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语境下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
〔广州〕饶芃子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谈论「中华文化、文学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事实上，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西方中心论」的动摇，世界多元文化崛起，国际文化界的一些有识之士，都有一种在多元文化中心求和谐的愿望，那就是：共同建构一种多元共处、「和而不同」的新全球文化景观。中国有几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完全应该成为世界多元文化中备受关注的一「元」。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走向我们，渠道应是多种多样的，但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主动与各种文化对话，而海外华文作家处在华族文化向世界各地移动，跟异族文化接触的最前沿，海外华文文学正是海外华人作家和世界各种文化对话的结果，是中华文化与不同国家文化交汇的结晶，事实上，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独特文化、文化现象，已给世界多元文化格局增添了新的成分，为20世纪汉语文学开拓了新的篇章，同时，也在某些方面对我国传统文学起到既补充又挑战的作用。以往我们文化界、学术界对海外华文文学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进程中所作出的这种贡献关注不够。本文从这一少为人们关注的命题出发，通过对海外华文文学表现出来的特殊文化、文学现象的诠释，展现其所蕴涵的世界性、全球性特征和审美价值，说明其有可能以「边缘」的身份，从一个方面为中华文化、文学走向世界作出自己的贡献。
一
海外华文文学是一种世界性的特殊文化载体的文学，一种新的汉语文学形态，也可以说，是一种用汉语写作的「混血」文学。这种新的文学形态，即不同与中国本土文学，也有别于东、西方各个国家的主流文学。作为一个汉语文学空间，海外华文文学的特殊性，主要表现为它的世界性和跨文化性。海外华文文学的根是系在中华文化这颗老树上，但由于海外华文作家都是处在世界各地，是在他种民族文化包围下写作，他们是不同时空复杂背景下，流动的、富有情感与思想的作家群体或个体，其以华文为文心的情缘、墨缘，在文学中所表现的各个国家、地区华人独特的生存方式，不同民族文化的重叠于交汇，以及作品背后隐含的不同文化之间交织过程的种种纠葛，具有与中国本土文学不同的文化内涵和文学审美形态，是一个具有世界性和民族性的汉语文学领域，有它自身的活力和张力。在这个特殊的华文文学空间里，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也有与「他者」文化对话之后产生的文化「变异」现象，是一种跨文化的汉语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有世界性的因素和视野。所以，世界各国华文文学的发展，这种世界性汉语文学「圈」的形成，有助于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跟世界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化互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在世界范围内，伴随「流散」现象而来的新的移民潮日益加剧，离开故土流散在异乡的华人常常借助文学来表达自己在异域的情感和经历，他们的写作逐渐形成了全球化时代世界文学进程中的一道独特风景线，当中有流散之后对故土眷恋，也有异国的风光。他们的写作是介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之间的，可与本土文化对话，又因其文化上的「混血」特征而跻身世界移民文学大潮之中，但对本土而言，它有独特的视角，在世界文学中，它又有挥不去的民族特征，故其成为全球化时代后殖民和文化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
作为移民海外的华文作家，到了异国他乡，心中总有一种离开真正家园的不可弥合的裂痕，那种精神上的哀伤是永远无法克服的，那是一种与母体隔离所导致的巨大悲伤。所以，在他们的作品里，常常有一种难以排解的矛盾：一方面，出于对自己在居住国生存状态的考虑，他们希望处理好两种民族文化身份矛盾，在异国他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能找到心灵的寄托；另一方面，却由于内心深处本民族的文化根基难以动摇，很难与居住国的民族、国家文化和社会习俗相融合，在矛盾痛苦之中借助文学写作，将隐匿在他们内心深处的各种文化记忆召唤出来，作为自己的一种生存意志的体现，是在异质环境里泯消陌生感、不安全感而构建心灵家园的努力。尽管如此，他们已经不能回到过去。虽然在文化上他们不属于生存的地方，但也不再是故乡故土的人。这是他们在移民生活中的真实感受，是他们内心的「第三种经历」。正是这种 「第三种经历」的文学描写和叙述，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文化、文学的多样性。如我们能从这一视角切入，将其置于全球化语境下进行考察、研究，展现这些作品中所蕴涵的世界性乃至全球性文化特微，并从中思考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应能深化和拓展我们对海外华文文学存在及其意义的认识。
二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这种无形的文化的墙，是客观存在的。但民族文化的「墙」不应该是封闭的，应有可以沟通「墙」內外的「门」和「路」。因为民族文化向前推进的活力往往需要外来的参照，中国文化的发展也是这样。对以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海外华文作家来说，他们在世界各国与他种文化相遇时，不可能是自我封闭，而是有如汤一介先生所说，「往往呈现出一种在『有墙与无墙之间』的状态」。「非常非断」，原是佛经用语，汤先生根据佛教中的三法印之一的「诸行无常」，引申作如下解释：一切事物都是在时间中流动，是变化无常的，事物在变动中好像是变到另外的地方，但又好像并没有变到另外的地方。他把这个道理用于文化上，说明两种不同文化交遇时彼此相辅相成、互促互动的关系。他所说的「非常」是指一种文化在时间的流动中与他种文化接触，必然会发生某种变化；他所说的「非断」是指在时间流动中，他种文化又需要有所改变以适应原有文化的某些需要。海外华文作家在异国他乡，是在他种文化包围下进行写作，处于两种不同文化之间，会有矛盾和碰撞，也必然会有影响和交汇，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这种「非常非断」的现象是十分明显的。他们出国以后，在中外文化的比照中，深深感受到中外文化的差异，在感受差异的同时，回望「自己」，反思「自己，在回望和反思当中又进一步发现「自己」，一方面，是进一步认识我们传统文化中的那些完全属于「自己」的温馨甜蜜的成分，以及他那种具有隐秘生命的魅力；另一方面，又在时间的流动中，接受他种文化的影响，引发新的精神力量，「再造自己」，并把这一切呈现在他们所创作的作品里，这就为我们的华族文化、文学在世界发展中增添新的基因。
事实上，在众多海外华文作家那里，中华文化的「墙」，不是地界，而在他们心里。他们心中的「墙」，不是封闭的堡垒，而是有沟通「墙」内外的「门」和「路」，因而能够和他种文化交流、互动，又能自觉地承传和发扬本民族文化特色，以民族文化的「生命活态」，参与到整个人类文化发展的大潮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开放、积极地感受差异是很重要的，以白先勇和严歌苓为例，白先勇原来是西学出身，在台湾学的是英语专业，到美国以后，在西方文化参照下，感觉到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所以渴望更多地了解本民族的文化，自觉积极地学中国历史，阅读各种中国经典文本，特别是琢磨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经验，在创作中既借鉴和吸收了西洋文学技巧，如意识流、象征主义等现代派的手法，又能以此激活「自己」，发现和承传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优秀传统，不断寻求一种自我的文化归属和拓展。严歌苓是美国的一位新移民作家，也是海外华文文学中很有成就的女作家，作品曾多次在海内外获奖。他的长篇小说《扶桑》在90年代出版后备受关注、这个作品的女主人翁扶桑，是一百五十多年前被拐到美国旧金山的妓女，作者根据历史的资料，从她的人生际遇演化出一个动人、奇崛的故事。严歌苓在《扶桑》中采用的是一种双层的艺术结构，表层是他所描述的人物行为和事件，包括故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矛盾、冲突等现象；深层是特定环境里中西两种文化的碰撞与较量，包括两种不同文化相遇以后对异族文化的感知、态度、回应、变形，正如作者在《代序》中所说，「是两种文化谁吞没谁，谁消化谁」的问题。实际上，她是通过第一代移民生活的外部世界的描写，来展示离开故土的人的内心走向，或者说，辟出一条「走向人内心的路」。所以，在《扶桑》中、严歌苓不仅像自己所想的，「给读者讲一个好听的故事」，其实，这个故事不仅好听，而且是一个有文化底蕴、有故事精神的故事。无论是白先勇还是严歌苓，他们的作品都是在移民西方感受文化差异之后，实现了文化上新的融合，在不同程度上为华族文化、文学增添了新的质素，因其出新，有各自的原创性，故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我们读一些海外华人学者们的著作，如刘若愚、叶维廉、叶嘉莹、王德威等所写的论文和评论，也会有一种新的文化感受。这与他们移居西方以后，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在西方学坛接触到源于不同思维模式、审美视角的各种方法论，将其投射于本国的文学作品、文学理论和文学现象，从而在原有人们言说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现。他们以跨文化的视野和知识背景，分别在文学理论和实践批评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刘若愚的《中国的文学理论》、叶维廉的《中国诗学》、叶嘉莹的诗词评析文章和王德威的《想象中国的方法》，均先后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以叶维廉和叶嘉莹为例，叶维廉出国前曾先后在香港和台湾念书，深受西方现代诗的影响，产生诗歌创作外求新声于异邦的审美理想，在西北、他者化、现代化的审美系统中，开始了诗歌创作之旅。出国留学以后，他身临其境的感受到他心目中的「异」风，在中国诗歌的英译工作中，从庞德等意象派诗人瞩目东方的视角，获得启发，回头寻找自己的文化之根，在诗歌创作上，回归到纯净朴实、淡雅自然的中国传统，在学术上，以差异性作为中西比较诗学的本体概念和主导研究方式，从对中西诗歌的比较分析入手，追索到中西不同文化的根，以中国人的传统文化视角嫁接西方现代诗学理论，并通过对西方意象派诗歌的解读寻求中西文化的汇通，提出了许多有创意的诗学观点，为中西比较诗学开拓了一条崭新的路。而叶嘉莹的中国古典诗词研究成果，则是在巧借西方现代形式主义和阐释学方法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诗词鉴赏批评的继承和延伸，她以唐宋才女式的细腻婉约匹配现代学术理念和规范，所撰写的大量带有她自己体温的鉴赏评析文章，在海内外读者心中播下了中国优秀文学传统的种子。海外华人学者在感受差异之后所作的「回望」本土文化、文学和诗学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扩展了汉语文学和汉语诗学在世界文学和总体文学中的影响和存在意义。
为此，总结海外华文作家，海外华文学者去国之后从起步到成熟的经验，特别是他们汇通中西文化的那种「非无墙」和「非有墙」的「非常非断」的文化态度和经验，无论对于拓展海外华文文学、诗学本身，还是对中华文化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互动关系，都大有裨益。
三
一些国內的作家，包括批评家和学者，认为海外华文文学水平有限，不值得花力量去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片面的看法。我们国内的作家一直都是用汉语写作，从文化渊源、文学传统和文学技巧诸方面看，有很长时间的积累，而且每个历史阶段都出现了许多优秀的作品；而世界各国的华文文学，从其诞生发展的历史看，早的只有近百年，晚的才有三四十年，跟国内很不好比。事实上，我们国内作家的作品也是成就不一，有很优秀的，也有比较一般的。海外的华文作家，很少是成名以后才移居国外，更多的是到了外国，在双重文化背景中生活，有各种各样的人生经历，内心深处有一种离家去国的伤痛，所以借文学来建构自己的精神家园，寄托自己的文化诉求。现在各个国家都己经有一批相当好的作品，有的还很优秀，当然也不排除有一些比较幼稚的。但如上所说，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文学空间，是和本土文学不同的新的汉语文学形态，作为全球化语境下「流散」及其写作研究的一个领域，有其先行性和前沿性，中国学者完全应该在这方面进行研究，并在国际学坛上发出我们独特的声音。
为了让更多的人能认识海外华文文学，也为了确立海外华文文学在世界汉语文学界的地位，我们很有必要通过对这一领域优秀作品的审美阅读，突现其文学性和审美价値。这种审美阅读，出发点不是文学性的定义，而是这些文学作品中所呈现的富于创意的各种各样的艺术形象。文学性是存在于作品话语的表达、叙述、描写、意象、象征、结构、功能以及审美心理等方面，存在于艺术思维之中。它与其他的文化现象不同，具有相对的历史超越性，而这种历史的超越性是源于人的审美情感的积淀，它存在于人类文化心理的最深层，是那些实用价值的文化现象所不能比拟和触及的。
重视文学性的探究，就是要重视探讨文学形象的奥秘。也就是说，我们面对一个有震撼力的优秀文学作品，着重要关注的是：它为什么会如此感染人？要对其作艺术的解说，不只是艺术之外的解说，要进入作品假定的境界，从作者的心理、情感、想象去阐释，分析作品的内在结构，研究这些海外华文作家如何将他在域外的人生经验转化为文学创作，幷通过独特艺术形式，创造出感人的艺术形象。因为艺术是一种假定性的东西，它要求「真」，但不是绝对的真，正如莱辛在《拉奥孔》中所说，「艺术是一种逼真的感觉」。一个作品的艺术形象能令我们感动，引起我们强烈的情感回应，往往是从它给我们那种不寻常的逼真的艺术感觉开始的。我们欣赏、分析形象，实际上是与作者、文本的交流与对话，追索它之所以能唤起我们心中这种感觉的缘由，探究文学作品感染人的奥秘。
分析作品的内部结构，对于叙事性的作品来说，最不能忽略而又容易被忽略的是艺术细节。20世纪中期成名的海外华文作家于梨华、聂华苓、白先勇等，都能在自己的作品里营造有情思深度的细节，在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游园惊梦》、《谪仙记》中，那些不见人工痕迹精致的艺术细节，常常在小说情境的转化、人物性格的逆转时起着内在逻辑的连结作用。现在活跃在海外华文文坛的女作家严歌苓、张翎，也很具这方面的艺术功力。严歌苓的《扶桑》、《第九个寡妇》，张翎的《交错的彼岸》、短篇小说集《雁过藻溪》中都有这种能调动读者想象和经验的精彩细节，他们想鑲在故事情节当中的小珍珠，很动人心弦。如《扶桑》中严歌苓写白人放火烧唐人街、砸唐人街，把中国妓女拖到街上集体轮奸的那个晚上，扶桑被他们拖进一辆没马的马车强暴，当她发现强暴她的人中竟有她所爱的小白鬼克里斯时，用最后的气力咬下了他外套上的一颗铜钮扣，并将其深藏在自己的发髻里。两年后，当他们俩有机会在一起，克里斯才在无意间发现藏在他发髻里的这颗唤起他罪恶感的钮扣。在这部小说里，扶桑和克里斯的爱情虽是一条很主要的情节线索，但作者重笔浓墨写的是克里斯在心中对扶桑的种种感觉和迷恋，对扶桑的感情却很少直接描写和叙述，通过这个细节，读者就感觉到克里斯在她心中那种不可替换的位置。这个精彩的细节不仅有特点，而且有情感和情绪的深度。艺术审美和科学认识不一样，不能忽略微观的视角，我们的艺术感觉，常常是被「逼真」的形象，特别是那些能调动我们想象和经验的细节唤醒的，所谓「审美」，就是要从文学作品的精致、独特处，分析、展现其隐藏在里面的思想和情感、作家的创造。
我们读严歌苓移居海外以后所写的小说，无论是海外题材，还是故土题材，都明显地感觉到她的思想意识和审美情趣已发生很大的变化。她多次提到西方的教育和生活经历，使她深深感受到中西语言、文化之间的距离和对话的鸿沟，自觉地把西方文学的优点融入自己的文字里面，「试图通过这种借鉴和融合创造一种新的汉语体」。正是从中西的文化差异中，严歌苓找到了自己文学创作的新起点。《扶桑》是严歌苓享誉海内外的一部小说，是海外华文文坛重述美国旧金山第一代华人移民辛酸史的叙事力作。在这个作品里，作者同时使用第一、第二、第三人称，借助不同时间层面叙事预设的机制，对主要叙述对象扶桑层层聚焦，运用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干预」手段，非连续性和蒙太奇拼接叙述结构，让故事外的作家以寻访者的身份对故事女主人翁观看和评说，产生了许多叙述视点。三种人称在作品中交叉叙述，叙述流并没有因为叙述者的轮换而断裂或混乱，相反，却促成有限叙述和全知叙述、主观和客观交叉、互释、互补，使昔日这个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华人妓女故事，在中西异质文化强烈碰撞中有了充分的言说空间。严歌苓曾说，《扶桑》的创作灵感源自旧金山「唐人街历史陈列馆」中德国摄影师摄于1970年的一幅华人名妓的巨照，是这幅照片对她产生的「视觉的撞击」，促使他用直呼式的「你」和画中人直接「邂逅」，期望用丰富的想象和翔实的史料基础来还原「一段被人遗忘的最屈辱的历史」。正是这种客观事物和作家主观感情的猝然遇合，人物的历史、感情、个性和生命力在作家独特的想象力诱导下，被具体、生动的表现出来。在故事叙述上，作者运用三种叙述者的交叉叙述方式，确实为自己的小说构筑了不同一般的叙述格局。这是中西两种语言艺术在她那里交汇融合的结晶，是严歌苓在努力寻求中西异质文化对话中找到的一条「多声道」。
现在海外华文文坛上，已有不少优秀的作品，包括诗歌、散文、小说等，以往我们对他们所蕴含的文化特殊性关注较多，艺术解读则明显不够。对作品的艺术解读，是和探讨作家的观念、情趣、情感、个性、想象力和原创性联系在一起的，是探索这一领域文学性的基础。海外华文文学是一种「文学性」的语言结构，拓展这方面的研究，是关系到它作为一个具有世界性的特殊文学领域具有何等的审美价值的问题。对于研究者来说，就是要建立一种文化与「文学性」相联系的新维度，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开拓更为广阔的学术空间，同时也从一个方面为其他领域的「文学性」探求提供新的参照。
今天，在文化研究热潮中，「中国经验」成为西方学者的重要研究对象与思想资源，正不断被引入学术领域研究和吸收。海外华文文学作为全球化时代文学进程中新的汉语文学现象，也日益成为全球化时代后殖民和文化的一个关注点，作为中国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者，如何在新的语境下，将其置于全球背景中加以审视、考察和研究，展示其世界性和「中国经验」结合的特性，从文化和美学两个方面为中国文化、文学走向世界提供某种有益的启示，应当是在新的历史阶段我们必须努力深化和拓展的工作。本文所论，只是一己之见，以期能引发同行对这方面问题的回应和探讨。
《泰华文学》51期刊登洪林对本文的批评文章，读者多未读本文，对洪文所述，不知其所以然。本期又有林中啸对洪文的回应文章，为避免读者“偏听偏信”，特把本文自《文综》转载刊出。
饶教授另一篇与本文命题相近的《海外华文文学新视野》也转载自暨南大学学报网络，让读者参照解读。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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