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洪林《晨钟暮鼓、禅理自生》有感
林中啸
拜读「泰华文学」51期洪林女士大作「晨钟暮鼓、禅理自生」后，很为她那雄辩才华和咄咄逼人的气势感染，并也「敌忾同仇」起来，彷佛自己也是「岂曰无衣」里的战士，手执戈戟长矛，雄赳赳气昂昂奔赴战场与洪林并肩去与敌人厮杀。
激动过后，继而一想，既然批评人，自然要找来被批评的文章一读，才不致偏听偏信。于是我找来一份2008年12月出版的「文综」杂志其中被洪林臭批的暨大饶芃子教授的《全球语境下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细读之下，自觉汗颜，险些因自己的鲁莽而错怪了文坛长者。为免失偏颇，我特将两造文章再行拜读，找出各方论点，进行分析比较。
洪林开宗明义表明立场：「作为长期从事华文文学创作者，作为一生生长在海外的炎黄子孙，对本土文化以及文学创作，有着一腔非常了解其所包含的酸甜苦辣滋味。要研究海外华文这一领域，并非易事，不是某种理论而能概括之或一言以蔽之……研究的学者，必须深入当地，实地调查、了解而后做出论断。写史，必须知其史源，这句经典的话，是潮学大师饶宗颐教授说的。…… 」这段话见诸洪文第三段，我看有三层意思：一：自己才是真正的海外文学创作者，最有发言权，且比别人更懂得个中酸甜苦辣。二：研究海外华文文学领域，并非易事，不是你饶芃子这个研究了卅年海外华文文学但尚未在海外生活过的书生的某种理论能概括得了或可一言以蔽之。三：写史，要知其史源，必须深入当地，实地调查，了解而后做出结论。三点中之一，其实并非洪女士专利，泰华、菲华、印华都数在不少；三点之二，研究海外华文文学，当然不易，要不然，专家学者就要满街塞巷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此类学者至今就只有饶芃子教授等寥寥几位。第三点，洪女士说的就有点无的放矢了。饶老说的是写史，写海外华文文学史，当然要深入当地，实地调查，彙集材料，综合研究然后才能做出论断，这是一门社会科学，岂容闭门造车；而理论，则是要在众多的文艺现象中进行抽丝剥茧，找出最本质的东西，尽可能一言以蔽之或用一种理论去概括它，这就是它与文学史之相异处。
饶芃子教授站在世界华文文学的高度，分析了海外华文文学中涌现的移民文学，指出其文化特征和作者的创作心态，令人折服。她写道：「伴随「流散」现象而来的新的移民潮日益加剧，离开故土流散在异乡的华人常常借助文学来表达自己在异域的情感经历……可与本土对话，因其混血特征而挤身世界移民文学大潮之中。」
「作为移民海外的华文作家，到了异国他乡，心中总有一种离开真正家园的不可弥合的裂痕，那种精神上的哀伤是永远无法克服的，那是一种与母体隔离所导致的巨大悲伤，在作品里，常有一种难以排解的矛盾。」
难道不正是这样吗？我和我的一些文友对此也颇有同感。这是从创作实践得出的感受而被饶教授提升为理论；中国古诗词中也不乏这类例子：「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都道出了游子离乡别井的心态。古人除郑和等少数人外，少有出国概念，但南人到北地，总爱称北国；北人到南方也爱称南国，国虽不同而心境同也。
洪林是本土作家，也在中国学习过不少岁月，本应有责任帮助、同化后来的新移民作家，但她却看不惯后者言行、思想和文笔等，对那种「混血」性也不予肯定，她打出「本土」旗号，而排斥新移民及其所写文章。她着重提示：「这些新移民不是昔日远渡七洲洋那一批空空如也——肩揹一领破草蓆，一条裤就过番的华侨和其后代；而是乘飞机飞落斯土的一批，并不包括各区域土生土长的作家在内……」原来如此，这就是洪林心目中所认为的本土与非本土的分野！我真傻了，天份颇高的洪林女士怎么会坠入形而上学的泥淖而相信起脸谱化来？记得文革时的工农兵形象都必须横眉冷对，苦大仇深，海外华文本土作家就必须肩背一领破草蓆，身上只有一条裤才是身份的证明和象征吗？况且，身上这二件东西都不能当饭吃呀，总不能饿着肚子，还拿起笔杆来写革命文学吧；血肉之躯先要求温饱，要温饱开始只能用劳力去换取，我认识很多很多老华侨，踏上暹罗埠，先用劳力去换温饱，进一步再徐图发展。其中也有为数不多的文学爱好者，饱足之余，才会提笔来舞文弄墨，但丢弃的远比保留下来的多。泰华社会，你见过谁是职业爬格子的？记住，上岸之后、生存权远比著作权重要！衣食无忧时才会想到写作。因此我认为，倒是那批坐着飞机降临斯土的人，他们的家境，他们的文化教育，他们的经历和经济负担，都让他们消费得起玩文学。而且他们也愿意并正试图融入当地的华人社会；况且他们都受过相对良好的文化教养、感情也相对细腻，因此，就像饶芃子所说的：「离开故土流散在异乡的华人，借助文学来表达自己在异域的感情和经历……作为移民海外的华文作家，到了异国他乡，心中总有一种离开真正家园的不可弥合的裂痕，那种精神上的哀伤是永远无法克服的，那是一种与母体隔离所导致的巨大悲伤。一方面，出于对自己在居住国生存状态的考虑，他们希望处理好两种民族文化身份的矛盾，在异国他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能找到心灵的寄托；另一方面，却由于内心深处本民族的文化根基难以动摇……在矛盾痛苦中借助文学写作，将隐匿在他们内心深处的各种文化记忆召唤出来，作为自己的一种生存意志的体现，是在异质环境里泯消陌生感，不安全感而构造心灵家园的努力。」我对饶教授的这段总结式的话语佩服得五体投地。
洪林也有一段话，可以充份说明她是什么心态？如下：「海外华文作家群体……是指土生土长以及抗日时期南来的知识分子这一群，只有他们才能称之为海外从事文学创作的「主人」，在海外这块文学领域，他们是中流砥柱，是与当地社会背景、文化息息相关的一群，他们是海外华文文学产生的缔造者，因此，并不存在「跟异族文化接触的最前沿」之说。」
前段话语，倒好理解，先入为主，后来是客，这是先民们入粤入潮入闽时的游戏规则；而后段最前沿的说法，是驳斥饶教授的论点。既然主客已定，当然的主人们，已经与当地社会背景文化息息相关了，这一群，已经完全融进当地主流社会中去；既然融为一体，当然也就不存在「跟异族文化接触的最前沿了。」既然融合进去，又何来前沿后方？
为了加强说服力，洪林还举出30年代有大批知识分子从中国南来暹罗，新文坛增添新生力量，但也不等于已取代了本土作家，何况他们也无法取而代之。这是洪林全文中唯一的一个例子，再后就语焉不详了。最好还是请教洪女士，举例说明当年谁是本土作家，他们的地位无人可代；谁又是不能融进本土社会的非主流派？我倒是听说过并读过「一个坤銮的故事」，作者许业信，笔名修人·谭真，据说是战前从汕头买棹南来，写了本书草稿及「座山成之家」和「南窗记」三个长篇，影响颇大。解放后又回到汕头，经过再三修改后辗转托人送来修订本。近由泰华文学出版社出版。请问，对这位许业信或修人君，洪女士，他又该站在哪个队列？本土乎？移民乎？
洪林还误导了读者：她武断地说「新移民没有这份执着，更没有经历过那种难以言喻的文学创作艰辛历程，因此他们对本土缺乏某种感情，也缺乏本土那浓郁感情色彩。毕竟，他们的根不在斯地，确实地说，他们难以融入本土华侨社会中去，往往他们还是带着有色眼镜去探索现实社会所发生的种种，无法分辨出深藏底处的本来颜色」。真的是这样吗？真的如洪林主观武断批示一样吗？我，虽然过番四、五十年，儿女成群，祖辈在泰也有百多年历史，但按洪女士划分的本土法，我来时没背破草蓆，箱子里也有多套洗换衣服，而且也非一下飞机就去写作，因此，我自认我是个投机的非本土新移民，再一想，这里较大的两个华文写作团体，谁又是有资格当本土华文作家呢？
当再次拜读两造大作后，我突然发现两篇文章简直南辕北辙：被批者是以宏观的眼界来分析世界华文这一命题，题目为「全球语境下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既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当然包括了新移民和老移民、﹙按趋势而言，新移民且会越来越多﹚；不管新老移民的华文文学作品，当然只有在全球汉语这个语境下进行，这个观点应是无懈可击的。而且大家不要忘记：这篇文章出炉时间应为2008年12月以前。
时至2009年6月《文综》和2009年9月第五十一期「泰华文学」上，洪林经过酝酿，终于在「本土」与「新移民」中找到攻击对方的突破口。她发难了，题目「晨钟暮鼓，禅理自生」。看似不温不燥，看完全篇，却觉得过火得焦糊了。开头就是：「饶芃子教授是华文文学界之知名人士，她颇有与他人不同的新思维，往往将文学界最新见地示人，叫人必须一日三思而后知之。」据说，饶芃子是现代中国十大才女之一，在比较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方面，确系专才，连暹罗才女洪女士也不得不承认的。我也佩服洪女士：饶教授的新思维，不用一日她就能识破和理解，这倒教在下佩服得紧。然而，饶教授虽是才女，却非巫女，能谄会算，能算到九个月后洪林会用海外本土作家这粒棋子来将饶教授的军，而且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文章发表时间的先后是个关键问题，你不依不饶地问人家为什么不强调本土华文文学，但人家是九个月前的文章，人家有人家的统盘构思，更非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走的泛泛之辈；而你，你的质问合理吗？有根据吗？洪文给人的感觉是：这是个子虚乌有的指谪，原于莫须有的指控，再将这个指控定型为事实，然后大加挞阀，因此，这场谁是谁非的讨论，也应在读者的良知和自觉中自动结束。
洪女士对新移民似乎抱有太深的成见，这不利于泰华文坛的团结和发展。平日里新老作者融洽相处，友好团结，对各自作品也有互相探讨。洪女士凭什么断然下此结论呢？「所谓海外文学，应该指的是本土写作人，而不是后来者——新移民这一部分。他们的写作逐渐形成了全球化时代世界文学进程中的一道独特风景线，这话含糊地将海外从事华文文学写作者浓缩成他们了。他们指的是谁呢？……明显地指出是「80年代从中国移民出来的这一批。……纵使有这么一道独特风景线，也是本土作家共同营造出来的，他们永远是个中高手、主力……纵观今日泰华文坛，新移民从事写作者寥寥无几，他们不仅缺乏一种执着的心态，而且无法对本地社会做深入的了解——社会人情风俗，语言习惯用法，华侨生活中的种种心态等等，他们是十分陌生的，他们无法融进这个社会中去，他们还以原来的心态、语言、写作手法、习惯法来看这个社会，因此也就难以写出有血有肉的文章作品。最根本一点，就是他们的根，不在这块土地上，他们，只是这块土地的过客，而不是主人。」如此武断，如此偏颇，未知洪女士根据何在？理由何来？对新移民如此排斥，如此带着有色眼镜，符合事实吗？郭沫若和郁达夫东渡扶桑，根也不会植在日本的，不也创作出「女神」、「沉沦」、「迷途的羔羊」等代表作吗？马思聪旅美时也创作了不少怀国怀乡之作，再说，近年泰华涌现的五百多种泰华文学新作，能都是本土作家所作？内中又怎么去分新移民和本土？怎样划分？但无论如何，它们应都是泰华文坛的硕果而不必去分彼此的。显然对照事实，洪女士的宏论，就只能是片面的臆测，怀着成见的结论。纵观今日泰华，新移民会比以往更快的速度融入泰华社会，并加入泰华写作人行列，在微型小说和诗歌方面，均取得可喜成绩，这是洪女士也否认不了的。
洪女士是治史者，应该遵循饶宗颐教授的教诲，好好深入实地，考察下层，对以「华文作家协会」和「留中大学总会文艺写作学会」为主的海外华文写作团体作具体深入的研究，从年龄层和移民年限入手，包括文化程度、职业、文笔特色、内容特色、发表作品等入手，作一分析、分类、综合，然后作出统计，用统计学的数字来说服人，用事实说话，这样才能叫人信服；可洪女士不作此之图，只说他们不行，根不在斯土，而且还说新移民写作人中也只寥寥无几。敬请洪女士能客观地告诉我们根据何在吗？
或许，洪女士会说：上述二团体代表不了泰华写作人整体，那么请告诉我：谁？代表得了？
我不明白，洪女士对新移民为何如此排斥态度，她说：「因为他们如何还是摆脱不了原来的思想基础，在生活习惯，文化语言等方面还是原来的我，新移民文学所具有的特定的视觉，倘若未做深入当地社会去观察入微的话，视觉再独特也无济于事……如果只要几个人就可以成为整体，甚至全球化时代，这未免是一种过于夸张的「拔高」实在太不符合历史事实，在现实生活里，于情于理都难成为一种立论。」之所以不厌其详地引述，目的在使读者了解我所批评对象原意。其实整段的意思是全盘否认了饶教授文中的立论，另辟跷蹊，不能作正面的交锋时，就只好逃逃闪闪地东敲一下西击一下，根据虚拟的「错误事实」做靶的，达到否认饶教授关于全球化语境根本是不能为的事，把每个国家民族的海外华文创作比喻为附攀在中华民族这棵大树上的寄生藤。说这话的重量超负荷，谁也承受不了，最后只有连母树也被藤缠得奄奄一息。这段话，可以看作是饶文与洪文之逥异处，也是提供我批评洪文的根据。事实已经证明，今日之海外华文文学，几乎处在自有海外华文文学之全盛期，几曾见她被缠得奄奄一息？再以泰华华文文学现状来说，你能闭着眼睛瞎说泰华文坛枯萎，中华民族这棵大树也奄奄一息吗？洪文花大力气大篇幅为本土争核心，争中坚，而新移民则仅仅是合作者；但一碰到自己设置的陷阱时，就整个儿陷进去了，原来，不管是中坚分子还是合作者，他们统统是寄生藤，正在天天蚕食母体，那么，不消多久，母体就消形蚀骨，整体崩塌了。显然，这是对于海外华文文学正趋繁荣的反动。
洪女士对本土海外华文作家下的定义也叫人摸不着头脑，一是要肩背破草席，身上一条裤；二是坐着火船来过番，似此标准，要是大家请洪女士组织一个海外华文本土作家协会，符合标准的能凑够五人吗？
「全球语境下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认为：「两种不同文化交遇时彼此相辅相承，互促互动的关系，会有矛盾和碰撞，也必须会有影响和交流，他们出国以后，在中外文化的比照中，深感受到中外文化的差异，回望自己，反思自己，在回望和反思当中，又进一步发现「自己」。一方面，是进一步认识我们传统文化中那些完全属于「自己」的温馨甜蜜的成分，以及它那种具有隐秘生命的魅力；另一方面，又在时间的流动中，接受他种文化的影响，引发新的精神力量，这就为我们华族文化文学在世界发展中增添新的基因。」接着又以美国新移民严歌苓及其作品「扶桑」为例，证明他们的作品都是在移居西方感受文化差异之后，实现了文化上新的融洽，在不同程度上为华族文化、文学增添了新的素质。
洪女士倒是说对了一句话：「议论一个什么命题，首在审己。究竟知多少、无的放矢，不行。」是的，究竟知多少，不要无的放矢。首在审己，愿以此与洪女士及同好者共勉，共同努力，为创造繁荣昌盛的泰华文学、也为泰华文化人的融洽团结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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