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乡的“粗”菜 :::

上海:王振科


住家附近新开了一家饭店,取店名“椰湾酒家”。就凭这“椰湾”二字,我便猜想可能是海南人开的,至少也与海南有点关系。果然,过了两天,从饭店挂出的宣传横幅上,我看到了一串颇有海南特色的菜名,首当其冲的便是我老家的文昌鸡。

按说,我应该去品尝一番,也算表示一下同乡之谊的。但我却提不起多大兴趣。因为凭这些年来的经验,我自以为在这四方汇集,五洋杂处的上海滩,是吃不到真正的海南风味的。就说文昌鸡吧,早些年由几家外资酒店从新加坡“引进”时,却已换了个笼而统之的名称曰“海南鸡”,细品之下竟说不出是什么味道,套用一句上海人的话来说,离真正文昌鸡的酥嫩鲜美“相差不要太远喔!”尤其是那蘸鸡肉的调科,竟如清汤淡水一般,只漂浮着少许姜末,略有些咸辣味而已。我记得我们乡间的调料是用鸡汤、姜末、蒜泥、香菜、尖头小辣椒,外加临时从树上摘下的青桔仔中拧出的桔汁泮和而成,集成、酸、辣、鲜于一身,可谓浓香扑鼻,色味俱佳。其实,吃文昌鸡最要紧的便是这调料,倘若调科不好,或者换成别的调料,那鸡肉再好也索然无味,文昌鸡也就不成其为文昌鸡了。

在外人眼中,文昌鸡无疑是海南的一道名菜。但在我们乡下,人门却视之为“粗”菜。其所谓“粗”者按我的理解,一是相对于山珍海味而言,鸡是农家自养的,家家都有,并不稀奇:二是相对于酒家饭店厨师们的精烹细调而言,它的制作方法也很简单,不需要什么高超的厨艺:三是相对于正规宴席的讲究礼仪而言,人们的“吃相”也不太斯文,“该动手时就动手”,图的是个痛快。这真是它的“粗”处了。但也正因为“粗”,便真正体现了农家生活的情趣:朴实、自然,随意、尽兴。这自然是上海那些洋酒家里已经“变态”和“异化”了的“海南鸡”所不能比的。

虽然如此,故乡的人们也不是经常吃鸡的,这毕竟已属于乡间待客的上品了。换言之,比它“粗”的菜还多的是。我现在还记得一味炒椰肉丝:从椰上摘下一棵椰子,用一种半圆的铃状铁器,将椰子肉刨成细丝、再染以少许海虾仔或咸鱼饭熟炒,把椰肉中所含的椰油都散发出来,便自然能闻到一股醇厚的椰子香味,而嚼在口中的椰肉丝,更是滑爽滋润,油而不腻,以之来佐食蕃薯粥、那可真是相得益彰,锦上添花。

此外,等而下之的还有咸虾酱、芋头茎炒竹笋等等,都是我们乡间常吃的;在有些人家,甚至是必不可少的。我说的“有些人家”指的是那些生活贫困者,虽然也饲养了几只鸡,却是为了拿去卖了换钱维持生活的,至于鱼肉荤腥之类,除了逢年过节拜公祭祖时买一点来“意思意思”,平时也难得一见。而“粗”菜则不然。像芋头茎和竹笋,农家都有,只需在瓮里用盐腌渍,随吃随取,不用花钱。但正是这类“粗”菜,却被许多流离异乡的海外游子们念念不忘,一旦说起便垂涎欲滴。那些回乡探亲的“番客”们,回到故乡就指名要吃这些“粗”菜,在他们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家乡风味。

我由此便想到,如果说乡愁不只是一种精神和情感,它也具有物质内涵的话,那么,故乡的“粗菜”便是这内涵中的部分了。它既产自故乡的土地上,又是故乡亲人辛勤劳作的结晶,更代表了他们曾经度过的艰难岁月。因此,它所唤起的就不只是对那种独特美味的回忆,更多的还是对故乡和亲人们的思念。所谓“精神变物质”,那些久别故乡的人们之所以觉得这些“粗”菜特别好吃,这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吧!

所以,我常与朋友开玩笑说:如果我是老板,我一定开一家饭店,就取名“海南粗菜馆”,专卖我们家乡农户们常吃而在别处又吃不到的那些“粗”菜,就请农家妇女来“主理”,力求作到原汁原味,使之体现出家乡的风土人情。这就好比北京人到纽约去卖臭豆腐,安徽人到上海来卖烤白薯一样。看起来,都是些“难登大雅之堂”,也“摆不上台面”的东西,但谁能说它们就不成其为“美食”,就不代表一种文化呢?这又使我想起梁实秋先生笔下老北京们爱吃的嫩黄瓜和新蒜头。周作人先生笔下绍兴的霉干菜臭豆腐和笕菜马阑头,汪曾琪先生笔下苏北高邮的咸鸭蛋和凉拌枸杞头……,说起来,他们都是云游四方,见多识广的文化名人,经他们品尝过的珍肴佳馔,中西美食亦可谓多矣,但他们还是对自己家乡的平常菜蔬情有独锺。这当然不是偶然的。除了与他们那种清心寡欲的性情有关,不是也反映了他们对各自家乡的一片赤子之心么?

当然,玩笑只是玩笑。像我这样吃了一辈子粗茶淡饭,既无本事又无本钱的穷教书匠,是不可能开什么饭店的。之所以在此胡讲一通故乡的“粗”茶,无非借题发挥,聊慰思乡之情而已,至于那个“椰湾酒家”,我还是想去光顾的,最好是约上几位同乡,于品尝佳餬的同诗,共同作一番口头上或精神上故乡之游,那也应当是寂寞生活中一大快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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