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萧汉昌先生
黎光远
汉昌先生去世快两年了。这些日子里，我一直想写点东西怀念他，怀念我和他的交往，一种纯粹的文字交往、学术交往。
我认识汉昌先生，是在八十年代初他在中华日报编《此时此地》版的岁月。那时我在叻抛路一家公司上班，空闲时，想到往后年岁大了，激情少了，诗歌散文写不好了，日子怎么打发。我于是开始注意历史、民族、民俗方面的阅读。后来，从泰文报上取材翻译了一篇有关南邦马车业的短文，投寄《此时此地》版，后来还寄了几篇文章。叫我感到十分意外的是，不久就收到编者的信，约我到珍平酒楼见面。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在约定的日子来到珍平，第一次见到汉昌先生，才知道他也是梅县人，是同乡。闲聊中，又知道他和父亲是朋友，一下子我们之间的距离就拉近了。
萧先生很少提到梅县。千禧年以后，我和朋友到了梅县，回到曼谷以后，我和他说起曾向路人问萧屋的方向。他说他的老家是下市大夫第萧屋，他已经多年没有回去了。
我听他说过，曼谷的新柳港是华人挖的，许多开港的华工后来定居在曼谷娘楞（哒叻迈）一带。他的舅父曾是其中的头人。
往后的日子里，我先后翻译了春提拉撰写的《难府的鲁瓦人》、集‧蒲米萨的《湄南河流域的泰族社会》和《泰暹老孔各民族名称考》等书寄给萧先生，他很快就刊登出来。这些高质量的泰文著作的翻译能够一口气完成，和萧先生的积极支持、及时刊登分不开。萧先生的鼓励促进了我对泰国历史研究的兴趣。
《此时此地》版刊登了大量泰文华侨史研究的翻译文章，萧先生自己也动手写了好些侨史文字，如有关耀华叻公司的逸事，他还撰写了近百篇泰华文坛忆旧录，记录了许多罕为人知的文坛逸事，为泰华文坛留下宝贵的资料。
抗日战争前汉昌先生从家乡读书回到泰国后，十余岁就涉足泰华文坛。三十年代的华侨文坛是旗帜鲜明、热血沸腾的文坛，在那个国家存亡匹夫有责的年代，许多年轻作者投笔从戎，奔赴祖国抗日前线，有的奔赴延安，有的投奔新四军，好些人牺牲了生命，如牺牲时才十八岁的梁传燊、在与日寇作战中牺牲的彷徨学社成员谭金洪、在越南不幸牺牲的吴琳曼、1939年在与日军战斗中牺牲的王崇新、在皖南事变中重伤殉难时仅年二十二岁的陈惠、在皖南事变中壮烈殉难时年仅二十岁的陈宜、在淮海战役中壮烈牺牲，年二十九岁的郑克烈。
萧先生在谈到泰华文坛时写道：“中国五四运动新文学思潮对泰华文学具有深远的影响，加上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失败之后，大批文化人纷纷到来暹罗谋生，他们都进入报界和教育界服务，致泰华社会的学风与文风鼎盛，且为泰华文学的繁荣发展铺平了道路。”“泰华文学之有今日的繁荣局面，实赖于文章体裁和写作方法已摆脱了一切旧的传统性限制，采用易懂的白话语文成篇，词句口头化，使一般读者都能接受领略得来，甚至他们在阅读了之后，手痒难挨，也跟着学习写作，这是当日泰华文学飞速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他特别提到辣辣（陈碧波），说他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泰华文学繁荣期最突出的写作人之一。当时辣辣写的短篇小说“归国”发表在（华侨日报）《华侨文坛》，描写一位土生的华裔，受着大时代洪流的冲击，投身到祖国怀抱中去，参加抗日战争队伍。作者笔下的主人翁为避免归国时引起不必要麻烦，他乘搭暹－槟城列车南下，取道新加坡坐轮船回去，当列车抵达泰南某埠车站时，故事达到高潮。这位主人翁看到车站那边，端着食品在叫卖的泰籍母亲，他本想向她打个招呼──向他告别，但他没有勇气，而且怕给母亲逗留下来。……这个动人的故事和动人的场面，为当时《文艺阵地》主编茅盾先生所赏识，加以转载，可见其价值。主要是作者发掘了当地题材，把一个出生于中泰合璧家庭里，泰籍华人（华侨的第二代）在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集中地反映出来，富于生活气息。
萧先生还以丰富的感情，写了一篇生动的回忆录，回忆明日诗社的成员。“明日诗社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崛起的，当年它寄刊在《中华民报》的‘椰风’版，驰骋泰华文坛的健将方涛（侯泗）和人云（卢铭开）是该社的主要成员。……‘华侨文坛’从开始第一期至第一百期，内容之充实精彩，方涛和人云两位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铃音集》面世，方涛兄是得力的催生者，他和人云、亦云（林逸云）及老鼎（刘泓）四位，集资起来把这小册子付印。……我特别喜欢逸云兄所写的那些题材，它反映出特定的时代风貌。读逸云的诗，就彷佛是听到一个站在时代前头的哨兵，在吹响其战斗的号角，给予读者一个明朗启示：‘抗战的烽火快要熊熊地燃烧起来了’。诗人这样地写道：‘一次的镇压，更来一次的爆炸。看，青春的火焰烧红了天。’”他在文章中还提到林秋冰（林金兴）：“我读到了他的一篇诗作‘乡讯’──他写道：‘烽火中归来的田野，烧焦了欣荣的谷实，怨艾悲嗟，揉碎了牧童牛背的闲逸，悲苦的岁月，雕深了农夫额上的皱纹……’虽只这么一小段，它却使人感受到了家乡在经过战争洗礼后带来荒旱的气氛。”这里提到的《明日诗社》几位成员都是梅县人，和萧先生是同乡，大概也因此格外亲切，记忆更深。
一九八六年十月，潮州会馆文物委员会设立的侨史组在星暹日报开辟了《泰华史话》版，翁永德先生任编辑，创刊第一期的“我们的话”这么写道：“侨史组欲开辟一个这样的园地，以发扬我们华侨先贤及其后裔在泰国的事迹，俾让未来的一代了解到，我们华人居于斯、食于斯，对泰国经济成长及其地方发展繁荣所起的作用。此一作业亟待我们努力完成。”萧先生就在这一期发表了“孙中山先生与暹罗华侨”一文，文中写道：“据当年在暹罗华人小区中参加同盟会为会员之一的谢恺衡君（客籍人，十多年前逝世于本京，他暮年时期在叻察旺四角大华百货公司当店员）语人称：‘孙先生莅暹时，寓居于四丕耶轮渡梯头汇丰银行侧华暹新报附近的一座洋房里。而他当年在演说街向侨众讲话的地点，是在该处港畔的海天楼前晒台上，面对着港畔两边及一座小木桥上的听众，阐述革命的道理。’”我以为，这段记述十分宝贵，相当确切。
在“泰华史话”第三期，他发表了“泰华文学的发轫期”一文，在文章附记中他写道：“本文应泰华史话版编者要求，将拙作‘泰华文学发展简史’初稿摘要改写，以适应报纸篇幅刊载。”。可惜他这本泰华文学发展简史始终没有面世。
泰国发生金融危机后，中国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世人看来，中国站起来了，腰杆子硬了，萧先生对时局的发展表示担忧，他担心中国强大了，泰国社会倾华的速度过快会发生反弹。他担心泰国在华人政策上会出现反复。他去世前的文章“跨世纪脚印”（刊载在2007年《泰中学刊》）中，对五十年来泰国华侨所遭遇的苦难作了综述。他在结论中写道：“如今华人在泰皇室庇荫下的生活境遇，有如沐浴在和熙的阳光中，这比起过去一个时期，在野心的政官们推行唯国主义信条和气焰嚣张时期，确实改善得多了，路已在华人脚下延伸。”这充分展露了他饱经风霜的心态。
亚洲日报开办后，他在这里主编经济版。他说，有人说他不会编经济版，他偏要编。他很用心编，每天从英文报翻译质量较高的经济方面的文字予以刊载。他编的经济版确是不同一般。
二○○三年九月，他不甘寂寞，又在亚洲日报开辟《湄南春秋》版，专门刊登华侨历史文字。他在“开场白”中写道：“同人等不敢对《湄南春秋》寄予过高的希望，祇是尽我们的棉力而为，竭诚以赴”，这是他的真心话。他除了自己经常有文章外，流沙、吴佟、未明等也在这里发表了许多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文章。
二○○五年，他在《湄南春秋》中刊登了“晴虹的话”（晴虹是他常用的笔名），他写道：“一九九二年夏天，我在北京参加大全联谊会五十周年纪念活动，……邂逅了一位神交已久，半个世纪以来从未晤过的文友慕兰（欧阳惠）。……我俩晤面后，打开话匣子，话题就开门见山，直截了当谈到泰华文学的问题，他认为泰华文化人应承担起撰写‘泰华文学史’的任务。我认为，当前能够熟悉和了解泰华文学的人并不多，慕兰和谢光应该带头振臂高呼，发起和组织一个班底，从筹备汇集资料方面着手，一步一个脚印逐步开展这个工作。”就在他撰写这段文字的时候，谢光已经去世多年。他还写道：“我期望此间泰国华文作家们能发起组织一批人力，与慕兰携手合作，去追逐完成这个任务。”他念念不忘泰华文学史的编写。
我曾经婉转地劝他，笔耕一生，人生经历丰富，选一些文章出版成书，以后要他人来整理出版，很不容易。他没有正面回答，只说还是等他日再说罢。没想到，他走得那么突然，一句话也没有留下，发病后送到医院很快就去世了，连同他一生汇集的资料一起带走，令人遗憾，尤为遗憾者，是汉昌先生十分热爱泰华侨史和泰华文学史的探讨，他的文章未能结集出版是十分可惜的事，也是泰华社会一个莫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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