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留得声名万古香 :::

──深切缅怀姚宗伟先生          周新心/广州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八日，奉泰国汇川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胡玉麟博士之召，赴泰述职。由于公务在身，时间有限，未敢惊动泰华诸位文友，但因知姚宗伟先生福体欠安，特别抹冗于十日登门探望拜访。我没有想到、这竟是与姚先生的最后一面；而十二月二十三日飞回广州那一天，我更没有想到，姚先生竟于是日与世长辞……！

惊悉噩耗已是二月底三月初，急急致函姚太太表示深切悼念和慰问，之后，便一直难以摆脱笼罩于心的沉痛悲伤，几度执笔都难以成章。数月来，与姚先生生前接触交往的一幕幕，不断在脑海中出现，我反复翻看与姚先生一起活动所留下的一本本相簿，睹影思人，哀痛难抑。我多次从书架上取下姚先生惠赠多部遗作，虔诚再读，重新感受他的文思诗情，为泰华文坛失去这位才子作家而惋惜无限……

自一九八五年与泰华文坛有所接触之后，早闻姚先生大名，但却至一九八八年九月泰华写作人协会代表团访问广州时，才有幸拜识。当时团中各位代表，惟姚先生新知，但因先生随和亲切，朴实慈祥，数日陪同，已如至交。先生访粤期间，一路豪情一路诗，临别赠我大作十首，拜读之下，对先生慧眼激情、敏思捷笔，敬羡不已。

此后，姚先先与泰华作协诸文友数次来中国参加重要的文事活动，我都有幸参予或陪同：如一九九一年十一月陪同他们一行游厦门并拜访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随后赴汕头大学等单位举办的“海内外潮人作家研讨会”。一九九二年九月，他随泰华作协代表团访问北京、山东、上海、南京后经广州，除集体活动外，他私下邀我陪他到医院探望秦牧老师。一九九四年初我应泰国华侨报德善堂之聘到该堂服务，至一九九七年七月辞职回国，这三年半中，由于职责所在，公务繁忙，与泰华文坛的联系不多，唯独与姚先生贤伉俪交往最密。先生住素坤逸五十五巷，我具住七十七巷，有时得暇，周日拟往泰华作协时，先生总偕同太太驱车绕道来接我，同去同归。九三年和九七年马来西亚作家爱薇女士两度到泰国与我相聚时，先生和太太也用专车陪我同游，邀我们到他府上坐谈。先生多次宴请来自中国的北京大学李润新、云南大学谭君强，和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栾文华等几位任泰国几所大学的教授时，也总不忘邀我作陪。先生有暇也多次到报德善堂我办公室来叙谈。与先生数年之间，交往日深、友谊诚笃。

姚先生是一位非常厚道、谦逊的人，无论学识或年龄，他都是我的前辈，我一直尊称他为“先生”，而他却常称我“新心姐”，令我闻呼汗颜，已很稔熟和再三请求，他都不肯改口，可见先生对人之善意和尊重。在泰国这几年，正是他创作硕果纍纍、频频出书的旺盛期，承蒙他错爱，有些作品，初稿总向我征询意见；有关他出版《散文选》一书的编辑方案，也多次找我商榷。我愧不敢当，但由此却能先读为快，且得到一次次良好的学习机会，可以说，对泰华文友的作品，姚先生的大作我读得最细最全，也写了几篇读后感。他的短篇小说初稿，我也仔细拜读，如实向他提出一些拙见，他都十分谦虚和细心听取，做了认真的修改，个别篇章，甚至由此否决。姚先生学养深厚、积累丰富、技巧精炼，这些年创作成就日新月异、更上层楼，在中国、在亚细安华文文艺营、都有作品获奖。但他对我这个不成器的普通文学爱好者，却是这般不耻下问，教我感动之余，对其虚怀若谷不由得肃然起敬。

姚先生晚年的创作热情，诚如李润新教授所说，是达到了“爆喷”的现象。他自小就有一个文学梦，四十年代青年时期也曾在文坛上显过身手，崭露头角，可惜，生活的重担，成家立业的责任，使他不得不压制往满腔的创作热情，割爱搁笔。但他心中文学的火种从未熄灭，故虽“卅载从商贾，劳形卷未开”，但他却身在商场，心系文学，书本的书是少读了，却极其认真地读了社会大学这一本无字的大书，为创作做了积累生活、库存素材的充分准备。七十年代末，事业稳固、子女长成，他毅然提早退休，不是为“投闲置散”而是为圆他那挥不去、斩不断的文学梦。当他以息肩之身，获得“老至多闲昼”，能心无旁骛地重新掀开书本，“饱读书、博读书”，并再次执起久辍之笔，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时，他是多么的欣喜雀跃，他那久埋心底的创作热情，就像地下的岩浆般奔突喷射，一发而不可收。他雄心勃发，老骥伏枥，勤耕力作，开创了自己的文学第二春。只消看一看他自八十年代以来出书的日程表，就可一窥他这个文学第二春的繁荣景象──八十年代十年中，他结集出版了《湄滨吟草》、《寄园诗稿》、《欧游见闻录》、《东游随笔》、《瓦罐里开的花》五部书，体裁有律诗、游记、散文。而九十年代前期又出了一部散文集《春暖》，中期以后，他更是一年一书：九六年的《散文选》、九七年的《短篇小说》、九八年的《文集》、九九年的《杂文集》，年年有新作问世，且体裁由散文扩展到小说，杂文。这种创作和出版的记录，在泰华作协中，除司马攻先生外，姚先生应是第二人，其创作成就由此可见一斑。

姚先生于广大读者之可贵之处，不仅在于作品数量之多，还在于美文佳作葱笼。他的散文，十分诗化、卓然成家，独树一帜，早已在国内外佳评如潮、多次获奖，立于世界华文文学的精品之林，完全可以当之无愧。他为泰华文学争了光，也为世界华文文学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他虽自谦是“老人的自性文学”、“我手写我心”，但读者不难感受到，他的作品之所内涵那么深刻、意蕴那么丰富、文笔那么挥洒、意境那么高超，除了众所周知的他有厚实的古典文学根基、有丰富的社会人生阅历、有擅熟的文字技巧等创作要素之外，其作品之所以感人至深、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和较高的审美价值，应是他寄托于作品中的那两颗滚烫之心——一颗家乡心和一颗侨乡心。这既是他创作的源泉，也是他作品的灵魂，他总是“吐人所不能吐之情”，实是“我手写我心”。加上他创作的认真严肃，他灌溉作品之花用的不是水而是血，似这般用心血凝成的作品，焉能不成为“吟咏留古今”的佳作呢？

“文章到老醇”，正当姚先生创作高潮迭起，人们期待着读到他更多好作品之际，他的身体出现了异状，自一九九六年开始，他食欲不振，日见消瘦，我很担心他受甚么病魔的侵袭，但经多番检查却未发现可确认的病症，经他太太的悉心调护，终算安然无事。我深谙他限于精力未能实现更大的创作计划那种无奈的心情。九七年回国后，先后收到他寄赠的小说集和杂文集，真为他对文学的那份苦恋和坚韧所深深感动。九九年底那最后一面，他已是有气无力，连说话都心有余而力不足，望着他比划着双手，说不出话的孱弱之状，我辛酸几欲涕零，未敢久扰，不得不依依而别。现在重读他最后一本杂文集，这二十八篇短文，从内容来说，诚如《泰华文学》总第五期发表他的杂感两题编者按所言：“……他在患病期间，脑子所“感想”的，所“思维”的，不是个人的病危，个人的生死，而是国家的经济危机、霸权国家的横行、人类的人性问题……这是何等的高尚与可贵呀！”从写作的日期上看，他己在病痛日益加重中，仍不肯放下手中的笔，长的写不了，短的却不断，而且还抱病勉力结出最后一个集子。姚先生之于文学，真可谓“春蚕到死丝方尽”了。

可惜天不假年，不能让他健康长寿，为泰华文学乃至世界华文文学的宝库再增添更多精妙完美的新蕾奇葩，此实是广大读者的巨大损失，宁不教人扼腕叹惜！

安息吧！姚宗伟先生，您的佳作芳名，将天长地久，永留人间！

2000年7月18日于广州

作者：中国广州泰华文学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