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協”是我最溫暖的家
夢 莉
我的文學創作，開始是孤單單的在靜夜偷寫，沒想到后來變成公開的在文壇上露臉。更沒想到還當上了泰國華文作家協會的副會長，并且還連任了八屆！
泰華寫作人協會，正式成立於一九八六年，那時我已加入了“作協”。一九八七年十二月應香港“文學世界”犁青先生之邀，和方思若、何韻、嶺南人、白翎、范模士赴港開會。由此認識了張香華、劉湛秋、周明、曉鋼。
一九八七年，先后由中國來泰國訪問的兩個作家代表團，和泰華寫作人協會?行座談會，我也參加，從而認識更多的文友。
一九八八年，泰華寫作人協會理事會改選第四屆理事會成立，我榮幸被選為副會長，（會長方思若、副會長還有司馬攻、嶺南人）。
我被選為副會長，使我甚感不安，文壇許多老前輩，副會長怎輪到我？況且我又是個女性。我真為我的這名副會長感到擔憂。但已經成為事實，就只得戰戰兢兢的當上了這名副會長。從此下了決心要為“協會”做點事。
八十年代，我的業務特別忙，經常去中國洽談商務，可是；人在國外心中卻掛念多多，寫作人協會的會務和文友們也是我牽掛之一。
當時我在商務，事務之余，（其實，這點“余”也是擠出來、偷出來的），來參加“協會”的活動，另一方面還在深夜里看書寫作。
我不會忘記，文友們對我的鼓勵支持和愛護，司馬攻也是其中之一。
司馬攻不但關懷我，對其他文友也很關心。尤其對“作協”付出的更多、更多。
一九九○年四月，泰華寫作人協會屆滿重新改選，結果司馬攻被選為第五屆會長，在第一次理事會上，他提出要把“泰華寫作人協會”改為“泰國華文作家協會”。
當時理事會的理事既有贊成，有不同意，也有的不表態，不過公開發言的很少，只是在私下滴咕。
司馬攻見狀便立刻作了解釋，他說：“我不是想當第一屆泰國華文作家協會的會長，而是目前世界華文文學的潮流所趨。‘寫作人’這個名詞是以前星、馬各地的文學團體采用的，泰國也跟著用這個名稱。現在星、馬各地的‘寫作人協會’都改為‘作家協會’了。為了適應潮流，和方便與其他國家的華文文學團體聯系，所以，我才有這個建議。我不是好高騖遠，確實有這個必要。”
經過他一番解釋，理事們也表示贊同，記得當時司馬攻還鄭重其事，要同意的?手，并由秘書白翎記錄。
說實話，有關“協會”改名的問題，起初我也猶豫不決，因為我怕成為“作家”，后經司馬攻語重心長的解釋，我才?手贊成。
那次理事會，是在是隆路龍鳳酒樓三樓?行的。
當時，“作協”還沒有會址。司馬攻曾對我說：“泰華文友應該有自己的家”。
一九九○年，大概是年底吧，司馬攻約我和靜華姐還有白翎吃午飯，飯后，他說帶我們去看個地方。
他說的“一個地方”，就是目前我們“作協”的會址，當我們到了拉瑪戲院三樓一間房間的門口，門上鎖，司馬攻要白翎把門打開，只見里面空洞洞，沒有一件家俱，黑斑斑的墻壁，破舊的塑膠地板。司馬攻說；這是作協的會址。當時我吃了一驚，“會址？”我疑問：“怎么沒聽你說！”
司馬攻笑說：“除了白翎，誰也不知道，我請白翎作代表，租下了這間房間，合同也簽好了。”
我說：“作協會址要開會通過嗎？”
司馬說：“當然。因為這間房的公司剛搬走，二樓的張鐵筆先生從許伯侯兄得知作協在找會址，便馬上通知我，為了怕給別人租去，便決定租下來，等裝修布置好，再在此補開理事會通過。
一九九一年一月，泰華作協在“新址”開會。理事們都很高興，泰華作協終於有了會址。
文友們已有了自己的家，接觸的機會也多，相聚的時間也長了。
在泰華作協沒有會址的那段時間，幾次“作協”開理事會，初期總借用新中原報的會議廳，后來又改在酒樓?行，每次會議結束后便各自離開。
自從有了會址，每個星期天，總有十幾廿位文友到作協聚會。每次開理事會，會議結束之后，總是會終人不散。理事、文友仍留下來聊天。
對我來說，從“作協”有了自己的家，由於接觸多了，使我對好多文友有了更多更深的認識和了解，以前有些陌生的文友也成了知已。
泰國華文作家協會，依章兩個月開一次理事會。但由於每個星期天，泰華作協的主要成員，文壇主力都在“作協”會面，因此，泰華作協的運作，就比較敏捷及時。
五年前，欣逢二○○○年千禧年之慶，也正好是泰國華文作家協會成立十五周年，泰華作協出版了一套叢書。
《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
出版千禧年文叢的計劃，是司馬一個星期天在作協聚會的時候提出來的，便立刻得到多?理事的支持。
《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共收進了三十二位文友的三十二個單行本，從構思到出版，只化了四個多月的時間，這除了歸功於司馬攻、陳博文、白翎、黎毅、老羊、洪林、倪長游、曾心、林牧、陳小民、馬俊嘉等十位編委的勞力，以及文友們的大力合作外，作為編輯中心的作協會址，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作協”有了會址，星期天有空我便會到“作協”。但后來一段頗長的時間，我極少到“作協”。
七年前，我外子患上了肝癌，我內心焦慮萬分，除了安慰他、照顧他，經常陪他跑醫院看醫生，也經常赴北京、上海、昆明、廣州，等地去治療。
隔年，次女小燕──就是我在一篇散文中提到的《我家的小院長》。也同樣不幸的患上了癌癥！當時，家中有了兩位患上絕癥的人，我神魂俱亂，心如刀割，感到撕心的悲痛！我想；老天何其殘忍要這樣加罪於我……
二○○三年，外子謝世，繁重的業務擔子，以及種種難解的問題，排山倒海的壓得我幾乎倒下。
不到一百天，這個可怕的日子終於到來了。我的愛女，我最最疼愛的女兒也離我而去，隨他父親相繼去世與我永別了！我更是痛不欲生。為什么最苦最不幸的事接連落在我身上，我的精神差點崩潰，終日憂傷憔悴。
當時剛好中國作家協會書記張鍥先生蒞泰訪問，他通過文化參贊先給我來電話，后來也親自給我聯系通了電，可我竟精神失控，在電話中失聲慟哭，從來，我不曾這么失態，或失禮。至今，我仍滿懷歉意，當時由於過度悲傷，話都講不出來。以前我幾次到北京，他都很熱情的宴請我，這次他的到來，湊巧碰到這個情況我不但沒盡地主之誼，連一句客氣話都無法說，現在回想起來，還總是耿耿於懷。
在這種心境下，我那有時間和心情去“作協”！強烈的悲傷，突然使我記性極差，很簡單的事，有時思索了半天，就是記不起來。文章更是很久都沒寫。我曾對司馬攻說：“我有負於作協和支持我的文友……
司馬攻安慰我：“夢莉，你別想得太多，朋友們會理解你，目前你主要是：身體第一，業務第二，作協就放在第三、第四吧。”
兩年來，煩人的事雖然接踵不斷，但情緒稍為穩定，業務還是忙忙亂亂。近來，我又走進了作協，星期天抽空到作協會會文友。
進了作協，心情便會舒暢一些，聽文友們的高談闊論，歡聲笑語，煩心惱人的心思暫時驅散，心境也豁然開朗。
這次泰華作協為了慶祝成立二十周年，及泰華文學八十年雙慶，除了開會慶祝外，還要出版《泰華作協二十年》專輯。
司馬攻非常注重這個專輯，除了請黎毅兄負責編務外，他在作協總向文友們催稿，討文。就是沒向我要稿！
我了解司馬攻不敢向我要稿的原因──他知道我特別忙，近年血壓又很不正常……
馬司攻不向我催稿，反而增加我的內疚！於是，憑我瑣碎的記憶，零零亂亂地寫了一些我和“作協”的往事，算是向作協交稿，也以此向文友們作個交代。
雖然我很忙，但文學還是我的最愛。
雖然我認識的人多種多樣，但文友是我的最知己。
雖然我到過不少地方，但作協是我最溫暖的家。
二○○六年九月於湄南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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