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痴者文必工::: |
—⊙曾心 写作最耐得孤独和寂寞，但也需要掌声。 记得古远清教授给我早期作品写的一篇评文《从不全中求全──谈曾心的微型小说》，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读了这些作品，使我对曾心不能不刮目相看。这是一个很有才气的，然而并未引起大陆华文文学研究界广泛重视的泰华作家。”这是他第一次给我的评价，让我在“孤独和寂寞”中听到激励的掌声。随后，十几年间，他给我写了六篇评文，不断给我鼓励，催我步“文学原乡”而“沉醉不知归路”。在他今年七十大寿之际，我应该给他写一点文字作为礼品，才不会辜负他长期来对我扶植的一片苦心。 我最先认识古远清教授，不是他的人，而是他的书。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曼谷河水城市举办世界华文书展时，我见到一本《诗歌分类学》，像一块磁铁，把我脚跟吸住。此书是台湾复文图书出版社出版，并定为“大学用书”。作者是大陆学者古远清。就当时的形势来说，两岸文学交流还不久，古远清的书就能捷足先登，可非同小可！于是，我把它买了。此书厚达四百四十三页，全书纲举目张，条分缕析，通俗晓畅。那晚我如嚼橄榄似的“吃”下了近十分之一。 从此，古远清的名字便牢牢印在我的脑子里。 文字因缘一线牵。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八日，在昆明召开的“第七届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上，我有幸见到心仪已久的古教授。或许由于我的心灵先与他握过手，此时此地的邂逅，我的高兴劲可谓是迸发性的，紧紧握着他的手说：“我早认识您！”可他不认识我，似乎愣住：“会在哪里见过？”我说：“在您的书里见过！”惹得他也喜不自禁地笑起来。 那次我们虽然谈话不多，但他给我的印象：淳朴、坦诚，是个书生气十足的“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与他谈话，三句不离开本行。每谈起本行，显得机灵，敏捷；一旦离开本行，则话语不多，显得木讷、笨拙。 俗语说：“一回生，二回熟。”第二次见面，是一九九六年四月廿二日在南京召开的“第八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第二天下午，该会组织文友们观看南京台城。我们并肩走着，好象走在一条“逶迤腾细浪”的小长城上，时而仰望连绵几十里的鸡笼山、覆舟山；时而俯视温馨清丽的玄武湖。我们“心有灵犀一点通”，从中国文坛，谈到港台澳文坛，又谈到泰国文坛，谈到写文学史之事。 看来他了解很多，像一部“活字典”，一座“活书库”。我说：“凭您的才华和所占有的资料，可以写部很有见地的《港台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史》。”他讷讷地说：“我已写了《三史》──《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香港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而要写部《港台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史》可不简单，需要占有充足的资料，尤其是海外华文文学资料还很不充足。”他希望有机会能到海外各国走走，搜集更多当地的作品。 回泰后，我给他写信并附去会后我们一起到扬州采风所写下的一篇散文《琼花何处寻》。不料他很快给我回信，并附来一篇计算机打字的评文──《无中写有，虚中见实──读曾心的〈琼花何处寻〉》（发表于《名作欣赏》）。他的评文写得很有文采，比我原文写得更美，比如说：“读后使人感到他写琼花身轻如燕，高高地超越了前人的横竿”，“其思路就似轻烟在历史的长河中盘旋翱翔”等秀句。尤其不禁叫我心灵一“亮”的是，他竟把我写的东西提升到文艺理论上来。他说：“这篇散文主要靠‘转弯子的艺术’写成。”说真的，当时我写时倒不知道有“转弯子的艺术”，只是凭着当时寻琼花、观琼花、闻琼花、“考”琼花的过程和事实，加以艺术的加工而写成的，根本没有考虑到用什么艺术手法。 古教授的那篇评文，好象交给我一把能“欣赏”自己作品的钥匙，发现自己在不自觉中，应用了“转弯子的艺术”，从而在文学创作理论上有新的认识与提高。我应当感谢古教授！ 由此，使我想到，一个作者，尤其是一个业余作者，他的作品多么需要文艺评论作家进行“评头品足”，不管评好评坏，才能认清自己作品在文艺天平中的“轻重”，否则都是糊里胡涂，看不清自己作品的瑕瑜。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廿三日，在泰国曼谷湄南河大酒店召开“第二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古远清来信说：“准备会后在曼谷多住几天”，叫我帮助他预订酒店。我给他回信说：“就住在我的家好了。” 会后，几位中国来的文友住在我的新别墅。家里的钥匙我交给古教授，并一一告诉他，哪把钥匙开哪把锁，他都一一点头。可是等到晚上他回来，老是无法对上“号”。有位文友开玩笑说：“古教授连门上的锁都打不开，怎能打开人们的心灵之锁呢？”说得大家哈哈大笑，古教授在笑中显得有几分腼腆，几分“痴相”！ 吃东西，古教授很随便，只要填饱肚子就好了。有一次，他较晚回来，我要用小轿车载他到外面吃饭。他摆摆手说：“不用啦，就去买一包红烧肉饭回来就好了！”我遵命驾车去买来，他接过饭盒，三口两口就扒完了。看来他没有好好细嚼，也没有好好品尝烧肉的滋味，好象只有快快把饭“干完”，就完成一项延续生命的任务。 要走时，我帮他捆了两纸箱书。我说：“把一箱放进皮箱里，一箱提在手里。”可他指着自己的皮箱说：“已满啦！”我觉得诧异，他在曼谷什么都没买，怎么说皮箱满了呢，原来他来时，还以为泰国的气温像武汉那样冷，便带来一箱御寒衣服。我半开玩笑说：“看您呀！就像‘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书呆子！”他不仅点头默认，而且脸上笑得像一朵天真浪漫的山茶花。他告诉我，返回时要先去香港，再到深圳，然后才返回武汉。我怕他带两箱书太重，很不方便，劝他说“还是挑选一下，需要的带走。”可他忙说道：“这些书都是文友送的，很宝贵，在中国很难见到。重一点，甚至超重也不要紧，我全带走！” 一九九七年六月一日，我出席武汉中南财经大学举办的“新加坡华文作家作品研讨会”。一天晚宴之后，古教授特邀台港澳暨海外部分华文作家到家里做客。当时，他是住在武汉市别具一格的西班牙式建筑群的一个套间，共四房一厅。这在当地来讲，是住得“好福气”的了。 进到他的客厅，首先见到挂满很多名人赠送的墨宝。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书房。每人一进去，都惊讶叫起来：“啊！这么多书。” 别看他平时穿得“邋邋遢遢”，结的领带“歪歪扭扭”，但他的书房却相当整洁，一本本书在十几架玻璃橱上摆得相当整齐，没有东倒西歪的现象。我问他：“共藏多少书？”他说：“一向无计算，但目前以港台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藏书量，不比北京图书馆少！”乍一听，觉得好大的口气！但目睹那“书城”，就不觉得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了。 他就凭这惊人的藏书量，加上一个好使的脑袋，像“拼命三郎”，分秒必争，写出一本又一本文学史籍与鉴赏诗词什么的。 据作者本人的统计，共撰写并已出版近廿三本专着（七百廿万字），十七本编着（四百卅二万字），共四十一本，计一千一百五十二万字。我想，如果把他写的书叠在一起，简直像座“书山”。如给一个人腾写，非写半辈子不成。人们喜欢赞誉作家为“著作等身”，对他来说，应是“著作过身”。 古人云：“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别看古教授在个人生活上，有时显得很“痴”，连门锁都打不开，而他把心“痴”在书里，“痴”在学术里。在书堆里“玩”书，真正成为“书痴者”，写出来的文章很精巧精致。他的作品已成为一把把打开读者心灵的钥匙。 或许由于他的书，像把开心锁，很受读者欢迎，或许正如他所说的“我的运气好”。他写的那么多书，从来不用拿钱“买书号”，而是出版社有的是先向他预约；有的是中国出版，台湾也出版，其中有六本是大陆与台湾同时出版，印数都在千本以上，甚至有的近万册。这在当今学术界处于“门前冷落鞍马稀”的竞争市场上，可谓是一大“奇观”呀！ 现今有些“权威”，对他名字作了有趣的“破释”。如老诗人艾青送给他四个字：“香远益清”；韩国高丽大学许世旭教授送他一幅书法：“在古远的青青的草坪里，觅采着嫩嫩的现代诗。”我的手也痒痒，以其姓名凑成十二个字，赠送给他，表达我对他的敬意：“气质古朴，文思远邃，语言清新”。 古远清的名字在国内国外学术界已有相当高的盛誉。在他庆祝七十大寿良辰，我给他鼓掌，给他最激越和最诚挚的掌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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