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萍（印度尼西亚）
印华文学的两个现象
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华人最多的国家。根据历史记录，在宋代荷兰人东来以前，在这里已有华人居住。多数是福建沿海一带过来的贫农和手工业者。郑和下西洋后，移民更多。接着满清入关、太平天国灭亡；一些不愿归顺、避祸的人便到这里来。十八世纪荷兰侵占印度尼西亚后，大力开采矿产、种植烟叶又从中国骗来了一批契约华工（猪仔）。一般上这些南来的华人都是单身男人没带家眷。他们与原住民和睦共处，久了就异地择偶通婚，繁衍后代，成为一个稳定的族群。他们沟通的语言，是以当地的马来语参杂福建方言加上一些通俗的荷语、阿拉伯语，自成一格成为通俗的民间工作语言。被称为“Melayu pasar”（市场马来语），后来演变成为全爪哇土生华人社会的共同语。
华人经济逐渐好转后，商业活动频繁，他们开始注意办教育，出版报纸。报纸除了交流经济信息也提供了发表作品的园地。起先用通俗的马来语翻译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登在报纸上。如《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梁山伯与祝英台》、《薛仁贵征东》、《罗通扫北》、《杨家将》等。久了，不愿停留在翻译上，开始有创作作品出现。第一部土生华人作品是吴炳亮的《罗宏贵》，全书只有88页。取材于新闻故事，讲述：一个华人地主兼鸦片买办罗宏贵的事迹。为了夺取良家闺女为妻，不惜做出伤天害理的事，后来秘密被揭发，结果饮弹自尽。这部作品于1903年出版，比国家图书出版社（Balai pustaka）出版的土著小说要早廿多年。
根据法国学者葛丽婷•苏尔梦（Claudine Salmon）花了十多年时间调查研究的结果，在她600多页专著《印度尼西亚华人的马来由文学》中指出：上世纪廿年代至卅年代土生华人文学蓬勃时期产生的作家有806人，作品3005部。这些作品应是印度尼西亚现代文学的前驱。但后来的学者却熟视无睹，忽视了“土生华人文学”的存在。因为这些作品都不是官方的图书出版社出版。写作应用的语言不是“正统的马来语”是“低级马来语”，不能登大雅之堂。不是严肃的文学作品，是消遣读物，被认为非正统。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英国学者华生写了一篇学术论文；旅纽华人郭约翰也以此完成一篇博士论文；到了八十年代法国女学者苏尔梦出版了一部巨著《印度尼西亚华人的马来由文学》，才引起世人的注意。
印度尼西亚也有许多学者，感到在评述印度尼西亚旧文学发展到新文学的过程中，无法避开土生华人文学的事实。正如一位印度尼西亚学者所说：印度尼西亚土生华人文学，是印度尼西亚现代文学的先驱，应该被承认，它是印度尼西亚文学大家庭里的一个正式成员，不是“私生子”。
1965年9月30日，印度尼西亚一夜变天，军事独裁强人苏哈多夺取政权后，封闭所有的华校、华社、华文报刊。家里藏有中文书籍必须缴出，华语不可在大众面前应用；传统节日不可庆祝，只能在家里悄悄渡过；为了堵塞华文书报流入，在海关报关卡上注明：华文书报、枪械、毒品同列为违禁品，更强迫华裔改名换姓实行同化。在这长达卅多年禁锢围剿中，华文并没有消亡。仍有一批年青的华文执著者见缝插针，在仅有的官办中印参半的报纸副刊，写些随笔、散文、默默坚持薪传的工作。
1998年军事独裁政权被学生运动震坍垮台，迎来了改革开放，华文也解禁了。这种转变来的太快叫人措手不及。因为过去所奠下的华文设施和人才，已遭到彻底摧毁，一切必须从零再做起。 随后华文补习班和华校相继出现，但缺乏师资和教材。华文报刊，华社也如雨后春笋冒出。在形势逼迫下，禁锢年代的年青华文写作者，被拉去做编辑、翻译、记者、教师等，在华教与华文文学上出现了青黄不接后继无人的断层现象。卅多年的禁锢，导致现在20至50岁的华人，大多数是“华文盲”。
虽说印华作协于1999年应运而生，负起了推动印华文学的使命，请来著名作家讲解、指导；开座谈会交流；并与《国际日报》合作举办了4次征文比赛。接办了两届国际性的文学会议，也出版了200多种书籍。但文学活动并不等于文学水平的提高。印华文学的水平与亚细安各国华文文学相比，仍有很大的距离。目前在文坛上活跃的写作者平均年龄都在60岁以上。最叫我们惶恐的是后继无人。
虽然中国的崛起，全球掀起一股“华文热”，中国政府大力支持印度尼西亚华教的发展，接收到国内培训又派出志愿者老师，本地三语学校也积极展开，可说是华教的春天，但对文学的成效要在十年八年以后才能看出，希望目前华教的春天也会给以后印华文学带来春天。
以上所提的两个印华文学现象：一个是印度尼西亚华人文学（不是华文文学）是印度尼西亚现代文学的先驱；另一个是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遭到彻底摧残后，复苏时青黄不接，后继无人。这些都是其它亚细安国家未曾有过的遭遇。要认识印华文学不可忽略这两点。
（2010•7于雅加达）
参考数据：廖建裕《印度尼西亚华人文化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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