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喜儒/北京

近来胆囊炎频频发作，疼痛难忍，只好服药卧床。疼痛稍缓时，翻阅《泰华文学》，见目录中诸多文友的名字，不由起他们的音容笑貌。

泰华作家协会于 1992年秋和1998年秋，两度组团来中国访问，我陪他们登泰山，访曲阜，出阳关，去敦煌……，寻幽探胜，以文会友，朝夕相处，言谈甚欢。病痛中，这些美好的记忆，对于我的身心，远胜药石之功效。

1999年 10月5日记

四品司马攻

司马攻就象一杯特级西湖龙井，用温度适宜的虎跑泉水冲泡，静下心来细细品尝，才能知其色其香其味。

一品其人

司马攻不太爱讲话，更不喜欢出头露面。1992年他率泰华作家来访时，我说是初次见面，但他说不，一次是 1987你到泰国访问时，我们一起开过座谈会，一次是你领我们去见过冰心老人，这是第三次。我一时愕然，但仔细想，确有其事。他的记忆力极好，当年的一些细节他都一清二楚。只是他在人群中不显山露水，不言不语，所以我印象淡薄，没有记住。

他先后两次做为泰华作家代表团团长来访，在各地的座谈会和宴会上，他不能不讲话，但每次都惜话如金，从未发表过长篇演说。看得出他对这种类乎外交性的场面兴致不大，更喜欢三五朋友促膝夜谈。去年的丝路之旅，全部行程共十四天，而我们竟有十三天晚上畅谈到清晨两点。我本来也是个话语不多的人，但在他面前，话多得连我自己都觉得奇怪，就象面对宽厚温和的长兄，可以尽情地陈芝麻烂谷子，胡说八道，海阔天空，无遮无拦。

司马攻任泰华作协会长以来，积极组织和参加各种文学活动，为促进泰华文学发展，扩大泰华文学影响，加强与各国华文文学的交流出钱出力，呕心沥血。一个以商为生的人，在一个重商轻文的社会环境中，用很大精力做文学的组织工作，实在难能可贵，但他并没有居功自傲，仍时刻不忘泰华文学的发展振兴，不分巨细，事必躬亲，甚至连搬运行李，他都冲在最前面，拿得最多。

司马攻面色严肃，不了解他的人，以为他很难接近，其实他为人随和，心地善良。在敦煌宾馆的小商店，有个打工的小伙子，在T恤衫上画飞天出售。我们进出都在那里集合，一来二去就熟了。一天晚上，小伙子悄悄拿了一卷自己画的画，到司马攻的房间兜售，他临摹的佛像还说得过去，只是字不成样子，简直是糊涂乱抹。他这些东西，不要说买，就是白送我也不要，但在大家面面相觑，谁也没有买的意思时，司马攻却买了一张。司马攻懂书画，藏画甚丰，绝无看上这些粗糙习作之理，而是怕小伙子难为情，失望，才买了一张以示鼓励，其用心良苦，可见一斑。

二品其文

读司马攻的杂文《冷热集镇》，觉得这是学者的手笔。书中的百余篇文章都很短小精致，最长的也不到一千字，但却引经据典，言之有物，倘若不博览群书，厚积薄发，目光敏锐，笔锋矫健，是写不出这些谈天说地，评古论今，针砭时弊的文章的。

读司马攻的散文，感觉与杂文回然不同。文字简洁朴实，清淡流畅，感情真切细腻，如朋友谈心，家人聊天，娓娓道来，亲切自然。

但无论他的杂文，散文还是小说游记，都“常行于所当，止于所不可止”（苏东坡语），不事雕饰，自有风味，尤使我感动的是，他长期生活工作在泰国，但文字上读起来没有距离感，可见他是经常看大陆出版的书刊杂志的。我觉得一个作家，不论写什么，文字上都要讲究些才好。闻一多先生在《庄子》一文中说：“他的文字不仅是表现思想的工具，似乎也是一种目的”。文章的立意再好，但文字粗劣，如爵有沙子的米饭，难以下咽，谁愿硬着头皮，折磨自己呢？

三品其商

我对商务一窍不通，说“品”，显然是在说大话。但司马攻是五福染织厂有限公司及裕曼空房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祥通公司总经理，是个成功的企业家。

在我的眼中，他的举止言谈，儒雅温文，有谦谦君子之风，是百分之百的文化人，没有丝亮的商人气息，无论如何也想不至他二十一岁就投身商海，浮游大半生。在这次东南亚的金融风暴中，虽有损失，但并没有伤筋动骨，可见做为企业家的成熟和老道。

我一直想弄懂他是如何在谲波诡的商场上纵横驰骋，又在书斋中冥思苦想读书写作的？商场和文坛，这是两个毫不相干的领域，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把其中的一件事干好，就已大不易，而他却在商业和文学这两个舞台上实现了自己人生的价值，取得了成功。

我倒觉得，司马攻不妨写写商。他熟悉商界的生活，沉浸其中大半生，酸甜苦辣大概都尝过的，几十年的生活积累，一旦喷发，不难形成一道独特毫丽的风景。亦商亦文，以商养文，以文写商，岂不有趣？

四品其名

初见司马攻三个字，感到奇怪，不知为什么用这样一个充满火药味的笔名？复姓司马，还好理解，因含其本性，而且中国历史上不乏司马迁、司马光、司马相如等闪光的名字。日本有个写历史小说的大作家，就是因为崇拜司马迁，取名为司马辽太郎。但用一个攻字为名，不知何意？

查辞海：1为攻打。2除病、治疗。3指责。4通“工”，巧善于。5制造加工、引申为治学、用功。6坚固精致。查来查去，似乎只有第五解有点可能。

那时与司马攻不熟，不好意思贸然相问，以免失礼，过了好久，我才问司马攻，他笑着说，那里有什么深意？只是写文章时，想起了《三国演义》中的诸葛孔明坚守，司马懿率兵进攻，随意起了个笔名而已。原来如此简单，但却害得我好苦。

品来品去，虽不能说无所得，但其色其香其味，还仅是皮毛而已。何时把为商的马君楚，为文的司马攻两者完全重叠在一起才能进入范仲淹的佳境：不如仙山一啜好，冷然便欲乘风飞。

梦莉的世界

在北京京伦饭店，不少人跟着她，围着她，想与她合影，想叫她签名。她一再否认自己是琼瑶，人们就不信，甚至有人颇为自信地说，你就是琼瑶，我敢肯止，别骗我，弄得她哭笑不得。

我没有见过琼瑶，不知像不像，但琼瑶小说的缠绵悱恻，梦莉散文的婉约哀怨，确有几分相似之处。追星族穷追不舍，并非空穴来风，是对她气质风度的一种认同。

有人说梦莉是泰国的“阿信”。这种说法也对也不对。说对，是因为她有阿信坚忍不拔的精神，创办了自己的公司，成就了自己的事业。说不对，是因为她在创业初期，到处奔波时，就不仅仅是为了走出家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还有一个浓得化不开的中国情结。在中泰建交之前，两国还不能直接进行贸易时，她为了帮助中国与泰国开展贸易，冒着政治风险，克服通过香港转口的重重困难，坚持不懈地开拓市场，把中国的船机产品引进泰国。她成功了。八十年代后期，她经销的中国齿轮箱，一度占泰国年销售量的70％。一些日本美国的商人也希望她能代理，但她拒绝了。

可能她的精神感动了天地，所以进入了心想事成的佳境。去年我陪他们去兰州之前，她对我说，她到过北京、杭州、上海、无锡、福州等生产船用陆用柴油机电动机齿轮箱的厂家，但没去过兰州电机厂，这次想顺便去看看，只是来时匆匆忘带了电话，届时请帮我打听一下。

在兰州机场餐厅，我问当地陪同兰州电机场的电话，邻桌一位正在吃饭的女士突然插话说，我就是电机厂的。原来她是这个工厂的外贸处长，因出差在这里就餐。偌大个兰州，茫茫人海，竟有这样巧的事，岂非天意？

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她喜欢吃烤白薯。有朋友去泰国，带给她一袋烤白薯，她舍不得吃，放在冰箱里每天拿出一小块细细品尝。她说泰国的白薯水分大，糖分少，不好吃。在敦煌的一个小胡同里，我发现有卖烤白薯的小摊，买了几个大白薯带回宾馆。她很高兴，马上分而食之。敦煌干旱少雨，日照时间长，白薯格外甜，格外面。她吃得很开心，说你到泰国，我要请你喝最好的鱼翅羹。我说，那我一定保证烤白薯供应，但我第二次去找烤白薯的小摊，却没有找到，所以成了空话，而我去泰国时，她却请我吃了两次堪称最美的鱼翅羹。直到如今，我还欠着她烤白薯。

梦莉的散文，多梦，多哀愁，多感叹。夜深人静时，她常常回忆起充满苦难的童年，人生的坎坷劫难，青年时代的孤独无奈……。她那含着泪水的倾述，造成一种诗的境界，一种淡雅朦胧的气氛。我希望她走出自己苦涩的天地，走出自我，接近人，接近大自然，大胆地欣赏，赞美和追求。

梦莉的世界是丰富的，多元的，有商有文，有诗有画，有现实有梦幻，有月光有云雾，有淡淡的哀愁，有绵绵的思念……，但是多彩的，美丽的，值得留恋和质赏的，恰如罗洛先生赠梦莉诗云：

如兰如馨，如菊之英，

如画无声，如诗无形。

“白令海”新解

记得是在北京去济南的火车上，正准备入睡时，突然闻到一股酒香。我们坐的是软卧车厢，四人一室，上下两层铺。我看了看我们的房间，无人饮酒，于是寻而去，见白令海在另一个房间的上铺，盘腿而坐，身边放些简单的下酒小菜，自斟自饮。房间里灯光暗淡，加上酒香和车体有节奏的摇动，自有一种出神入化的意境。他目我饶有兴趣地望着他，以为我也尝酒，邀我对饮。但我素来与酒无缘，不要说白酒，就是杯啤酒，也能把我打翻在地。他见我滴酒不沾，大失所望，遗憾地摇了摇头。酒是火，可以点燃激情和热血。酒逢知己，毫饮高歌，才是最佳境界。一个人喝闷酒，大概是没有多大意思的。但同行的泰华作家，除白令海深爱杯中物者，他只好独酌，颇为寂寞。

吉人自有天相。一路行来，不但宴会上常常遇到善饮的中国作家，使他自然地成为全团斗酒的勇士，一展身手，就是就餐的饭店酒楼，如曲阜的八仙阁，南京的醉仙阁，都充满了浓郁的酒文化的氛围，使人想起杜甫的“酒渴思吞海，诗狂欲上天”的豪言壮语。

但白令海喝起酒来，脸不变色心不跳，温文尔雅，高深莫测，使人望而生畏。他酒德甚佳，喝得文明，喝得斯文，喝得恰到好处。看他喝酒，简直是欣赏一种艺术：止于陶陶然，飘飘然，但绝无昏昏然醉卧不醒之态。

登泰山那天，雨雾瀰漫，山风刺骨，我穿毛衣还瑟瑟发抖，而白令海只穿了一件短袖衬衫，不知他体内储存了多少可驱寒的酒精。

一次闲聊时，我问他，你生在鸟语花香的泰国，为什么用多风暴雨雾，冰天雪地的白令海做笔名？莫非因为喜欢鲸鱼、海豹、海狗而爱屋及鸟？他大笑说，我这三个字与白令海毫无关系。白者，白酒也。海者，海量也。令者，酒令也。看来他雄心勃勃，非超过嵇康、阮籍、刘伶、陶潜、李白不可。

去年访泰，没见到白令海，听司马攻说，他在养虾。我想他养的虾，肯定是活蹦乱跳，鲜美绝伦的，因为是天然醉虾。

怀念曾天

去年访泰，得知曾天病故，心中凄然，为失去一位文友而悲伤。

初识曾天，是1987年访泰时。他身体魁梧，声如洪钟，热情奔放，满身洋溢着诗人的豪情，1992年他参加泰华作家团专访时，我发觉他的身体大不如以前。他大量饮水，动则虚汗如雨，且情绪亢奋焦躁。我没有细问他的疾病，只是在生活上尽力照顾他，减轻旅途劳顿。

曾天回泰国后，写了十几篇文章，刊在《新中原报》副刊，详细记述了旅途见闻。其中有一篇文章是专写我的，赞扬我正直热情，细致周到，认真负责，是“最好的全程陪同”，“工作无懈可击”，总之，说了许多好话。

说我工作认真负责，我不否认。因为泰华作家朋友组团来访一次并不容易，做为东道主，应该在食宿交通方面尽最大努力，使朋友们住得舒适，吃得香，行动便利，同时要考虑到他们是作家，不是旅游团，回去要写东西，所以在日程安排上要丰富，要有文化文学。但要说“无懈可击”，则不敢当，因为不仅有“懈”，而且不小。

1992年时，在中国旅行还不象现在这样便利，尤其是坐火车，是令人头疼的事。一是车票难买，二是行李难运。我们是乘九月九日凌晨一点的火车去济南的。泰华作协的朋友带了许多书，以备餽赠各地作家，行李非常重。让他们扛着箱子过天桥地道上火车，显然是不现实的，只能托运，但我托运，但我押着行李提前到车站办理托运时，人家说短途火车不办理，没有办法，只好临时决定由车站的红帽子将行李运到月台，我们上车后再搬到车厢里。

我乘车口东方饭店，接泰华作家上车，走进月台，没有看到行李，头一下子大了，急忙寻找。原来红帽子把我们的行李放在了月台西面，而我们乘坐的软卧包厢停带东面。月台很长，上车的，送站的人很多，再加上开车时间很快就要到了，急得我满头是汗。幸好那天栾文华，李锦琦来送站，我们三人象演杂技一样，手忙脚乱带吆喝，总算在开车前把行李弄上了车。

着急上火，再加上出汗受风，到了济南，就觉得肛门又痛又痒。我无痔疮，所以也没在意，但到了上海，肛门肿胀难忍，连坐不敢坐了。在街上买了点药，胡乱涂上，但毫无用处。到达广州时，越发严重，只能头朝下躺着，肛门火辣辣地疼，里面好象长出个什么东西来。

曾天看我面色憔悴，走路迈不开腿，问我怎么回事，我实情相告，他马上给他在广州当医生的弟弟打电话，叫他当晚到白天鹅宾馆来，并叫我在电话里详细介绍了症状。晚饭后不久，曾天的弟弟就带着药箱和医疗器械来了，为我做了认真检查，诊断为内外痔，并留下了许多消炎清火的药。在泰华作家朋友归国前夕，炎症已经得到控制。但从此落下了病根，一着急上火就犯，所以外出旅行时，少不了带些有关药物。

曾天回国后来过几封信，并寄来了他的访华文章，后来就断了音信，但我以为他忙于生计，著述，无暇写信而已。去年访泰时，本想当面好好谢谢他，没想到他已乘鹤西去。

常言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而我却连感激的话都没有机会说了，心情黯然，只能以这篇小文，寄托哀思。

作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理事、作家、翻译家，出版翻译作品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