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冰心老人（上） :::

陈喜儒/北京

（一）

1980年9月，中国作家协会组派作家代表团到日本访问，团长是巴金，副团长是冰心、林林、团员是：艾芜、公木、草明、杜鹏程、敖德斯尔、邓友梅。当年巴老76岁，冰心老人80岁，为了照顾两位老人的生活起居，巴老女儿李小林、冰心老人的女儿吴青随团出访，而我是随团翻译。全团十二人，不仅有德高望重、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的大家名家，还有四个年轻人（包括现任中国作协副主席邓友梅先生）同行，所以生机勃勃，笑声不断。

中国作协机关历来有个好传统，就是从不称“官衔”，不管年龄大小、职位高低、成就如何，一律称同志，如果有人称某某主席、某某主任，会遭到白眼。但我们这个团，与众不同，大家称巴金为巴老，冰心称巴金为老巴，巴金叫冰心大姐，小林叫冰心姑姑，而吴青称巴金舅舅；全团充满了生活气息，家庭般亲切氛围。

我们这个团，是中国作协恢复以后派出的第二个大型访日代表团（第一个团是1979年5月，以周扬为团长、欧阳山为副团长、梁斌、姚雪垠、冯牧、杨沫、柯岩、林绍纲为团员的中国作家代表团），上上下下都很重视，出国的前一周，全团就在北京集中，开了好几次会，请夏衍、孙平化等有关专家介绍日本情况。记得夏公最后说，你们几个年轻人，主要任务是照顾好两位老人，他们是国宝，不能有任何闪失。又指着巴老和冰心说，你们要对他们施行一点强制，要管住他们。年纪大的人，有一种老毛病，就是不服老。我曾陪过沈钧儒老先生，他就不服老。他走得快了，你说身体真好，他就来劲了，走得更快。他走得慢了，你说还是慢点儿好，他以为你嫌他走得慢，马上加快脚步。人啊，一到这个年纪，就像小孩子一样，争强好胜，这也就是所谓的返老还童吧。吴青对我挤挤眼说，这回好了，有了夏公的上方宝剑，咱们要对他们严加管束。

出访前的准备工作，做得细致充份，包括赠送的礼品，也是全团民主讨论决定。当时巴金从上海带来了程十发、唐云、陈秋草等名家的画作，艾芜从四川带来了十几幅书画，作为代表团的礼品。全团集中在北纬饭店的一个房间里，一幅幅看、选，决定送给谁。屋子小，没地方坐，大家都站着。七嘴八舌地品评，热闹得像市场。当艾芜老拿出一幅猴子时，冰心老人连声说好，这个好，这只小猴子活泼可爱，机敏灵活，今年又是猴年，干脆别送日本朋友，送给我吧！逼得哄堂大笑。

大家选完画后，觉得数量不大够，尤其是我们到达日本的第二天，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将在首相官邸接见全团，送什么礼品，颇费踌躇。后来是冰心老人找吴作人先生要了一幅，由萧淑芳画的花卉，由吴作人题字，题目为《友谊之花》，送到荣宝斋裱成册页，送给太平正芳首相。

出发那天，巴老和冰心老人坐在一等舱，我们坐在经济舱。一等舱供应各种点心、糖果、饮料。冰心老人招手叫我们几个年轻人过去，指着酒说：“这小香槟酒不错，喝几口吧。”我滴酒不沾，只喝了一点点，冰心老人笑道：“瞧你，怎么像小孩子喝药似的，大点口。”那时两位老人身体精神都很好，每人手里一杯红葡萄酒，边喝边聊。

冰心老人说“二十年前，也是坐在这个位置上，那时还有李季，可惜他不在了。”李季当时在作协主持工作，上个月突然病故，老人家写了一篇《不应该早走的人》悼念他。巴老看她神色黯然，转移话题说：“咱们这是第几次一起出访了？一次去印度，一次去苏联，一次去日本。在日本时，人家送你不少礼品，你都分给了大家，人人有份儿。”

冰心老人抬头看了看我的领带说：“你的领带太素了，年轻人，鲜艷些才漂亮。你看看老巴的领带，多好看，”李小林说：“爸爸的领带全是红的。”冰心老人拍了一下巴老说：“人越老，越爱美。”巴老说：“你还说我，看你那毛衣，比吴青的漂亮多了。”冰心老人忍不住自己也笑了起来。

在京都岚山周恩来总理诗碑前，大家献花默哀、摄影留念后，冰心老人在诗碑下捡了几颗石子做纪念。回到日本式茶室休息时，冰心老人望着对面山上一簇簇盛开的樱花，山下奔流不息的大堰川，挥笔疾书，写下了一首悼念周总理的诗：参谒总理诗碑，谨步总理《大江歌罢掉头东》原韵。

高歌直下大江东，

力挽狂澜济世穷；

仰首默吟低首拜，

岚山一石一英雄。

冰心，1980年4月10日

巴老接过来唸了一遍，说写得好。陪同我们的日本戏剧家依田义贤先生要求冰心老人写给他留念。身边没纸，也没有毛笔，冰心老人就把这首诗用圆珠笔写在随身携带的周总理诗集扉页上，送给依田义贤先生。

4月11日下午，东道主在京都会馆举行纪念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日文化演讲会，巴老讲了《我与文学》，冰心老人讲了《我与小读者》，林林先生讲了《中日文学交流随想》。巴老的讲稿是旅途中写的，林林先生的讲稿是在国内写好的，独独冰心老人，即席讲演，没有讲稿。她站在讲台上，面对几千名听众，不慌不忙，娓娓道来，如拉家常，亲切自然，赢得了阵阵掌声。

回国后，我根据记录整理出一篇三千余字的文章，发表在湖北《艺丛》杂志上。我把原稿送给老人订正时开玩笑说：“没想到您老人家还杰出的演说家，出口成章。这篇讲稿，我只是照当时的记录往下抄，根本用不着取舍整理，很快就弄完了。”老人得意地说：“别忘了，五、四运动时，我可是协和女子大学学生会宣传股股长。不过，我得感谢你，你为我记下了一首诗和一篇讲话，不然，我可一无所有啊！”

（二）

1980年5月11日下午，我陪冰心老人外出办事，同乘一车。她指着身边的吴青说：“她是个野猫，管九家事，不管在那里，看到老鼠就抓。她小时候，经常挨打。为什么打她呢？她调皮、不听话。一问功课，她好像全会了，其实不会。比如语文吧，叫她读课文，她读得很流畅，但用一张纸，中间挖个洞，一个字一个字问，她就不认得了，说明她没有真会。我三个孩子，就她叫人操心，也不知道她性格像谁？”吴青说：“像娘呗。”

老人问：“最近写文章没有？”我说译了几篇散文，有的已经发表出来，其中有一篇是水上勉先生的文章。老人说：“这篇我看到，里面引用禅宗六祖慧能的偈诗有误。“说着在一张纸上写了八句：身似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原来我在引用时，把菩提本非树，写成了“本无树”。我说这张纸条给我吧，将来出集子时一定改过来。

老人说：“你好像很忙，好几次打电话都找不到你。”我说近来小孩总是发烧，抱他跑医院。老人说：“弄点鲜芦根熬水，常给他喝点，可以清火。这种水不苦，不用灌。稍放点糖，孩子更爱喝。你试试看，很管用。”

说到这里，她想起了丁玲：“我去看了丁玲，她精神很好，我很高兴。出国前，我给医生打电话，问丁玲手术的情况。我对医生说，有什么说，都可以跟我说，我不会告诉丁玲的。其实手术早就该做了，一直拖到现在。发现瘤已经一年了，孩子们不同意做，陈明也拿不定主意。医生主张做，肯定有他的道理。我劝了好几次，总算通了。我回国后，又详问了一次。医生是我的老朋友，他讲手术很成功，没有什么问题，我总算放心了。什么时候我得去看看医生，谢谢人家。“

（三）

1980年10月10日，我去北京医院看望冰心老人。上午吴青来电话问我一个日本的人名字，因是英文译音，我没有查到，就顺便带了本日本人名辞典，请她自己查。

老人住在北二层204号房间，吴文藻教授、吴青和陈恕夫妇都在病房 。吴先生正在劝冰心，好好养病，不要着急，这里条件好，回到家里吃药打针都不方便。我走上前与老人握手。老人躺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脸色苍白，两手又干又瘦，说话有气无力，两个月不见，我几乎不敢认她了。

四月中旬从日本回来后，老人得了脑血栓，偏瘫在床，好不容易治好了，但行动迟缓，走路困难。老人刚强，练习走路，但因太急切，不小心跌倒，大腿骨折，动了手术，用钢钉把骨头接上，医生说癒合得十个星期。老人整天卧床，生活不能自理，心里着急。

老人问：“咱们作协最近怎么样？”我说事挺多，很忙。老人说：“听说你从日本回来写七、八篇文章。大家都写了，就我没写。巴金回来也写了不少，发在香港。”我说：“记得看到您一篇《光辉灿烂的虹桥》，是写鉴真和尚的。现在养病要紧，不要想写文章的事了。我本来早就想来看您，但在日中文化交流会报上，看到井上靖先生到您家做客的照片，您很精神，以为您早好了呢。”

老人说：“那时是好了，可谁想到又跌了一交。”说着叹了口气，“我家很小，又破，本来不想叫外国朋友来，但他们非要来看看，没辨法，来就来吧。后来陪同他们来的同志说，没想到你的家这样小，感到很惊讶。实际上就是这么小嘛，有什么辨法？”

我多次去过老人家，那是学校宿舍楼的单元房，好像是三间，但面积很小。我说：“您的写字台很小，像个学生用的双人课桌。我第一次看到那张小桌时，既惊讶又感动。您就是在这张小小的桌子上，写下了天下传诵的文章。”

老人说：“那是人家厨房里用的桌子，我的屋子小，摆不下大桌子，就换来了这张小桌子写东西。”我说：“您的小桌子、小房子，可比那寸草不生的广厦华屋有价值。”老人苦笑道：“这样也好，可以留给你们将来写文章。”

与老人告别出来，吴青说：“赵丹就住在210房间，昨天病故。他生前说，不开追掉会，不搞遗体告别，把骨灰一半埋在日本聂耳墓边，一半撒在江河，希望开个书画展。他还说，我是个演员，应该给人们带来欢乐，不要放哀乐，要放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的曲子……”

我说：“这些别告诉老人家，免得她难过。”

（下期续完）

作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理事，作家、翻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