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莹（泰国）
东南亚华文文学中的乡愁元素及相关思考
一 东南亚华文文学中的重要文化母题
1 问题的提出
海外华文文学，是指中国大陆及台港澳以外的国家和地区以汉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它是中华文化与它族文化于中国境外交汇融合中的一种既传承又创新的文艺表现形式。海外华文文学虽然存在已久了，但被学界关注仅始于上世纪80年代，而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理念的形成却是90年代的事情了。1993年6月在广州暨南大学召开了一次陆港台“海外华文文学机构负责人联席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首次确立了推进创建海外华文文学学科的全面共识。2002年5月，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成立，暨南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饶芃子教授当选为首任会长，国家层面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机构正式登台亮相。
我们都知道，饶芃子教授曾任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暨南大学副校长、学校学位委员会主席等职，她同时也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副会长，在文艺学、比较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等领域建树甚高。去年7月她与中国另一位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生导师杨匡汉教授共同主编出版了《海外华文文学教程》一书。这是目前为止，该领域最权威的教科书之一。在这本书里他们对海外华文文学进行了条块分割的剖析研究，其中有东南亚和东北亚华文文学──在这里主要讲东南亚（四节），东北亚只有一点儿（一节），北美华文文学，欧洲华文文学，澳洲华文文学等。其间唯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文化母题作了专门论述，而乡愁则是着墨最多的文化母题之一。可见乡愁做为东南亚华文文学中的重要元素正在为业内所关注。
2 必然结果
众所周知：母题是文化传统中具有传承性的文化因子。那么乡愁作为海外华文文学，特别是东南亚华文文学中的一个重要文化母题，其存在究竟具有哪些必然性呢？
海外华人因迁徙而离散，包括东南亚华文文学在内的海外华文文学是于华人的迁徙和离散过程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海外华文文学的主调孕育于华人的迁徙中，而迁徙的主因，不外是财富或和平的梦想，抑或是逃避式的对世外桃源的追寻，或者只是随波逐流式的偶然因素”。迁徙可能是情愿的，也可能是被迫的，但无疑都是“被动”的。无论什么时代，一个对国内自我生存空间满意的人不可能加入到漂洋过海的行列中。因此海外不同于中国内地的写作心态，几乎都可从历代华人的迁徙离散中找到根源。海外生活中的伤感、困厄与忧悒，常常诱发作家回忆故乡的诸多温馨与美好，当然也有抱怨甚至愤懑。而第二代后──本土出生的作家，其故乡情结则是源自父辈或祖辈日常生活中那些饱含中华思想文化的礼俗的熏陶与传承中。由此种种，便构筑了海外华文文学作品中的乡愁元素。也因此，文学里的乡愁既有婉约的乡思，也有无奈的乡怨。
本文试图通过对具体作品的简略分析，就东南亚华文文学中的乡愁元素进行初浅的探讨，并就相关问题提出一些思考。
二 东南亚华文文学中的乡愁情结追思与控诉
我们在品味乡愁时，有时是恬淡的追思，有时是幽怨的控诉。但无论如何，我们把玩文字触摸乡愁的过程中，就会在有意无意间传承着中华文化。
关于乡愁的文章在座的每位作家可能都涉猎过，至少曾是作品中的单元母题。下面谨择选几位我们东南亚作家的作品，来具体看一下其间的乡愁元素──
司马攻《明月水中来》：
“我有一把小茶壶，宜兴出品的朱砂小壶，壶底刻着“明月水中来”五个行书。
小时候，我每天都见到祖父用这把小茶壶冲出四杯浓浓的茶来……”
这把“宜兴出品的朱砂小壶”，从前“祖父”天天用，现在传到了“我”，而且“壶底刻着‘明月水中来’五个行
书。”“祖父”传给了“我”什么，仅寥寥数语便已明了了。
“‘明月水中来’这轮明月，我看得分明：她是故乡的那轮明月。这明月我将留给我的儿子，以及儿子的儿子。”作者赋比兴并用，将心中远浓于茶的乡愁推至极致。我们知道：赋比兴兼用是古诗词的表现手法，回观前面几句话，“明月-故乡-儿子-儿子的儿子”等具象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地层递推进，特别是因隐喻团圆而兼具了诗中意象特征的“明月”一词的交替出现，确实渲染了乡愁如诗般的意境。而以“儿子的儿子”代替孙子，则更有将乡愁绵延千秋的内涵与外延。
在《芭提雅．人妖．古船》中作者亦叙亦描，几乎道尽了与芭提雅有关的所有信息，其间极尽中华元素，即便是远于一千三百多年前远赴西藏的文成公主也被请出左证中国技不外传的历史，但元帝却协助暹罗国“在素可泰设窑，制成了著名于世的‘宋卡洛瓷’。”这一结局大可满足作者民族情感中 “双重性”与“边缘性” 的心理渴望。纵然“年事已高”，也已功成名就，却仍不改龙乡心结。难道这不是另类乡愁吗？
《水仙！你为什么不开花？》“这里不适宜你生长么？”作者通过对远离故土不开花的水仙花的质问，发出了目睹中华文化在异国他乡被边缘化时的焦虑与无奈的吶喊。
微型小说《小坵上的故事》通过对父子两代人在家（故）乡重教兴学情景的对比素描，勾勒出“四十多年”前后“小坵旷场上”绵长而苦涩的爱恨交加的四维时空──于父是血泪控诉，于子是拳拳乡情。
梦莉“想通过西湖的风，拂去胸中的烦闷，借助西湖的水，涤荡心中的忧郁。” 昨日爱之热烈，现在“已成为激人情怀的历史和回忆”；今日思之深切，却让《烟湖更添一段愁》，故情故景也因故人之故而别有故事。
“窗外风卷着雨，雨裹着风”，“我又止不住对远方亲人的阵阵渴念。”忆西山“满山红叶”的“秋景”，思“月明风清”夜晚的“环湖夜游”，念“湖水拍堤”的击石声音，遥想“迈步于竹径的黄昏中，在苍翠掩映的竹影里” “不羡神仙只羡鸳”的情景…。可如今“你”在“远隔万里的异国他乡”，“我”“寸步不离的唯有你留下的‘声音’……”《恨君不似江楼月》，待得团圆是几时？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它不停的向我召唤……”梦莉在费翔的歌声中看到了《故乡的云》，想起了故乡的他，不论是他“絮絮叨叨的言谈”，还是他“优雅和轻柔的笑容”都让作者“渴望”。
“砌一座小小的塔，来迎接那圆圆的中秋月。” 梦莉《在月光下砌座小塔》，并于砌塔和小塔被毁的娓娓叙述中，烘托起绵绵乡愁和对现实“几许残缺”的无奈。
读梦莉作品的感受是多元的，甚至是矛盾的。《烟湖更添一段愁》等前三篇给人以纯洁善良、柔情似水的凄美感，而《在月光下砌座小塔》中却又同时透射着坚强干练与宽容豁达的胸怀。但无论如何，那滋生于故土的悲天悯人与多愁善感的情结已成为文学梦莉永远背负的“原罪”。一颗带伤的心，无时不在吟唱一首首古老忧伤的乡谣。
骆明因遍游世界各地，而成就了其优美的游记散文《游踪》五部。在其中的第四部中有这样的论述：“移居海外在华人来说是没有计划的，通常是一个人或一家人”，因而“只能穿插在外国人之间”，“这种生活是很难过的，尽管丰衣足食，总是精神痛苦，那也是很难煎熬的”。透过字里行间的人文关切，也折射出作者对中华文化的强烈认同感与归属感。否则何至“精神痛苦”呢？虽然作者两岁便到了新加坡，但日本铁蹄下父母藏书晒书的情景早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烙下了中华文化的深深印痕，因此无论是《九月进香》，还是《七月流火》，乡愁依稀而又清晰，也因此他走遍中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并坚信“中国山川是世界上最秀丽的”，进而悟出“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根在中国大陆，根的滋养使东南亚华文文学叶绿花红”的道理。
骆明在《她就是丁玲》一文中，高度评价了丁玲的文学贡献后，特别强调丁玲于中国蒙冤后，“在国外没有批评中国的一些人和事”，并赞与“伟大”，这种对故土的宽厚情怀，既是丁玲的，也是作者骆明的，对比司马攻《小坵上的故事》里 “儿子” 的境界，可谓同工异曲、如出一辙了。
袁霓：“片片的竹叶，裹着香喷喷的糯米，一粒粒的粽子，舒解着屈原的沉冤……” 在 《片片竹叶情》的温婉叙述中，不仅展现了华人特有的浓郁亲情，更再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民俗文化与悠长历史画卷。“每年端午节吃粽子，总是特别回味”，还想要“去一趟梅县，去考察米饭裹粽的来历”，目的只为“龙的图腾，不会湮灭。”这些都足见作者中华传统的深厚根基与不泯情怀。
袁霓的作品，特别是散文与诗歌，多含有中华文化元素，如《大长城小长城》、《端午节》、《清明上河园》、《嫦娥的寂寞》、《嫦娥不寂寞》等，触题便已乡愁缭绕。其文虽偶有只言词组表达婉约的异议，但更多是对故土的热爱与讴歌。即便是一篇《欧洲游记──荷兰》中，也百般求证代尔夫特青花陶瓷源于中国技术。如果说司马攻的“宋卡洛瓷”的技术引进是出自双重文化情感的需要，那么袁霓的“代尔夫特青花陶瓷”的技术借鉴则是“赤裸”的中华文化“偏袒”。然而如此深爱中华的袁霓于印度尼西亚却是“生于斯长于斯”，只因身上流着“炎黄子孙的血”，更因“先辈的遗传因子”让她“无法抛弃我们的中华文化”，才让她对故乡的一切倍加《珍惜》。而其深厚的中华文化功底是读小学时华教被封后，“在恶劣的环境中坚强不屈”，自我救赎，凭借“一点土壤，一线阳光，一点雨露”，一点点“生长”出来的。
宝子：《晚霞》“一丝思乡的俗念/触犯了天条/遂被缚住全部身心/于夕阳下焚烧”
“俗念-天条-身心-夕阳”，形成了天地间有形无形的完美意象链，于“思乡-触犯-缚住-焚烧”那一波紧似一波的动感中，绘制出了晚霞的凄美意境。是写晚霞还是写乡愁呢？就请仁智各见了。
《支点》中更是直呼“别问我/何日是归期/我尚不知/家在何方！”漂泊的迷茫与无奈跃然笔端，并散发着淡淡的哀怨。
限于时间和数据的制约，作品品评仅能如此以点代面──司马攻、梦莉，也应包括骆明是早期移民作家；袁霓是第二代后──本土作家；宝子是新移民作家。他们基本代表了东南亚华文作家群体的不同类型。通过对几位作家作品的简单解析，我们可以看出：尽管每个人都已然“洋装在身”，但“心依然是中国心”。引用菲华作协吴新钿会长《论发扬民族精神》中的一句话“烧成灰也是中国人”。正是因为这种坚定的、根深蒂固的文化价值观，所以在他们的作品里，才时常流露出“边缘”与“碰撞” 中，满怀异域惆怅以及放逐和漂泊的无奈。对异域情感稍觉陌生，便会扪心拷问自已根在哪里？于是，那源自故乡或祖邦的乡愁便构成了作品中的重要元素。而乡愁这一文化纽带也确实增强了离散于异国他乡的华裔作家的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作家们或思或怨，一次次用笔尖去触摸那片可能自己一天想十遍骂九遍，却不许别人说一声“不”字的祖邦故土。
三 东南亚华文文学中乡愁根源浅析
乡愁不是东南亚华文文学中独有的文化元素，但却在东南亚颇具色彩。如果我们想到文学源自生活，便会自然而然地到现实社会中去寻找东南亚华文文学里乡愁元素如此高频的答案，因为一种文学现象的产生发展必有其生活基础与社会根源。那么东南亚与中国及中华文化究竟有哪些特殊的渊源呢？
谈及海外华文文学一定撇不开华人的海外迁徙史，我们探究乡愁这一文化母题时，当然也离不开移民的话题。下面就从人文因素考虑，探讨一下东南亚华人移民的成因。
1 文化相通
中国与东南亚文化相通相近，其中很多文化元素一脉相承。
中华文化，简单地说就是儒释道融合的复合文化。举例说，佛家的观世音菩萨在道家叫慈航道长，她之所以为人们顶礼膜拜，就是因为她博爱，有求必应，而这正是儒家“仁义礼智信”中的首常。所以中华文化在泰国等佛教国家很容易便被传播开来。至于马来西亚等穆斯林国家，我的感觉是，中华文化正在不容侵犯的环境中为华裔以足让祖籍国人汗颜的激情呵护着、传承着。另一方面，曾几何时中国在东方，乃至世界的显赫地位，使其对周边的文化都曾产生过辐射效应，特别是中华民族强烈的现世性价值观，如：儒家的“食色性也”、道家的“绝圣弃智”等都会柔化宗教里形而上的玄思，这种现世性价值观在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杂糅范式，使得中华文化走出国门──特别是走进东南亚时，更容易为异域所接受，因此中国与东南亚文化才如此相通相近。
以上因素便构筑了华人移民东南亚的文化基础。
2 地缘因素
中国与东南亚距离近，往来方便。
相较北美洲、澳洲等地，中国内陆与东南亚之间的往来无疑是便捷的，因此便加速了彼此间的人员往来──实际上是一种华人的跨洋往来。在为生存而背井离乡的年代里，东南亚更因地缘因素而成为华人逃灾避难的首选地。
3 华人众多
正是因为上述文化与地缘方面的因素，才使得东南亚的华人越聚越多，进而演绎成人文方面的移民因素。我们来看一下新华网和人民网上的数据。
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364.3万，其中华人占75%。
泰国总人口6308万（2006年），其中泰族占人口总数的40%、老族占35%，马来族占3.5%，高棉族占2%。难道泰国没有华人吗？我们看另外两组网上数据
1）总人口6300万，泰族占总人口的82%，华族占12%，马来族5.2%，老族1.4%。
2）总人口6000多万，泰族占人口总数的40%，老族占35%，华族占10%，马来族占3.5%，高棉族占2%。
以上统计结果的不同，缘于同化政策所致的统计标准的不同。在与高校学生的随机接触中，“我是泰人，阿公是华人”的现象与回答比比皆是。可见华人比例远不止10%。
马来西亚2773万。其中马来人及其它原住民占68.7%，华人占23.2%。
文莱总人口37.01万（2005年），华人占15%。
印度尼西亚总人口2.25亿，有1000多万华人（全球华人最多的国家之一），约占5%。
菲律宾新华网和人民网没有具体数据，其它网上数据显示华人比例约2%。
美国3.07亿（截至2009-7-1），华人约243万，占0.9%。
加拿大3350万人（截至2010-6-22），现有华人约145万人，占4.3%。（加拿大统计局报告称：至2006年底汉语为母语的人数超过100万，这说明新移民居多。所以我们无需妒忌加拿大华文文学一直独树一帜。）
对比可知：东南亚华人人口比例明显偏高，而且高出另一个华人的主要移民地──北美很多。如此庞大的华裔族群无论在哪儿都会承载着更多的中华文化，当然也不易湮灭在异域文化中，而连接与故乡的纽带──乡愁也便自然多了几分。因此，故乡情结于东南亚才如此厚重。
任何自然人都有一个现实的、客观的文化归属的自我定位，虽然经常是无意识的。而乡愁恰是人类文化溯源的过程与结果，庞大华裔族群的文化取向最终构建了东南亚华文文学中乡愁元素的社会基础。此外，新移民作家作为海外华文文坛上的重要补给梯队由来已久，并仍在持续，东南亚也是如此。但对大多数当代新移民来说，无论如何，东南亚不是他们移民的首选地，可又无可奈何，因此心中时怀“志不得偿”的怅惘，更有年少轻狂者强赋愁怨而无病呻吟，这些都人为地哄抬了东南亚华文作品中的乡愁气氛。
四 关乎乡愁的问题思考
既然乡愁元素已然成为东南亚华文文学中的一大显著而鲜明的特色，我们便应加以分析，加以探讨，加以研究，加以利用，并借此纯洁、丰富、提高我们的文学创作，进而防范文学中的不良因素，因为乡愁是移民群体中最纯洁的文化现象。提及文学创作中的一些现象，我有几点思考，谨于此提出来向大家请益。
1 文学的相对独立性
中国华侨大学毛翰教授在一首《狼与狗》的诗中曾表述过这样的理念：狼是自由的，随心所欲的，而狗是有人豢养的，当然要为主人看家护院。他在这首诗中实际上暗示了一个作者的写作态度问题──做狼还是做狗，提出了一个文学与社会环境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关系的问题是──写自己的良心，还是成为利益集团的喉舌。我们知道文学与政治等之间从来是不可能泾渭分明的，自古如此，现在仍然如此。因为政治影响着一个民族的发展进程，而作家作为民族一分子是不可能孤立存在的，更不可能生活在真空里。如：“风雅颂”之“雅”便是“王朝正声”，而七月诗派的政治抒情诗更是让人耳熟能详。没有哪个民族的文学可以完全淡出政治，从文学诞生与发展规律来讲也是不可能的。为“狗”者的被迫或自觉行为，为“狼”者对自身族群的现实与前瞻思考，都可能导致文学与政治等擦边，这本身无可厚非。但文学无疑不应与政治等搞得太近，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只出了《金光大道》、《艳阳天》，文革文学乏善可陈便是铁证。在东南亚，文学虽不至被迫挂钩政治，但却难免与社团、企业或个人利益联带，当着文学被功利绑架时，便会引发文学的衰退。这就要求我们作者洁身自好，远离浮躁，警惕低俗，淡泊利益，在“喧哗与骚动”中坚定地守护文学的高贵。
对于大多数作者，创作与其说是一种事业追求，不如说是一种情感发泄或思想表达的选择方式。牢骚固然可以发，书所思也在情理中，淡泊利益也并非说不食人间烟火，但是留得一份清纯于心中，应该是写作的必要姿态与前提条件，否则文学将失却艺术性与审美价值，更无从谈起对人类美德、社会公平正义及人的良知与尊严的呼唤了。
在物欲横流、纸醉金迷的世界里，举目无处不诱惑，文学的确难寻一片藉以维护自身尊严独立的净土，海外华文文学亦然。但于海外，乡愁等传统文化因子恰是永远不会为世俗所玷污的最纯洁的文学元素，而东南亚绝不乏乡愁情结，因此东南亚更拥有保持文学纯洁独立的得天独厚的土壤。
2 出位炒作搏名
在中国曾出现过骂鲁迅，甚至骂孔子的，并借机上位，好像谁攻击鲁迅就可以与鲁迅平起平坐了。文学是需要一群耐住寂寞、坚守阵地的人支撑的，我们东南亚华文文学因为作者基数少，凡事更应慎之又慎。历史证明投机取巧者到头来只能自取其辱。
当前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得益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开放，如果没有这个大前提，就没有今天的外部汉语语言环境，就没有今天海外华裔了解中国的相对畅通的渠道，也就没有依托于中华文化的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的内在激情与动力，当然，更不会有新移民写作群体。所以海外华文文学，包括我们东南亚华文文学，与中国内地的华文文学或叫中国文学是割舍不开的。我们没必要，也不可能将自己完全剥离出来。曾听到有的海外作家在为自己的用词辩解时说，“我们就是要与它不同，如果一样那还叫什么海外华文文学？”类似的现象还有──“孔丘先生”一词就曾出现在东南亚的报刊中。文出体，语出位，让人无言以对。更有甚者，有的作者在谈及中国人的某些陋习时，常引发诋毁中华文化的议论，并似乎以此为快。上述现象虽为数不多，但此风不止，海外华文文学未来堪忧。任何民族、任何文化都有劣根性。国籍可以改变，但民族与血统是不能改变的。作为民族一员应以关爱之心对待自己的民族文化，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以使其更加进步、更加繁荣，而不是动辄就谩骂与嘲弄。作家的笔不是泄愤工具，身为作家就必须肩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
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内地文学的差异不是人为主观制造出来的，而是文学发展规律使然。事实上，即使是新移民作家也很难写出在中国国内生活时的感受来，因为必定已经远离了那时候的生活体验，因此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内地文学的差异是必然存在的。二者的差异不在于个别语言使用上的不同，而在于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上的差异。以文采搏名乃作家本分，非此即有炒作之嫌。
另外，理论工作者对某些概念的定义或约定俗成的认可，只是为了叙述上的方便，或者避免混淆，定义或俗成本身不具有任何文艺性与学术性。比较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领域的许多基础研究早已成定论，早已为共识了。我们无需就“移民”“本土”等一些基本问题再另作主张，与主流分庭抗礼。其实移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争论由来已久了，至少1948年新加坡的《南洋周刊》上就曾发生过关于 “侨民文艺”与“本土文艺”的争论，只不过那不是一场简单的身份认同的笔战。并且事实上，时至今日，新老移民作家缘于相通的乡愁情结，仍并肩耕耘着海外华文文学这块共同的精神园地。
各个时代海外华文文学作者群的更替，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新移民的身影。海外文坛热情接纳，新移民作家积极融入，这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新移民作家的加入，不仅仅是文坛力量的简单增加，还有那源自中国文化母体的营养补充。新移民作家未必文笔隽秀，但其文思无疑是最接近当时内地的中国文学的。所有这些海外华文文坛上的景象，我们都不应作过多没必要的联想，作家群体也不宜作过细分类，任何过分炒作于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都是无益的，海外华文文学这一精神家园需要我们共同坚守并躬身建设。事实上，大家这份坚守与凝聚恰恰也是缘于相通的乡愁情结。
3 海外华文文学与母体文学的分化与同化
乡愁情结我们大家都不陌生，却也一定越来越陌生，因为对每个人，特别是第一代移民来说，时间会日益稀释乡愁。我们在对前面作家的作品进行分析时也发现：第一代移民作家乡愁题材的作品刻骨铭心，大有归不如愿之嗟叹，但早期作品多感性，后期则多理性。这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乡愁会日趋平淡。第二代后则不尽相同，他们中有的乡愁情结随着对中华文化了解和认知的不断加深而加深，虽然那仅是远方的深情凝望，比如前面提到的袁霓。然而也有另类者──有的第二代后作家就宣称自己“没有乡愁”，欲“走出老一辈的情结”，从中国文学母体中“分离自立”，并由此引发了“分化与同化”的辩论。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海外华文文学首先是走出国门的中国文学──侨民文学，然后才是中华文化与异族文化融汇贯通的文学──落地生根。但任何文学都要依托于某种文化，或以某一种文化为主体，这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与中华文化割断脐带，海外华文文学就必然会渐为它族文化所包围，并直至淹没。到那时海外华文文学将与当地土著文学的中文译本几无差别，除了文字，再无一点儿中华文化元素了。哪一民族的文化主导着作品，作品就应归属于哪个民族的文学中，这是举世公理。即便像《基督山伯爵》、《茶花女》、《红与黑》、《战争与和平》等这样的名篇巨著，其汉译本难道就算华文文学了吗？因此，“海外华文文学”中的“华文”一词绝对应该包含文字以外的其它文化内涵。
母体文化是个体生存之本。试想：倘若深耕中华文化的中国文学从地球上消失，或者中华文化彻底淡出海外，那么海外华文文学还能持续存在吗？从其它任何意义上讲，移民融入本土都无可非议，但就海外华文文学生存与发展意义上讲，必须留得一块中华文化净土。而“分离自立”──背离那属于全体炎黄子孙的已有五千年历史的厚重文化积淀，只能与中华文化渐行渐远，进而导致自身的迷离与消失。
分化与同化的争论，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归属与认同问题的争论。因为出生地、社会、经济与政治等原因，不同生代海外华人的文化认同，经历了非此仅彼，非此非彼，仅此非彼，既此又彼等不同类型。但很显然，既此又彼的文化认同为海外华人创造了肉体与人格的双重归属，使得海外华人的生存空间与文化空间得到了和谐统一，海外华人因此无需再承受灵与肉的分割，或者灵魂回归肉体时，心灵背叛后的负罪感所带来的痛苦。所以既此又彼的文化取向，于海外华文文学的长远发展也是最有益的。
海外华文作家无需担忧作品中的非中华文化元素的缺失，因为日常生活的耳濡目染，作家举笔便可绘出熟悉的场景，而且这种场景永远不可能是完全中式的，那又何谈同化呢？而作为海外华文作家必须具备的中华文化基本素养在海外却是得来不易的。祖先留给了我们血统与文化根基，但是文化的具体内容必须要靠我们自己去摄取。这便是我们强调海外作家应更多关注中华文化的原因所在。
此外，在当今生活多元、信息发达的世界里，手触目及处处精彩，文学相较却枯燥依旧。因此，任何民族文学都处于量增质降的事实衰退中，不仅中国不能产生出当代的曹雪芹、鲁郭茅巴老曹，外国也产生不出新世纪的莎士比亚、大小仲马。所以海外华文文学更不应标新立异、另攒山头，我们要做的是踏踏实实的基础创作。
中华文化是一种极具亲和力与包容力的文化，它是在跨越种族、超越历史的漫长岁月中逐渐积累发展起来的。拓跋部迁都洛阳，满族入关等，最后都消失了个体，我们不该因此说拓跋部与满族被同化了，而应该认为他们的融入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文化。在浩瀚的中华文化海洋中，他们的文化因子仍在。二胡，尽人皆知它是汉族音乐里最常用的民族乐器，但它并非汉人首创，二胡──两根弦的胡人之琴名──称上仍保留有原始文化因子；满人的旗袍，不仅中国人穿，海外华人也穿。这些都见证并说明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兼容并蓄，中华文化本身正是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融合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发展的。
政治有疆域，但文化是无国界的，中华文化是全球华人的共同财富，绝不仅属于中国。同样地，华文文学不仅仅属于中国，也属于海外华人──或许以中华文学命名这一文学体系更为贴切。中国内陆的现当代文学与海外的华文文学虽一衣带水，但从文化渊源上讲，从来就无所谓完全的从属与被从属的关系，只因海外华文文学使用的方块字及其所承载的中华文化元素源自被海外华人称作唐山的地方，而且狭义的中国文学现在仍在唐山这片土地上生长着，更不断有人涌向海外，所以，这层关系才如此为人津津乐道，并有了各种版本的解读。但无论如何，海外华文文学的文学属性及其移民性，决定了它属于中华文学的必然性。
综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海外华文文学与母体文学的分化与同化仅是个伪命题罢了。本在山中，何谈超然物外？
4 梳理乡愁时的困惑
乡愁存在于海外华人社会中，可文学的乡愁离不开海外作家的笔下梳理。其实在海外以汉字提炼记录海外生活这件事本身，就是缘于乡愁，被称为海外华文文学的作品也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海外华文作家作为少数群体中的少数群体（新加坡特例），行走在边缘中的边缘，特别是文化碰撞中的心旅艰辛，使得他们对人文关怀具有强烈的心理渴望。
按中国现行学科分类，世界华文文学为三级学科，从属于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系下的二级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而且世界华文文学只包括台港澳文学及海外华文文学。如果说“中国语言文学”是“汉语言文学”的意思，也无可厚非，那么世界华文文学立身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之下，岂不“中国”大于“世界”了？而且不包含中国（现）当代文学，世界华文文学又怎能具有世界性呢？这在文字上首先就容易被人误解，而且这种文字范畴内的困扰竟然出现在以文字为工具的文学的学科命名上。
事实上，现行文学学科分类方法已经为一些学者所诟病，因为它仅仅是学科管理上的简单分类，而欠缺文学属性上的考虑。当前的海外华文文学及台港澳文学中，既包含有现当代文学的内容，也有文艺学、比较文学及外国文学等内容。我们都知道：中国现当代文学主要是指五四运动以来的小说、散文、诗歌和话剧，而海外华文文学不仅这些。我们现在手中这本《泰华文学》里的文章就文体上与其就没有一点关系，怎样从属呢？
海外华文文学源自中华大地上的母体文学不谬，但中国现当代文学能否完全代表中华母体文学呢？而且，如果说1919至1949三十年的现代文学──甚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文学中的某些作品，对海外作家特别是三、四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曾有过影响，这并不为过，但若依此推及文革文学后的当代文学对海外作家的影响就有些牵强了，特别是在东南亚。那么又何谈海外华文文学对当代文学的从属呢？
再往前推说，与鲁郭毛巴老曹近乎同时代的第一代东南亚华文作家，他们于八九十年前，甚至百年前创作的破天荒的第一批海外华文作品，更如何能对现当代文学从属呢？
海外华文作家长期生活于二元，甚至多元文化的世界里。在居住国面前，他们代表着祖籍国的尊严，但在祖籍国面前，他们又成了居住国的代言人。客观上，中国现行的这一缺乏对海外华文作家社会关怀的文学学科分类，很容易触动他乡已成故乡的第二代后身上的那根“宗主国与藩属国”的敏感神经，而且，这是否也构成了部分海外华文作家，倡导从母体文学中“分离自立”的理由之一呢？毋庸置疑：海外作家缘于中华文化的认同感，而笔耕异国他乡，其间必然要忍受边缘中的孤寂。如果在回归母体文化的寻亲路上，也遭遇“被边缘”、“被矮化”，那情何以堪？作为文化母体
国，在行使公权力的时候，是否也要顾及一下他们的感受呢？
从文学传承来讲，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内地的（现）当代文学及台港澳文学同种同源，它们都是世界中华文学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在文学层面上的些微差别，也许仅如普通话、潮州话、福建话、客家话等之间的差别一样。但无论如何，就创作本身来讲，它们都有汲取并传承中华文化，特别是中国历代文学经典的必要性与历史责任。
综上所述可知，现时最行之有效的办法是，将世界华文文学升格为独立的二级学科，与已有的八个并列，否则必有偏颇。
分类本身可能对学科建设及文艺理论研究具有影响，但绝对无关具体作品创作。因此目前情况下，作为海外作家还是别去过多理会的好。
5 将乡愁进行到底
迁徙和（或）离散是海外华人的宿命，因此离散便成为海外华文文学中的一大特色，当然也是一大优势。因为离散使人的触觉更敏锐，视野更开阔。美国华裔作家严歌苓曾说自己既没有国土，也没有广大读者群，因此她最强烈的愿望便是把中文写出不带陈腔滥调的文字，成为普世共鸣的文学。这不正是海外华文文学的离散优势吗？
海外华人因离散才有乡愁，也因此海外华文文学作品中的乡愁才如此婉约，如此牵魂。
乡愁存在于每一个海外华人的思想中，也包括第二代后华裔，只是部分第二代后的乡愁情结经常是潜意识罢了。其实宣称“分离自立”本身就是乡愁因素在作祟，一个土著作家根本就无需作此宣示。进一步说，海外华文作家自身的存在，就是乡愁情结的体现。
选择了一种语言进行原创作后，文化的选择经常是身不由己的，但生活在多元文化中的作家对某部作品的具体文化取向还是可操控的，作家的写作风格就是在这一次次潜移默化的操控过程中形成的，并最终决定了作家的文化定位。不论我们是第几代移民，只要我们有意无意地触摸到那五千年历史长河中的某一片段，便会诱发我们的乡愁情结。什么是乡愁？乡愁就是文化溯源后的自我认知感。
既然我们或我们的祖先“被动”地选择了“被遗弃”，选择了漂泊，乡愁便注定要成为我们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作品只有触及灵魂才会感人，而故乡的记忆与认知是最能触及灵魂的。别计较是苦是甜，让我们坦然地领受并珍藏起这份历史的馈赠。
五 结束语
司马迁《报任安书》里有云：“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就是说，越是情怀悲壮，越能诞生杰作。大家都知道高行健的《灵山》是其被“确诊”为肺癌后，漫游西南地区的长江流域过程中孕育出来的。而离散中必然产生的乡愁恰是海外移民永恒的悲壮主题，所以说乡愁是上天对海外作家的恩赐。
汉语新词里把出生在欧美且不谙汉语及中华传统文化的华人子弟称为“香蕉人”，意即外黄里白──外表是华人，而理念上却是白人的思想，进而引喻为不懂中华文化的华人。如果有一天，生活在海外的华人都变成了香蕉人，便不会再有乡思乡怨了，其时的“海外华文文学”也将演变成“香蕉文学”了。倘真如此，那将不仅是海外华文文学的终结，也是中华文化及全体炎黄子孙的悲哀。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乐黛云教授曾多次特别推介“海外华文文学与离散文学的研究”，这对海外华文作家是个利好消息，同时也是一种鞭策。当前，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态势远盛于海外华文文学创作本身。如果海外华文作家不认清形势，迎头赶上，如果海外华文文学作品被研究至枯竭，如果有关海外华文文学作品研究的理论文章的文采远高于被研究的作品本身，那绝对是海外华文作家群体的共同尴尬。特别地，我们都知道：现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主要有四大板块──北美、欧洲、澳洲和东南亚。如果有一天，四大板块剔除了东南亚，而只剩下三大板块；或者东北亚、非洲、南美取代了东南亚，那将是我们每一位东南亚作家更大的共同尴尬。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刚于八月热映，大家都知道它改编自加拿大女作家张翎的《余震》。就让我们共同努力，在不久的将来也创作出与《余震》有同样震撼力的作品来。我们不仅要让文艺理论家认识东南亚华文作家，更要让公众认识这一群体。
在我就要结束我的发言时，我想起了诗坛大家余光中的一首诗《我之固体化》：“在此地，在国际的鸡尾酒里，我仍是一块拒绝溶化的冰……”这其实也是一首乡愁诗，余先生除了抒发乡愁情怀外，更以“拒绝融化”表达了文化认同的独立性与坚定性。我篡改地接续一下：冰终要在一次次的勾兑中被溶化，或者被最后倒掉──但愿这不是海外华文文学的归宿；但愿余先生是对的，而我──，是错的。
参考文献：
1.饶芃子 杨匡汉《海外华文文学讲义》
2.杨匡汉《中华文化母题与海外华文文学》
3.饶芃子《海外华文文学在中国学界的兴起及其意义》
4.司马攻 梦莉 骆明 袁霓 宝子：文集或网上作品
5.新华网 人民网《各国概况》
6.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