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钟暮鼓 禅理自生
— 读“全球语境下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
洪 林
饶芃子教授是华文文学界之知名人士。她颇有与他人不同
的新思维，往往将文学界最新见地示人，叫人必须一日三思而后知之，可见，饶教授真有过人之处。
近日收到香港寄来《文综》。我，十分惊喜。一，拙文“综述东南亚华文文学关系之异同”居然被刊载：二，饶芃子大作“全球语境下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也在这一期刊出。我，细心拜读矣。
作为长期从事华文文学创作者，作为一生生长在海外的炎黄子孙，对本土文化以及文学创作，有着一腔非常了解其所包含的酸甜苦辣滋味。要研究海外华文文学这一领域，并非易事，不是某种理论而能概括之或一言以蔽之。也即是说，一个真正从事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学者，必须深入当地，实地调查、了解而后做出论断。写史，必须知其史源。这句经典的话，是潮学大师饶宗颐教授说的，凡为学者都应将之作为座右铭，才是一个研究者应有的态度。饶芃子教授在这篇题为“全球语境”之说，笔者拜读之下，却有另外之见解。
何谓“全球语境”？笔者认为，凡在海外从事华文文学创作中，以同一种文化、语言加以描述、渲染的文字，可以表达出某个侧面的、相同的“语境”，但也未必尽同，更难以达到“全球化”。这里，可以从两个不同方面来验证。第一，新移民的海外华文文学创作者，尽管遍布五湖四海，但毕竟只是极少数一部份，他们的心态、语言有一定局限性，与本土作家有截然不同的文艺观点；第二，本土的华文文学创作者，由于本身长期与生活搏斗，他们使用的语言，他们的文化背景，促使他们能够对社会林林总总之现实生活，有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与了解，创作而出的是一篇篇具有时代感的作品，他们的遣词用字、语言方式等基本一致，却与新移民的文学观以及运用的文学语言有根本的区别。然而，饶教授虽然在“全球语境”这一大题目底下，也只不过谈那些新移民的华文创作，这些创作名义上是在“海外”，实质上并不“海外”。饶教授说：“海外华文作家处在华族文化向世界各地移动，跟异族文化接触的最前沿，海外华文文学正是海外华人作家和世界各种文化对话的结果，是中华文化与不同国家文化交汇的结晶。”这段话已明显地说明饶教授所指的“海外华文作家”的“族群”即是新一代移民。这些新移民不是昔日远渡七洲洋那一批空空如也──肩背一领破草席、一条裤子就“过番”的华侨和其后代，而是乘飞机飞落斯地的一批，并不包括各区域土生土长的华文作家在内。海外华文文学产生于本地华侨社会，并不是“和世界各种文化对话的结果”。饶教授这所谓的“结果”论点是有偏颇的。海外华文作家群体，上面已提到，是指土生土长的以及抗日时期南来的知识分子（当年称为新唐者）这一群，只有他们才能称之为“海外”从事文学创作的“主人”。在海外这块文学领域，他们是中流砥柱，是与当地社会背景、文化息息相关的一群，他们是海外华文文学产生的缔造者。因此，并不存在“跟异族文化接触的最前沿”之说，更不能说成是“为20世纪的世界汉语文学开拓了新篇章”。泰华文学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开始崭露头角，至30年代抗日救亡运动中，更显示了泰华华文文学创作者的革命豪情。尽管，30年代有大批知识分子从中国南来暹罗，为文坛增添新生力量，但也不等于已取代了本土作家，何况他们也无法取而代之。八十年的泰华文坛，历经各个社会背景、政治气候恶劣或风云突变日子，泰华写作人仍然本着为文坛洒出心血的执着心态宗旨，苦心经营华文文学这块狭小园地，并在五、六十年代让其走出湄南河，让更多人从中了解艰辛年代中的海外华文文学的艰难与苦斗。新移民没有这份执着，更没经历过那种难以言喻的文学创作艰辛历程。因此他们对本土缺乏某种情感，纵使他们写出来的作品，有另一种感人罢，也会缺乏本土那浓郁感情色彩，毕竟，他们的根不在斯地。确切地说，他们难以融入本土华侨社会中去，往往他们还是带着有色眼镜去探索现实社会所发生的种种，无法分辨出深藏底处的本来颜色。因此，海外华文文学可以包含他们，他们却无法取代本土作家，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何况，各国有各国的实际情况，尤其是东南亚地区，更有其特殊性，难以“全球语境”来概括它本身所具有的时代背景作用，以及其多元化的社会性、人性、文学性、惯用语的作用等。总而言之，这样的“概括”缺乏一种整体的探讨，在理论在实际都难以理服人。
饶芃子从“全球语境”来探讨海外华文文学问题，本无可厚非。然而，她在这样大题目底下所探讨的却是小问题──只谈移民海外那一小小部份从事华文文学创作者，却未将这部份作者与本土作家的根本加以区别，并分章别类予以阐述和探讨。因此，起了误导作用。
什么是海外华文文学？这就是根本问题。所谓“海外华文文学”应该指的是本土写作人，而不是后来者──新移民这一小部份。“他们的写作逐渐形成了全球化时代世界文学进程中的一道独特风景线”，这话含糊地将海外从事华文文学写作者浓缩成“他们”了。“他们”指的是谁？从文章里，已十分明确地指的是80年代从中国移民出去的这一批人。纵使这些新移民其中有一小部份搞文学工作搞创作，但也并未在当地（如泰华社会）形成什么所谓“他们的写作逐渐形成了全球化时代世界文学进程中的一道独特风景线”。纵使有这么一道“独特风景线”，也是本土作家共同营造出来的，他们永远是个中高手、主力。因此，饶芃子这种“研究”出来的“心得”，实在过于牵强、附会。综观今日泰华文坛，新移民从事写作者寥寥无几，他们不仅缺乏一种执着心态，而且无法对本地社会作深入的了解──社会人情风俗、语言习惯用法、华侨生活中的种种心态等等，他们是十分陌生的，他们无法融进这个社会中去，他们还是以原来的心态、语言、写作手法、习惯法来看这个社会，因此也就难以写出有血有肉有情的文学作品。最根本一点，就是他们的“根”不在这块土地上。他们，只是这块土地的过客，而不是主人。伸延开去，要“逐渐形成了全球化时代世界文学”这种说法似乎太玄太遥远了一点。是，新移民对故土之恋，是存在的，但并不等于他们能够写出“介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的作品”，因他们如何还是摆脱不了原来的思想基础，在生活习惯、文化、语言等方面还是原来的“我”，这是事实，也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在这种特殊的文化背景底下，新移民文学要与“本土文化对话”也是十分艰巨的事。饶芃子说，“但对乡土而言，它有独特的视角，在世界文学中，它又有挥不去的民族特征，故其成为全球化时代后殖民和文化研究的一个大热门话题。” 新移民文学所具有的“独特的视角”，也许这话没错。但，倘若未作深入当地社会去观察入微的话，视角再“独特”也无济于事。饶芃子所说者，使人感到疑惑的是，因为“有挥不去的民族特征”就能“成为全球化时代后殖民和文化研究”了？如果只要几个人就可以成为整体甚至“全球化时代”，这未免是一种过于夸张的“拔高”说法，确实太不符合历史事实，在现实生活里，于情于理都难以成为一种立论。至于这“后殖民”的提法，更难叫人捉摸。这里，笔者没必要去咬文嚼字了，让广大读者去加以啄磨罢！笔者要说的，倘若，饶芃子指的只是欧美等区域，而忽视了东南亚地区这一大片华侨华人集中地带以及众多从事华文文学创作凡几十年的写作人，又只涉及极少数的移民文学的话，更难达到“全球语境下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目的。笔者认为，这种“全球语境”倘没有一个特大、特定大环境气候里酝酿而成，则只是一厢情愿的“理想”或者近似天方夜谭的幻想。世界语种繁而杂，各国各区域都有其实际国情、社会因素、人际关系，要构建这样一个“全球语境”，根本是不能为的事。好比一颗大树要攀附如此众多而繁杂的“寄生藤”，这样重量级的负荷，谁也承受不起。因此，无论是本土华文文学或外来华文文学，都只能有自己一块天地而无能为力将当地一切吞没，这是吾人一种近乎痴想的说法，是不现实的。一切空泛之谈，宛如一纸美图，却不堪一击。笔者以为，饶芃子应该颇知其理，因为理论归理论，实际才是现实的东西。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这是一个众人皆知的哲理。如果作为一位文学界权威人士，毋须一个长期生活在海外并终身从事华文文学创作而又默默无名者在此多以饶舌。
尽管，新移民文学有其一定的特征，但不等于“全球化”，也无法“全球化”，这“全球化”，谈何易也！同时，也不等于其“作品所蕴藏的世界性乃致全球性文化特征”就能够概括与体现出这种“全球化文化特征”的思考。这种理论根本无法成立。当然，可以“思考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但不等于可以作“深化和拓展我们对海外华文文学存在及其意义的认识”。笔者认为，饶芃子所指者，乃是狭义而不是广义的海外华文文学领域，因为饶教授无法将东南亚地区这块海外华文文学领域包括在内，更难以从中认识它，更毋须谈其“深化和拓展”的研究。“拓展”海外华文文学是本土华文文学作家的历史任务，新移民的写作，仅仅只是海外华文文学海洋中一方点缀，根本难以作为各国家各区域的海外华文文学这一领域代表。要靠他们来才能“拓展”和“深化”对海外华文文学“存在”的“认识”，那确是十分可悲的事。笔者对饶教授的大论，深引以为憾。
饶芃子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这种无形的文化的‘墙’，是客观存在的。但民族文化的‘墙’不应该是封闭的，应有可以沟通‘墙’内外的‘门’和‘路’。因为民族文化向前推进的活力往往需要外来的参照，中国文化的发展也是这样。”饶教授看到了“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但未细察这种民族文化又有其一定的空间存在性，更不会是封闭的死胡同。中华文化向外“推进”的主要因素， 则在于由华侨逐步形成起来的本土文化所起的主导作用，而饶芃子所说的“活力往往需要外来的参照”才能导致“中国文化的发展”。这种没有一定的历史眼光而只具现代近见的推论，是十分缺乏全面性的说法。因此，这种理论似乎欠缺说服力。因为，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这是一条不变的规律。所以，饶教授之说，是一面之词，难成立章之说。尤其是“海外华文作家在异国他乡，是在他种文化包围下进行写作，处于两种不同文化之间，会有矛盾和碰撞”，笔者以为，饶芃子如果指的是在三十年代这时期（昔年华侨文坛），土生土长的写作人与才到斯地的中国南来的知识分子（新唐），有过“碰撞”、“矛盾”，但不属于根本矛盾，只是两种文化思想与认识的较量罢了，最终还是在“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碰撞后，取得谅解与协调。能达谅解与协调，则奋斗于文坛的目标基本一致，而关键处则是根源统一。
然而，何谓“海外华文作家”？饶芃子通篇大作里，只看到新移民华文文学这一部份。倘若，仅指新移民文学，而将东南亚地区这一大片本土作家撇开不谈，未免太片面，也难平海外这一广大从事华文创作者滚滚心海。须知，东南亚区域这一大群长年累月奋斗在当地社会的土生土长或本土作家，在发扬中华文化方面做出的贡献，没有给予鼓励、肯定外，还只字不谈，这种类似君臣位置颠倒的论调，十分错误，根本无法叫生长在东南亚尤其是泰华文坛这一群人信服。当然，从移民海外这一批人，其中是有一些人在从事华文文学工作的，说他们成就如何的伟大，也并无可厚非，但却不能将之作为海外真正的本土华侨后代这一批写作人代表来探讨。倘若，笼统地给谁冠上什么“衔头”的话，未免太草率，这不应该是一个从事研究的学者的心态。议论一个什么命题，“首在审己”，究竟知多少，无的放矢，不行。
在“全球语境下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第三部份，说“一些国内的作家，包括批评家和学者，任务海外华文文学水平有限，不值得花力量去研究，这不能说是一种片面的看法。”这“片面的看法”倒是实事求是的说法，却也说到点子上。然而，“世界各国的华文文学，从其诞生发展的历史看，早的只有近百年，晚的才有三四十年”，这是饶芃子在通篇大论中，仅仅提到的真正的属于海外华文文学的一段话。这沧海一粟的话，也已叫人心酸。确然也，中国国内是颇有一些自命为权威者或所谓教授、学者，是颇为自负地，瞧不起海外这一批一生从事华文文学创作队伍。笔者不解地，泰华文坛八十年历史，虽是恒河一粒沙，但它在整个海外尤是东南亚，没有众多的华文文学执著者在默默地耕耘，并开花结果，将优秀的中华文化承传下来，能有今日之海外华文文学吗？东南亚地区，有一批优秀作家写出反映现实生活的许多优秀作品。倘不是一个身处其境而执著者，则无法了解其中种种个案而难以凝聚出感人篇章，优秀作品更难以问世，正是这些优秀作品，使之海外华文文学得以发扬光大。新移民无法深入其境，更无执着心态，他们的思维依然停留在原地，一时半刻无法融入当地社会，因此他们要创作出一篇好作品，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何况，身在异地的这一群，目的在于“求生”而不是在于“承传中华文化”。这是与本土作家最为根本的分界线。然而，他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不想融入到当地社会中来，创作出来的文字没有一丁点本土味道或者只有淡淡的味儿而已。也许，他们也是眼界颇高者，有点儿瞧不起本土作家了。尽管如此，如饶芃子教授说的，是近百年也好，三四十年也罢，不能否认的事实，是本土华文文艺作者一直在为这段短暂的特殊的历史时期谱写出反映当地华侨社会的血与泪篇章，为文坛留下许许多多的珍贵资料。当然，要与国内名作相比拟，是无法比拟的。何况，近年来，国内也出现一些作品随社会所好或者不堪入目的作品充斥社会者也不算少。但，我们不能否认，国内作家笔力再锋、文化渊源再深厚，在海外这块天地也不一定能写出这样的血肉相连好作品。关键在于，他们无法将触角伸进当地社会每个角落，而无法捕捉到任何“灵感”之故。至于“海外华文文学水平有限”，这句话正好说明了一个问题，一向瞧不起真正的海外华文文学者，正恰好说明是一些鼠目寸光的人，他们不了解什么是海外华文文学，就在哪儿发发议论了。这是很不严谨的态度，更不是一个从事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学者的态度，同时还起了打击一大片的不良作用。文中还提到“海外的华文作家，很少是成名以后才移居国外，更多的是到了外国，在双重文化背景中生活，有各种各样的人生经历，内心深处有一种离家去国的伤痛，所以借文学来建构自觉的精神家园，寄托自己的文化诉求。”这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问题，亦即饶教授旨在点明新移民的心态，然而，难以避嫌地，与上文有着互相矛盾之处。这不该说是一个从事文学研究者一时的疏忽，让人对这篇大作存疑。
什么“借文学来构建自己的精神家园，寄托自己的文化诉求”？移民海外者，有几许具有这种心态？作为海外一个文学支派来研究，可以，但毕竟与海外所有属于本土华文文学有其根本的区别，这是一个分界线，不能混为一谈，也不能一概而论。同时，这种“移民文学”，在海外华文文学这个领域里面，只仅仅占了极有限的地盘，他们创作出来的作品，缺少一种本土社会色彩、感情，的确是只属于一种“文化诉求”，来宣泄自己的“寄托”。同时，从海外华文文学在各个区域的实况来说，亦不尽同，在很小空间里有其一定作用。这种作用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当地文学领域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本土”与“外来”华文文学内涵，无法混为一体而论之，更不能作类似闭门造车之论，这只会导致混淆视听的影响，诸如令人费解、误解而引起无谓争论。因此，作为一位从事文学研究者，看问题思考问题，必须严谨、慎重，以免下笔千言，离题万里。
饶教授还提到，“为了让更多的人能认识海外华文文学，也为了确定海外华文文学在世界汉语文学界的地位，我们很有必要通过对这一领域优秀作品的审美阅读，突现其文学性和审美价值。”笔者在细味中，发觉其不妥之处。如何“确立海外华文文学在世界汉语文学界的地位”？首先，我们必须清楚地，什么是“海外华文文学”而后方能真正地为其在“世界汉语文学界”确立应有的地位。这是一个大问题，也是一个根本问题，我们不应该轻易地给予任何结论。因为，海外华文文学是由本土华文文学构建起来的一块由华侨华裔经营起来的文学园地，移民文学可以包含其中，但不是全部，更难以取而代之。要研究海外华文文学，首先要有一定的眼学，去审视它，肯定它。倘若撇开“本土”而只谈“外来”，不仅显示其不全面外，更关键者有藐视“本土”的嫌疑，藐视海外这一批奋斗在文学战线上的本土作家，这是一件于情于理都不公平的事。三十年代，泰华文坛出现过多少动人心弦作品、著作；五、六十年代出版过几部浓墨描绘华侨社会的脍炙人口的作品；接着，自七十年代到今天，不少充满本地泥土味的著作问世，也成了湄南河畔绝响。难道这不是这一批执着的泰华作者在海外从事华文文学创作的心血结晶？不说三、四十年代南来知识分子，只说八十年代到今天，前后涌出的新移民，纵使有极少数人在这里从事业余文学创作，也依然无法写出这种具有深度地反映泰华社会人与事的优秀作品。尽管，有那么一些在写作技巧上略胜一筹罢，也未必在作品中起到感人至深作用，其因在于心态以及语言运用等方面。这应该是本土作家与新移民作家根本区别。
谈海外华文文学，不谈本土作家而只涉及移民作家及其作品，这是极其不全面的议题，因此不得不提出以上问题，俾作商榷。何况，要“作为中国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者”更须要全面地去看待海外华文文学这样一个大问题。缺乏这样的大前提，不可能出现完整的“审视、考察和研究”的完美结果。笔者今日有如上之说，只是站在一个公正立场来探讨这样的大问题，目的在于让我们能够以更高的更好的视野去看待这块海外华文文学领域所蕴含的真善美与其什么才是海外华文文学。倘若饶教授的命题不是“全球语境下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话，那么就没有这篇拙文。由于牵涉到“海外”而未解剖其“真正身份”，这是一个不该出现的问题。文中有不妥之处，祈方家斧正、赐教。
2009年4月6日完稿于曼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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