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打工者到工商巨贾
蚁光炎先生1879年出生于广东澄海南畔洲村。他出生时，家里穷得叮当响。八九岁时读了3个月私塾就辍学，因为家里穷得揭不开锅。17岁那年，他决心漂洋过海谋生去。于是从故乡澄海樟林古港乘坐票价低廉、人货混杂的木制“红头船”去安南（越南）。经过40多天的漂泊到达越南西贡，再乘船从湄公河溯流而上抵达柬埔寨，在本家祖叔开的酒厂打杂工。每月工资只有2元。他精打细算，1元寄往唐山赡养寡嫂，1元留作自己的生活费，每餐仅够吃一碗粥。杂工要起早摸黑，又苦又累，且看不到前途，他觉得难以呆下去。决心换个地方，希望能摆脱窘境。
于是，他辗转来到泰国曼谷，在一家商行属下的酱园打杂工。此时他年方23岁。他觉得这里是一个可以施展才能的新天地。蚁光炎身材魁梧，心地善良，助人为乐，有一股侠气，好打抱不平。虽只读过3个月书，但经积年累月的自学和社会实践，已能读报、写信、算账。他从干杂工而当上领班，再升为押货员、报关员，因此结识了不少老板主管。为加快发展，他把积存的钱300铢，买了一艘小货轮，再租两艘，开始经营自己的航运业。
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蚁先生与几个要好的朋友合伙开办了“六顺”公司，被推为总经理，经营湄公河内河航运。接着“六顺”改为“六顺兴”公司，自己独资经营，业务扩展到出海驳船，此时他的船队已增至50多艘，事业如日中天。此后再扩大经营范围。职工总数多达千余人，成为泰国越南工商巨贾。
我们都是中国人，救国人人有责
蚁光炎的出身及经历，使他具有浓厚的乡土观念和热爱祖国反抗侵略的精神。
在蚁光炎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国内发生了多宗日本军国主义者大规模侵略中国的重大事件：1931年的“9•18”事变，1932年的“1•28”事变，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身在海外的蚁光炎，听到这些不幸的消息，心灵受到极大的震动。
1937年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爆发，同年9月，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告成立，蚁光炎先生受到极大的鼓舞。为了把主要精力放在抗日救亡和华侨社会事业上，他把企业交给别人打理，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据粗略统计，蚁光炎先生每年用在当地侨社及家乡教育、慈善捐款就超过10万铢，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目。由于他的人格魅力，他被推举为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此外还兼任多项社会职务。他常对人说：“我们都是中国人，救国人人有责！”这句话大大地激励了侨界人士。在蚁光炎先生的号召下，当时的泰国从曼谷到清迈、合艾各地掀起了抵制日货的运动，此起彼伏，声势浩大，有力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表现了泰国侨界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反对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的决心。抗战开始后，蚁先生本人及他领导的华侨团体、个人，支援祖国抗战的捐款总计在600万铢以上。
蚁光炎先生领导的泰国中华总商会等华侨社团不遗余力宣传抗日救亡，大大地激发了侨界广大青年的爱国热情，踊跃回国参加抗战。蚁先生当主席的泰国中华总商会为他们提供了具体帮助，开具证明、介绍信，蚁先生还亲自给路费并组织队伍到码头欢送，以壮行色。据估计，那时回国参加抗日的爱国青年，不少于七八千人。蚁先生还多次以泰国中华总商会名义，介绍一些有志青年到陕北公学学习。对于从国内到泰国宣传抗日救亡募捐的各界人士，蚁先生也都热情为之提供交通、食宿条件。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侨领的最可宝贵的爱国热忱。
大义所在，余岂敢以性命自私
1939年5月13日，蚁先生应邀到韶关参加广东省参议会第一次会议。这时，广州已经沦陷，省会迁到韶关。会上，蚁先生汇报了泰国华人抗日救亡情况，提出保护归侨和发展水利、电业等有关增强抗日实力的建议。会后到粤中、粤东抗日前线慰劳抗日战士。当他在澄海家乡时，恰遇日军兵分两路登陆突袭汕头。在危急情况下，当时的澄海县政府奉命派人保护蚁先生绕道经兴宁、惠阳安全抵达香港。在港期间与何香凝、廖承志会面。廖承志向蚁先生介绍了国内抗日形势，使他受到极大鼓舞。
广东、香港之行以后，蚁先生不辞劳苦到抗日大后方重庆进行考察，受到林森、于右任等国民政府要员接见，并向政府提出开发西南以增强全国抗日实力的建议。接着考察四川、云南、桂林等地，实地考察了解情况，以便动员更多侨胞投资开发抗日大后方。他自己率先带头投资10万铢，在云南边境兴建一个垦殖场。
蚁光炎先生坚决抗日的立场，早已引起日伪分子的注意，他们扬言要在蚁先生回泰国后暗杀他。亲友们劝他回避为上，蚁先生毫无惧色，对亲友说：“职责所在，怎能退却……大义所在，余岂敢以性命自私！”
1939年11月21日晚间，日伪分子终于下了毒手，指使凶手向蚁先生连开四枪，鲜血染红了曼谷耀华力路。一代侨领，壮烈为国捐躯。
蚁先生那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崇高的人格将永远留在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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