分錢一包的大白桿。等到四個孩子都來了，他就開始卷大炮了。吃飯也能省就省，一個饅頭夾一塊醬豆腐就算一頓。就這麼過，還是寅吃卯糧，入不敷出，一天不如一天。他成了困難戶，過年過節不給他些補助，就過下去。他媳婦一來探親，連醫務室的王大夫都緊張：“小日本，你可得悠著點，無論如何不能再生了。這一堆孩子你可怎麼養活？我都為你犯愁。就算是戰備，也不能你一個人備呀！”
他煙癮很大，整年卷大炮，一見到好煙就沒命的抽。一年秋天，我和他去參加廣交會。在我們展廳的接待室里，有接待外賓的香煙。煙當然是好煙，有中華、牡丹、人參等名牌。我們當時都很窮，誰也買不起好煙，就抽公家煙。小日本可逮著了，一根接一根，嘴成了煙筒，濃煙滾滾，一刻不停。沒過幾天，預備的煙就擋光了。小日本對總經理說：“煙沒了，還得買幾條。”這個總經理是個狗拿號子型的領導，既摳門兒又愛講大道理：“那麼多煙，這麼快就沒了？以後要節約鬧革命，省著些。”
小日本不高興，說：“這不是看我窮，拐著彎批評我嗎？好，從明天開始，節約給他鬧。”也不知他從那里搞來了一個粗瓷大碗，買了兩毛錢碎煙葉子放在里面，堂而皇之地擺在談判桌的中央。總經理進來時，我們正在抽大炮，屋子里煙霧彌漫，嗆得人睜不開睛，煙末子撒了一桌子。總經理直咳嗽：“你們是在跟我堵氣。我說節約，也沒說不叫你們抽哇。行了，快把你們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收拾起來，外賓看見影響不好。”從此，我們在接待外賓時，可以名正言順地抽好煙了，有時還混水摸魚，偷一包。
那時候物資缺乏，供應緊張，買日用品、副食品、家具，什麼都要票證。北京的副食供應可能是全國最好的，這可忙壞了小日本。他平時連塊糖都舍不得吃，春節回家探親時，就把積蓄一年的東西帶回去，包括過年供應的花生瓜籽。他的行李非常多，什麼掛面、臘腸、白糖、大米、奶粉、小孩衣服……大大小小有幾十個包裹，能拉半三輪車。他自己拿不了，得我們把他送上車。
有一次東西比較少，沒用三輪，坐公共汽車。他找來一根拖把棍，兩頭各釘了一個大鐵釘當扁擔，挑著大小四個旅行袋，像個逃荒的農民走在前面，我拎著兩串花花綠綠的包緊跟其後，好不容易擠上了公共汽車。小日本累得滿頭大汗，想把旅行包放下來喘口氣，可他往下放時，沒看到拖把棍頭上的釘子勾著了前面人的褲子，只聽吃拉一聲，旅行包落了地，也把人家褲子的後屁股撕了一個大三角口子。那個女人一聲尖叫，火冒三丈，破口大罵：“沒長眼睛啊，臭流氓！你們想干什麼？”全車人都回過頭來，側目而視。我的汗也刷地一下子下來了。剎那間，我們兩個成了過街老鼠。
幸虧是冬天，穿得厚，破口處露出了黑毛褲。如果是夏天，這禍可就惹大了。小日本急忙道歉，別看他辨論時唇槍舌劍，引經據典，這時候卻結結巴巴，越急越說不清楚，就差跪地叫奶奶了。到了我們該下車的地方，那個女的抓住小日本，死活不放，要把我們拉到總站去評理。再鬧下去，非誤火車不可，比褲子問題還嚴重。我把小日本臭罵一頓，又說他媽病危，馬上要咽氣，他急著去趕火車，我口袋里只有十塊錢，給你去修補褲子，求求你，行行好，無論如何高抬貴手。那個女人可能看我們不像成心耍流氓，而且態度誠懇，條件優厚，最後終於開恩，放我們下車。
送小日本上了火車，安頓好了，下車時，小日本問我：“你怎麼說我媽要死了？”我說：“為了早點脫身嘛。反正你也沒有媽，死幾次都沒關系。”小日本說：“你小子夠壞的，餿主意來的還挺快。”我說：“你可拉倒吧。我壞，也沒撕人家女人的褲子。你說說，為什麼滿車的男人你不撕，偏偏撕女人的？這是不是你常說的哲學，偶然中必然？”小日本笑了：“你這家伙，我算拿你沒辦法。”
小日本的日子越來越糟，家庭關系也越來越壞。他每次探親回來，手上臉上總有幾道傷痕，身上不知有沒有。他說是孩子抓的，我們都不太信，說你那群孩子也不是狼崽子，抓你干什麼？十有八九，是他老婆撓的，但他愛面子，死不承認。
小日本的老婆，是農村代課的小學教員，每年暑假來探親。老婆來時，他就在單身宿舍或後面的家屬樓，借一間房子。他老婆白白的，很秀氣，個子比他高，是獨生女。大家戲言，可惜了了，花姑娘叫鬼子糟塌了。那時還沒有煤氣灶，家家生蜂窩煤，他老婆不會弄，爐子天天滅，經常看見小日本到人家要一塊燒紅的煤塊往家跑。有時我早晨去食堂吃飯，看見小日本用樹枝報紙生爐子，蹶著屁股，鼓著觜吹火，臉上黑一道白一道的。反正小日本家屬一來，樓道里經常煙霧彌漫。那時經常看電影《地道戰》，大家開玩笑說，得，鬼子又進村了！
也不知小日本當年是怎麼跟他媳婦說的，反正他媳婦一來就哭著鬧著要調到北京工作。他媳婦是農村戶口，沒有正式工作，在當時，不要說進京，就是到北京郊區落戶，都是癡心妄想，絕無可能。在偏遠的農村，小日本進入北京名牌學府，可是破天荒的大事。再加上他總是講一些云山霧罩的國家大事，以天下為己任，儼然無所不能的政要，更加重了他媳婦的夢幻。
我也不知道這是小日本的長處，還是毛病，自己的日子弄得亂七八糟，一塌糊涂，還凈考慮一些沒邊沒沿的大問題，有時弄得你哭笑不得。那時，我們這些光棍都在食堂吃飯，但星期天只開兩頓，晚上餓了，就到機關後面的小飯館吃點東西，著補一頓。有一次等餃子的時候，他去上廁所，回來看也不看，一屁股就坐在一個中年婦女面前，從筷筒里拿出雙筷子，直奔眼前的餃子。那個女人說：“…這…餃子…”他說：“對，這是餃子。”挾起一個塞到嘴里。女人急了：“這是我的餃子。”他說：“怎麼會是你的餃子？”我們幾個在後面忍不住笑出聲來，他才知道吃錯了。我問他，你剛才在想什麼？他說：“我在想關於第三世界的團結問題。”“我的天，上趟廁所，帶回這麼大個問題，如果去北京飯店，你的問題就得出地球。可不管怎麼說，你也不能吃人家的餃子呀！”他就是這樣不著調，沒譜，上不著天，下不著地，在空中飄著，不知道自己吃幾碗干飯，到鄉下去一忽悠，還不把人唬蒙嘍。
她媳婦一看結婚多年，生了一串孩子，還來不了北京，就有些失望，沮喪，歇斯底里，干脆，把家搬來，住著不走了。這下子壞了。小日本一個月四十六塊錢，每月寄回三十塊，還可以保證那娘伍個在農村有口飯吃。到了城里，全家六口，無論如何難以填飽肚子。那時候買糧買魚肉蛋等生活用品，都要憑票憑本，小日本是集體戶口，本身就沒有，老婆孩子是農村戶口，更沒有，這樣生活就成了大問題。這日子怎麼過？只能靠東借西湊，大家幫助。從此小日本水深火熱，內外交困，為每天三頓飯奔忙，手上臉上傷痕不斷。有一次，兩個人又吵了起來，她媳婦抄起菜刀要剁他，嚇得他從屋子跑到走廊，從走廊跑到機關大院。他個子小，腿短，跑不快。他媳婦個子高，腿長，又處於瘋狂狀態，兇猛異常。他在前面跑，他媳婦舉著菜刀在後面追。眼看要追上了，小日本一轉身，鉆進了柳樹林，在碗口粗的柳樹中左閃右躲。
聽到喊叫聲，我們幾個光棍，奮不顧身，沖了上去，抱住他媳婦，奪下菜刀，把她拖進屋。小日本臉色蒼白，上氣不接下氣，癱在地上，張著嘴，大口喘氣。那時，小日本的大小子已經懂事，拉著一個比一個小的弟弟妹妹，哇哇大哭。我心里罵：小日本，你他媽混蛋，戰什麼備，這不是造孽嗎？讓孩子們跟你遭罪，還叫個人嗎？
後來是小日本的岳父來北京，把女兒和孩子接回了湖南老家，小日本的日子，才恢復平靜。
有那麼一陣子，小日本的情緒不錯，打牌下棋的時間明顯減少。一打聽，原來是黨支部開會，決定叫他負責青年工作，他很上心，挨個找青年團員談話。他呼拉一下子積極起來，跟抽羊角瘋似的，真叫人受不了。可他以黨員的身份，代表黨支部，發表“個人意見”，又不能不識抬舉，老老實實聽著，做出從善如流，虛心狀。
他正式找過我一次，整整談了三個多小時，內容大體分三個部分。一是國際國內的形勢，內容都是報紙上的套話，什麼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之類，從略。二是青年思想現狀，如有的人，滿腦子想著釣魚，不思進取（我知道他說的是沙卡娜桑）。有的人，講吃講穿，回家後換上旗袍，小資思想作風嚴重（說的是小英）。有的人與官僚資本家庭劃不清界線，吹噓她祖父如何如何（訃是說小趙，她祖父在民國時，當過江浙督軍，家住一套四進的四合院，家具都是花梨、紫檀的）……三是對我的具體意見：首先肯定愛讀書學習是好的，但要樹立正確的政治方向，不要走白專道路，注意聯系群眾，不要一下班就關在屋子里（什麼叫白專？我讀書學點知識，總比下棋打牌有點意義吧？什麼聯系群眾，我就是群眾，你們應該聯系我。再說了，我每天和大家打交道，還怎麼聯系法？）；保持勞動人民本色，不要貪圖安逸（這是從何說起呢？我想起來了。有一次，外面刮風下雪，很冷，我回到宿舍，里面有暖氣，熱乎乎的，隨口說了一句：“真舒服。”他一板正經地沒：“你可要注意，貪圖安逸，要變修。”我馬上頂了一句：“那你干脆光屁股到外面站著去。”）你出身好，政治可靠，業務能力強，為人正直真誠，很有發展前途，但要加強政治學習，提高思想覺悟，交朋友，找對，也要突出政治，注意家庭出身，政治表現，不要忘了，你是外事干部（他的消息還挺靈通。上個月，同事給我介紹個女朋友，中學教員，教英語，其父是某設計院總工程師，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文革開始時跳樓自殺。這件事，八字還沒有一撇呢，他就知道了，來提醒我。那個年代，青年人結婚，要先向政工組報告，政工組派人去外調，政治審查合格後，才給開登記介紹信。）
他講這三條，我心里不服，但嘴上沒說，知道他無惡意，是為我好，本著有改之，無則加勉的精神，姑妄聽之。正在他積極上進，努力表現的興頭上，我和他出了趙差，可倒了大霉。
我們科與蘇州有業務關系，領導派我們去辦一件事。去的時候，機關訂的是硬臥票，回來時，我也要買硬臥，可小日本這時候來勁了，突然冒出了一句，我們國家現在還是一窮二白，要為國家省點錢，我看就買座票吧。他的調門兒這樣高，我怎麼好說不為國家節約呢？再說他年齡大，我年齡小，他能坐，我就止能坐？也說不出口哇！沒轍，買座票吧。蘇州不是始發站，沒有座位號。一上車，人擠得走不動，嚴重超負。我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兩節車廂的聯絡處找到一個落腳的地方。幸好他在蘇州買了一把小竹椅，兩個人換著坐。車里人擠人，天氣又熱，到了北京，人都餿了。我心里罵，小日本，這次算我瞎眼，再跟你出差，誰愿去誰去，我他媽要命也不干！
他帶回的那把竹椅，小巧精致，可北方干燥，沒用幾天，坐上就吱吱嘎嘎響，要散架。他心疼，想出一個絕招，把水房里的洗衣池里放滿水，把竹椅泡上。裂是不裂了，但也沒法坐了。他占了一個水池子，別人沒法洗衣服，就有意見，說這麼把破椅子，天天泡著，是你爹呀？這得費多少水？光多花的水費，買你這十把椅子都帶拐彎，還他媽黨員呢！但他不聽，還是天天泡，有人就偷著給他扔了。他為此特意寫了一篇小雜文《京竹椅》，用毛筆抄好，貼在食堂門口，把竹椅描寫一番，把偷椅者挖苦臭罵一頓，很有文彩。我看到了，給他撕了下來，對他說：“人家偷椅子不對，你泡椅子也不對，半斤對八兩，到此為止，別現眼了。”
小日本負責青年思想工作大約不到半年，就捅了婁子，而且還不小。
當時科里分配來一個女大學生，喜歡文學，思想進步，要求入黨，主動找小日本匯報過幾次思想。小日本對文學也有興趣，尤其是古文，底子不錯。一個同事春天結婚，他寫了一對對聯：春風浩蕩慶元喜，秋光燦爛祝鴻生，橫批是元喜鴻生，把兩個人的名字都鑲了進去，雖然直露淺白些，也還有趣。
這個女大學生也愛寫點詩歌散文，有時請他看看改改，根本沒有別的意思。大概從來沒有女士這麼把他當回事，他心花怒放，受寵若驚，干柴烈火，自作多情，以為遇到了紅顏知己，按捺不住，就寫了一首藏頭詩，表白愛慕。如果是現在，這算不了什麼，僅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而已。但當時可是大事，揪住不放，上網上線，狠批猛斗。他是有婦之夫，又是黨員，追求人家女大學生，不是道德敗壞、耍流氓嗎？叫你負責青年思想工作，是組織對你的信任，你卻包藏禍心，給黨抹黑，這還了得？黨支部找他談話，開會批判，他一遍又一遍的檢討，不知把自己祖宗八代，臭罵了多少頓，一次又一次的寫材料，狠揭深挖思想根源，階級根源，政治根源，最後把責任算在十七年資產階級教育路線對他的毒害，才算過關，沒有挨處分。
我罵他：“小日本，你真不是東西。錯了就錯，好漢做事好漢當，也算個爺們兒。扯什麼教育路線，這可有點不像你了。賴人家干什麼，挨得著嗎？”他苦笑說：“不這麼講，過不了關。”那陣子，小日本是徹底蔫巴了，瘦得像個猴。黃鼠狼偏咬病鴨子，這時候又傳出了小日本的“前科”。
小日本從小父母雙亡，成了孤兒，吃百家飯，穿百家衣長大，土改時當過兒童團長，中學就入黨，高中畢業被保送到B大學。按照當時的極左政策，他根紅苗壯，鐵桿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他留在學校，重點培養，準備送到國外工作，還當上了系里的小頭目。有一次，他到軍宣隊去匯報工作，無意中看到一個半導體收音機，就瞎撥弄，結果聽到了《美國之音》。聽了也就聽了，沒人知道，他又狗肚子里裝不下二兩香油，忍不住和別人講，於是有人揭發他收聽敵臺。軍宣隊勃然大怒，差點把他遣送回鄉。後來不知怎麼，又同意他留在北京，但出口轉內銷，處理到我們這里來了，控制使用。說起來，是該死的美國之音，毀了他的前程。小日本屁股上拖著一條尾巴，來到我們機關，他自己心里清楚，但狗改不了吃屎，依然我行我素。
怪不得他在科里的地位微妙，可有可無。出國，接待外賓這些美差肥缺，都沒有他的份兒，只是在辦公室里翻譯一些來往信件。在天天大講階級斗爭路線斗爭的年代，能出趙國，帶著機關介紹信，到紅都服裝店做一套中山裝，那可是很榮耀的事。說明這個人政治可靠，組織信任，跳到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大染缸里晃一圈，也會一塵不染，紅心不變。要不然，我們科長怎麼會出了一次國，只待了七天半，就整整吹了十三年呢？這是紅色標答，政治待遇，值得大吹特吵的。
小日本從此灰溜溜的，一蹶不振，牌不打了，棋不下了，書也不看，一下班，就悶在屋子里抽煙。他最受不了的是耍流氓、道德敗壞這幾個字，覺得寒磣、現眼、丟了大人，抬不起頭來。這件事不大，但臭人。我看他無精打采，就勸他：“你也別太當回事。不就是寫了首詩嘛，還能怎麼著？你這德性，人家還以為你真把她怎麼樣著了呢？再說，耍流氓也不是頭一回了，那年春節，我送你回家，在汽車里不就把人家褲子撕了嗎？”他撲嗤一聲笑了：“你這小子，嘴里就沒有好話。”
那時大講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各個機關抽調人力物力，挖防空洞，準備打仗時往里鉆。小日本主動報名，去搞戰備挖洞。我們機關那個防空洞，在食堂後面。先挖個豎井，再橫著往里掏，運出土石，兩側用磚砌墻，中間上水泥拱，高約兩米，人可直立行走。當時也沒有什麼施工機械，全靠手提肩扛，勞動強度很大。小日本干什麼都認真，不會藏奸耍滑，累得夠嗆，手和肩膀都磨出了血泡。一個月後，適應了，人胖了些，話也多了，還當了組長，領著一班人干活。我看他好像走出了陰影，一心撲在防空洞上，心里高興。誰知沒過幾天，防空洞塌下，把他埋在里面，一命鳴呼！
追悼會開得很潦草，各級要人，有頭有臉的一個沒來，由老楊念了悼詞。其實也不能算悼詞，只是生平簡介而已。領導們可能拿不準應該怎樣評價他，怕擔責任，都躲了。我倒覺得，這時 候說點空話大話，安慰活著的人，也無所謂。小日本死了，不會再沒深沒淺，惹事生非，誰還會找茬呢？來的人不算少，亞州處的同事，一起挖防空洞的伙伴，還有他的牌友棋友，都是一些平頭百姓。小日本沒有什麼像樣的衣服，叫他這樣破衣爛衫地走，於心不忍，何況還是工傷事故，說不過去。我和老王商量，由科長出面，為他“借”了一套衣服。
那時候出國或在國內接待外賓，自己沒有毛料衣服，可以借。外事單位的總務處做一批大小不同的料子服，供大家選用，用完送還，別人再用。現在想起來，覺得惡心，不衛生，但當年窮，大家都這樣，也不覺得什麼。小日本個矮，沒有他合適的衣服，又不可能給他另做，只能對付。去廣州那年，他借了一套深藍色毛料中山裝，穿在身上，肥肥大大，道袍一樣，整個是沐猴而冠。這次我們為他選了一套，是藍呢子的，還挺合身。小日本一輩子也沒有件像樣的衣服，監走時，還得借，想起這些，凄涼。
小日本就這樣走了，人們也早把他忘了。只有老同事集會時，還偶爾提到他：唉，這人不錯，沒有壞心眼，真實。
二○○三年二月十八日初稿
五月八日修改時值非典肆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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