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松的幸福
蘇 策
最近，老作家王松送給我一本他今年出版的新書《為了共同的理想》。雖然說是“為紀念他們夫婦結婚六十周年”而付印的，但除了幾篇敘述二人生平遭際的文章外，還有王松寫的幾篇論文，和多篇對王松及其作品的評論等，實際是一本王松同志的研究專集，它多側面的描繪這位老革命、老作家的生動形像，提供給我們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
王松同志是福建省武平縣人，小時候家境貧寒，沒有讀過幾年書，但自學成才，抗日戰爭初期的一九三八年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事地下工作，在報刊上發表了許多詩歌和文章；在學校任教，用很多方法，傳播革命思想。解放戰爭開始後，他被黨派到泰國的曼谷，在報社和學校工作，受到反動派嚴重迫害，曾兩次被捕入獄。出獄後，在黨的安排下，和大家回國，翻山越嶺走了廿多天，進入云南，和當地黨的部隊匯合，在瀾滄地區發動武裝斗爭，王松就任了迤南人民自衛軍第一支隊政委兼副司令員等職，解放了瀾滄全境後，又向臨滄、思茅、普洱等地進軍，并積極開展根據地的建設工作……讓人不能理解的是，王松打了勝仗，回到普洱，卻被上級誤以“回國黨組”里有叛徒隱藏，要接受審查為名，停止了他的黨籍，因此而倍受折磨。直到廿多年後，中共云南省委撥亂反正，才命令恢復了王松自一九三八年開始的中共黨員的黨籍。此後，王松擔任了云南省作家協會的領導，中國社會科學院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云南分所副所長等職，工作之余，寫出了等身的大量作品，成為我省“響當當”的著名作家和民族民間文學研究專家。
吳祥祉同志原籍桂林，得“甲天下”山水之靈氣，美麗、聰慧、堅強，她和王松的結合，是由於有共同的革命理想，在共同的斗爭中，相互接近，互相理解，因而產生愛情結為終生伴侶的。這個結合對於王松很重要，在他曲折跌宕的一生里，被批斗，被污辱，被關押，被誤解的種種打擊中，吳祥祉的愛戀和支持，使他能跨越重重難關，像高聳的松樹似的，始終昂首挺胸的直立著。
這個婚姻已延續了六十年，坎坷的路走過來了，風雨的侵襲經歷過了，現在到了收獲幸福的時刻，這本小書就是明證。
我和王松同志在云南相識，但交流不多。一九五二年在成都討論他的長篇小說《沱江的早晨》（當時名為《新農村
》），那次活動是西南大區文聯組織的，與會的各省作家很多。我當時任西南軍區政治部文化部文藝科長，代表軍隊去參加這次討論會。當時發言的人很踴躍，最後時任云南省委宣傳部文藝處副處長、云南代表團領隊指出：“小說最大的問題，是寫了反左。現在上邊有人提出反右傾問題，小說應根據這個精神進行修改。”我當即提出反駁意見，說“小說是根據農村現實生活寫作的。幾十萬字作品不能脫離生活跟風改動；現在改為反右，過一陣子，風向又變了，難道幾十萬字的小說又要改過來？不可以這樣做，也不能這樣做，事實上也改不過來。”
此後我和王松同志成為了知交。雖然“文化大革命”使得我們分別投入苦海，過後我們又能見面晤談了，并能暢開胸懷談論文學及對文壇的認識，并能共同用我們微薄的力量，進行反對扼制青年文學創作的“左”傾思想的斗爭。這時期，像井噴一樣，王松寫了大量作品，至今已出版五部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更是大量豐收；最可寶貴的是他對民族民間文學的研究，以“吃螃蟹”的精神，寫出了“民族文學史上的一次革命”的《傣族文學史》等四部專著及若干的論文，收集、整理、翻譯出版了傣族長詩《召樹屯》、《十二頭魔王》、《相》等數部長詩及多篇有關民族民間文學的論文……這些開創性的工作，對我省各民族文學研究的發展有重大裨益。
對於長篇小說《鬼門》，我曾寫過短文加以推薦。至今認為這部作品不是只靠生活經驗就能寫出來的；自然，生活閱歷對寫這本書很重要，但沒有豐富的學養，缺乏現代意識和高闊的視野，將無法使它感動人。
對於《滄江夢》和《樹葉吟》這兩部長篇小說更是如此，那種宏大的戰爭場景，繁復的內外紛爭，雖然充滿了批評的勇氣和質疑的精神，但對自己筆下的人物卻有著相當的寬容和同情；給讀者的視野展現了一個內容豐富、思想深邃的世界。這個世界不是虛幻的，王松以外的作家無法尋覓。
王松的民族民間文學研究，更是給我們展示了一個全新的畫卷，這個畫卷在崇山峻嶺的阻隔下，在原始森林圍堵中，“養在深閨人未識”，需要有把鑰匙才能打開這座神圣的寶庫，王松就勇敢的擔起了開鎖的重任。他的論文和他譯作的詩歌，使我們能幸福的看到這個寶庫的一縷飛虹。自然，這個古老世界的帷幕，要靠更多的後來人為之揭開，但是誰也不能忘記這位最初為打開這一寶庫披荊斬棘的人。
王松同志今年已是八十八高齡，不管是云南的解放戰爭、紅土地文學創作、以及燦爛的民族民間文學研究，他都是開拓者，正如俗話所說，他“過的橋比我們走的路都多”。可以說這本書敘述的是他理想的實現，按說現在應該安享幸福生活了，但他不這樣想，依然不愿放下手中的筆──每天凌晨四點鐘起床寫作的習慣仍在堅持。對這種超乎常人的奮斗精神，我們沒有別的選擇，只有舉起雙手，向他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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