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夫（泰国）
纵观风云话兴衰
泰国的华夏一族，正如中国的澜沧江流入泰国境内湄公河一样，河流属于泰国的，而水源却来自中国。尽管泰华作家已经几代人在泰国落地生根，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始终是泰国华人的本源文化和精神故园。自公元十二世纪至十三世纪时期，华夏民族的子孙就开始来到泰国，从那时起，泰华文化这个名称也就渐渐地孕育了。
到大城王朝时代，即十三世纪至十七世纪，因泰国朝野与中国明朝关系密切，两国交往频繁，因此，有很多中国人到泰国定居。及至华裔王郑信的吞武里王朝时代，即一七六七年至一七八二年，泰国的华侨已经超过了百万人口。先侨们把中国的陶瓷技术、木雕工艺、食品加工、绘画艺术，以及狮子舞、潮州戏、功夫茶和方块文字的汉文化带到了泰国，并且广为流传，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而中国清朝末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一些保皇党成员逃到南洋，在曼谷创办了第一份华文报纸《汉境日报》，宣传保皇党的政治主张。继而，由《美南日报》分裂出来的保皇派喉舌《启南日报》也在曼谷创刊。同年，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也派员到南洋开展反清活动，在曼谷先后创办了《华暹新报》、《同侨报》，宣传民主革命，还开办华文学校，发展华文教育。这些属于不同政治派别的报纸，是泰国华文最早的文化载体。每份报纸都辟有文艺副刊，发表文言形式的作品，其内容几乎全是政治鼓动性的，艺术水平不高，在那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只是一种时代的点缀品。不过，这种初萌状态的华文作品，受中国文学潮流的影响很大，文学的根性很强，为以后泰国华文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泰华文学真正的发展时期，还是在中国的五四运动时期。二十年代，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一些在大陆求学的泰国华侨青年和新移民从大陆南渡。他们在国内接受了新文学思潮的影响，来泰国后又大多从事文化、教育、新闻等工作，这些新青年接受了提倡新文化的激进思想，开启了华侨作家用语体文进行创作的先河，并由此开始了泰华新文学的拓荒时期。“最早被刊载的现代语体文作品，是《中华民报》副刊于一九二一年初转载了洪深的话剧《赵阎王》和许地山的小说《命命鸟》，《命命鸟》描写的缅甸华侨青年真诚相恋和以殉情来反抗封建礼教的行为，引起泰国华侨青年的共鸣，深受读者欢迎。后来该报相继发表了子才的小说《拉夫歌声》、无心的诗歌《爱神》等，在一定程度上都带有仿效中国现代文学的痕迹。”（摘编于《泰华文坛已故汉文化传播人纪念馆》。）
到三十年代中期，许多文学青年仿效大陆作家结盟的做法，泰华文坛上纷纷成立了六十多个文学社团组织。涌现出泰华报界的名家方修畅、郑开修、黄病佛、林蝶衣、丘心婴等二十多位骨干。并在《国民日报》出版寄刊《彷徨》、《平芜》等文艺专刊，以及理论专刊《天野》。这些文学社团组织，不仅有一支实力很强的创作队伍，而且在创作观方面积极倡导“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郑开修十分明确地表示：“作品之有没有社会价值，要看它对于现实之批判作用而定，只写身边琐事，与社会没有实际关联的个人主义作品，现在是被清算了。我们要努力的地方是：怎样用形象化和概括化的方法，来创造些能够表现出现实社会的内在矛盾的东西”（摘自年腊梅：《泰华写作人剪影》）。这些现实主义文学，对当时泰华文学的启蒙和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一时期，为泰华新文学的初步繁荣时期。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激起泰国华侨的抗日救亡热情，除了奔赴抗日前线的青年“为数逾千人的泰华战友，战后能赋归者，仅寥寥二百余人”（摘自潘子明《铁血雄风》）。泰华作家的创作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当时泰华文学界出版的文艺专刊达到了三十多个阵地，支持这些专刊的骨干作者有一百多人。尤其是许多泰华作家在内地救亡运动的感召下，燃沸了诗人的激情，诗歌创作获得了空前的丰收，以高亢的时代最强音，抒发了与祖国大陆人民同仇敌忾的战斗豪情。诗界的代表作有陈容子的诗集《蓝天使》、方涛的《水上家庭》、田江的《河边的人们》、曹圣的《草原》、林蝶衣的《桥上集》、林秋冰的《蔷薇梦》、马奕音的《黄昏的怀念》、雷子的《异乡曲》、方修畅的《柳烟诗存》和黄病佛的《病佛诗集》等。（摘自李少儒：《“五四”爆开的火花泰华新诗发展简史》）。这个时期活跃于诗坛的作者有三十多人，出版十多部诗集。此时的泰华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与中国现代文学血脉相连，声息相通，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在泰国的延伸与发展。当时中国现代文坛上的关于“国防文学”与“民族大众文学”之争，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等，都在泰华文坛掀起了相应的波澜，陈陆留等编写的《泰国华文文学史料（上）》均有详情叙述。这次“国”、“民”之争和大众化的讨论对泰华文学作者发扬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反映大众生活和学习通俗语言写作，都起到促进作用。
然而，好景不长。一九四一年年底，泰国落入日寇的魔掌，日寇在泰国大肆追捕、迫害有抗日嫌疑的知识分子。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许多华校倒闭，华文报馆被查封，泰华文学难以为继，至一九四五年泰华文坛已陷入了冬眠期。
从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五年，泰华文学经历了一个适者生存的磨合时期。抗战胜利后的前几年，泰国的华文学校相继复校，华文报刊也相继而动，启动了沉寂的文坛，吸引了许多新老作家拿起笔来进行创作。可是在五十年代初美国对中国实行了经济、军事的封锁，泰国也投入西方阵营。在这种政治形势下，泰华文坛发生了一场关于写什么的讨论。一些回归和南下的作家，强调泰华文学是中国文学运动的一个支流，文学创作应该“面向祖国”，表现祖国情结。另一些在本地成长起来的作家，在五十年代已经成熟，主张为适应时局形势和读者要求，文学要表现“此时此地”的生活。但由于时局所囿，“面向祖国”的侨民文学已不为主流社会所认可。这样，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磨合，泰华文学开始立足本地，获得了新的发展生机。这个时期的泰华文学，本质上还是汉民族语言文学在泰国的延伸与发展，但由于作品植根于泰国的生活土壤，揉进了异域的文化基因，已形成了独特的个性风采。这个时期，虽然小说、诗歌、散文都呈现出繁茂的景象，但小说创作，特别是中长篇小说创作成绩最为突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陈仃的长篇小说《三聘姑娘》、巴尔的中篇小说《禁区》和谭真的长篇小说《一个坤銮的故事》及其续篇《座山成之家》等。谭真的长篇小说着眼于中泰人民的文化、血统和经济关系的水乳交融的境界，反映了中泰合璧家庭的悲欢故事。这些作品的问世，反映了泰华文学在磨合时期表现“此时此地”的最佳成果，标志着泰华文学已开始“落地生根”，融进了异域色彩。
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七五年，泰华文学经历了一个波浪型的“繁荣转入沉寂”时期。一九五五年四月在万隆会议上，中泰两国外长就华侨双重国籍问题达成协议，许多华侨加入泰国国籍，为华侨的生存提供了保障，也缓和了泰华关系。这个时期，一些泰国出生和成长起来的华侨文学青年已经相继成熟，成为泰华文坛的生力军。涌现出方思若、司马攻、陈博文、白翎、黎毅、倪长游、马凡、梁方、许静华、自然、克夫等作家，他们与老作家一道，共同浇灌泰华文学，促成了五十年代后期泰华文学的活跃与繁荣。而构成这种活跃与繁荣的再一个原因，是华文报刊及其评奖活动的促进。华文文学创作主要依靠报刊提供发表园地。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华文报刊的发展也如雨后春笋。当时除《星暹日报》、《世界日报》、《中华日报》、《京华日报》四大华文报纸辟有文艺版外，新创办的一些周报，如《曼谷新闻》、《曼谷周报》、《华侨周报》、《华风周报》等，也都辟有文艺版。此外，还创办了一些文艺刊物，如《黄金地》（天风主编）、《半岛文艺月刊》、《七洲洋月刊》（黎毅、克夫等创办）等等。这些华文报刊刊载了大量的诗歌、散文、杂文、中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对泰华文学在这个时期的繁荣与发展是功不可没的。
一些报刊开展的评奖活动，不仅发现和培养了新作者，而且也促进了泰华文学的发展。《曼谷新闻》于一九五六年创刊，在十多年间举办了三次短篇小说评奖活动。《华侨周报》、《华风周报》、《半岛文艺》、《七洲洋》等刊物都举办过评奖活动，此间影响较大的是《世界日报》于一九六Ｏ年和一九六一年举办的两次泰华青年文艺奖。这些评奖活动每次收获都很大，至少有百篇作品参评，而且总“出现不少令人惊喜、令人意想不到的新题材、高质量的作品”。可见，文学评奖“象强心剂，活跃无数心灵枯槁的文艺爱好者，使他们一再消沉的意志复苏，再次拿起生锈的笔加倍努力去寻找创作的新途径，而进入另一境界”（摘自洪林：《泰华文学四十年概论》和《世界华文文学的多元视角》。）
在这个时期的前后十年间，报刊的发展是与文学创作相辅相成的。由林炳亮、方思若、周猎夫等创办的《曼谷新闻》，很重视发表长篇小说，先后连载了黄江的《少女日记》、年腊梅的《蓝色的舞台》、《湄南河恋歌》及倪长游的中篇小说《鬼蜮正传》。尤其是方思若倡议，由他和倪长游、亦非、李栩、沈逸文、东方飘、笔匠等联合执笔的长篇接龙小说《破毕舍歪传》，“开泰华接龙小说之先声，获得此间读者的佳评”（摘自年腊梅：《泰华写作人剪影》。）
一九六四年方思若与其夫人何韵女士创办《华风周报》，方思若再次带头为龙首，与倪长游、亦非、吴继岳、沈逸文、白翎、红樱、李栩、李虹等合作，推出了第二个长篇接龙小说《风雨耀华力》。这个时期的后十年，因政局变化，也因经费拮据，一些华文报刊被迫停刊，使许多作者失去精神上的依靠，只得弃笔从商，另寻出路。从此，泰华文坛由盛而衰，沉寂了几许年头。
一九七五年七月一日中泰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为泰华文学的复兴提供了发展空间。自此，泰华新文学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标志着泰华文学进入新的发展格局的是建立了文学团体，活跃了文坛气氛。一九八三年春由方思若牵头，联合其它文友，组成“泰国华文写作人协会筹委会”。推荐方思若为会长。一九八六年“泰国华文写作人协会”在曼谷召开会员大会，宣告正式成立。该会于一九九Ｏ年五月更名为“泰国华文作家协会”。泰华作协成立后，会员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大量的作品相继问世，文坛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泰华文艺进入八十年代，又呈现一片繁荣景象。……一九八三年《新中原报》与刚成立不久的‘泰华写作人协会’联合举办‘八三文艺征文比赛’……收到应征稿四百多篇，在泰华文坛上掀起了一次文艺创作高潮。”（摘自白翎的《浅谈泰华小说》。）
一九八八年以来，“泰国华文写作人协会”在方思若、司马攻的倡导下，掀起了出版作品集的热潮，在短短的四五年间，出版的文学作品近六十多种，其中较引人注目的有司马攻的《明月水中来》、《演员》、《冷热集》，梦莉的《烟湖更添一段愁》、《在月光下砌座小塔》，姚宗伟的《瓦罐里开的花》、《游欧见闻录》，陈博文的《晚霞满天》、《浮生漫笔》，老羊的《花开花落》，饶公桥的《椰雨蕉风》，许静华的《湄南河畔的故事》、《泰华写作人剪影》，曾天的《微笑国度之歌》，黄水遥的《琴与花朵》，吴继岳的长篇小说《侨领正传》、《吴继岳文集》，岭南人的诗集《结》，子帆的《子帆诗集》，李少儒编的多人合集《五月总是诗》，以及泰华作家协会丛书《泰华短篇小说集》、《泰华散文集》、《泰华杂文集》、《泰华诗集》、《泰华微型小说集》，还有四本《湄江文艺》等等。这些作品集的出版是泰华文坛的一次大检阅，反映了泰华文学界的创作实力，从而使泰国的华文文学在东南亚华文文学中“占了新、马以后的第三个显著地位”。（摘自白翎：《浅谈泰华小说》，《泰国华文作家协会文集》。）“八十年代的泰华文学可以分成三个时期：一、八十至八十五年，泰华文学处于一个平常期。二、八十六至八十七年是一个发酵期。三、八十八至九十年，踏入一个蓬勃繁盛期……”（摘自范模士《八十年代泰华文学概况》。）综观这个时期的泰华文学创作，以散文的创作成就最为突出。不仅作品数量多，而且质量也高。这些高质量的散文，标志的不只是作家们创作的数量多，出版的作品集多，重要的是有些作家形成了创作成熟的个人风格。
进入九十年代，泰华文坛已经拥有一支强有力的老、中、青结合的创作队伍。“一九九Ｏ年……司马攻当选为第五届会长，在第一次理事会上，他提出把‘泰华写作人协会’改为‘泰国华文作家协会’。”（摘自梦莉《“作协”是我最温暖的家》）第五届开始，“作协”名称通过了，组织建全了，并聘请了一批文坛宿将为顾问，一下子激发了全体理事和会员参与热情。“第五届作协理事会：（一九九Ｏ）司马攻（会长）、梦莉、姚宗伟、岭南人、叶树勋、白翎、张望、许静华、方思若、陈博文、曾天、老羊、李栩、马清泉、林牧、白云、范模士、修朝、白令海、子帆、饶公桥。顾问：魏登、何韵、林长茂、林蝶衣、吴继岳、翁永德、吴佟、史慕南、萧汉昌。”（摘自白翎《泰华作协轨迹素描》）改组后的“泰国华文作家协会”尤如一针“白蛋白”，强心了泰华文坛。在司马攻会长的带领下，泰华微型小说异军突起，且有势不可挡之势。先是司马攻率先垂范，在一九九Ｏ年下半年发表了三十多篇微型小说作为引玉之砖。加之白翎主持的《亚洲日报》文艺版的积极配合，很快就在泰华文学之河掀起了一层层微型小说的浪花。接着《新中原报》、《世界日报》、《星暹日报》、《中华日报》的文艺版也连手行动，使微型小说创作队伍迅速壮大，到一九九一年，已有温兰（吴佟）、司马攻、姚宗伟、陈博文、征夫、金沙、摩南、许静华、黎毅、倪长游、老羊、刘扬、白令海、曾心、陈达瑜、马凡、郑若瑟、林太深、修朝、梁方、饶公桥、林文辉、庄礼道、林牧、三锺，苏醒、诗雨、李经艺、波子、蓝焰，晓云等三十多名作家涉笔微型小说创作。一九九五年一年间，曼谷各华文报纸的文艺版，就刊发了微型小说四百多篇。因此，司马攻说：“从数量来说，一九九五年可称为泰华微型小说的丰收年。”（摘自司马攻：《〈泰华微型小说集〉序》。）一九九六年十一月，“泰华作协”又主办了第二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使泰华文坛掀起了一个新的微型小说创作热潮。微型小说集络绎面世，如司马攻的《演员》、《独醒》，陈博文的《惊变》，倪长游《只说一句》，和司马攻主编的《泰华微型小说集》、《世界华文微型小说论文集》等。此外还有马凡、锺子美、倪长游、黎毅、郑若瑟等创作的数量可观的微型小说。司马攻在谈及泰华文学的优势时说：“中华文化有数千年的历史，占尽了传统的优势。泰国有众多的华人、华裔，他们对中华文化有浓厚的感情和根性，这又是另一方面的优势。”
自“泰华作协”成立以后，就很重视对外的文化联络工作。加强国际文化交流，促进相互了解。一九八七年泰华作协的前身写作人协会就组织了以方思若、司马攻为正副团长的访华团，走出了湄南河，访问了北京、广州、香港，揭开了文学交流的序幕。此后，泰华作协多次应邀出席中国举办的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加强文友联系，切磋创作经验。作协还出席了在新加坡举行的“亚细安华文文艺营”活动。“由前亚细安（东盟）成员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文莱六国的作协组成‘亚细安华文文艺营’，每二年各国轮流主办文艺营活动。泰华作协甚为重视并积极参加。（摘自白翎《泰华作协轨迹素描》）”作协又出席了“第一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打破了闭塞的局面，开阔了视野，增强了信心。近年来，作协在曼谷相继举办的“世界诗人大会”、“第二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第四届亚洲华文作家会议”、“第二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等跨国度的文化交流活动，汇聚了世界各国的文学精英，传播了各国各地华文文学信息。文友们互相切磋，互相砥砺，活跃了泰华文坛，激发了作家们的创作热情。
回顾八十年代后期泰华文坛“多是人间六十翁”，作者的平均年龄是六十岁，由于泰国主流社会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限制华文教育，致使四十岁以下的华裔不懂华文，泰华文坛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然而，与这种悲观论调相反，也有些人持乐观态度，认为泰华文坛是“在危机中出现了生机”。如司马攻的《焚书》、《故乡的老屋》、《本性》等篇章，从不同的侧面和视角，反映了对民族传统文化复杂的心理状态。《焚书》中那位七十多岁的老妇人，面对丈夫死后留下的许多中文书籍，因其后继无人而感到悲观，于是每逢忌日她便焚书祭奠亡灵。当一位懂中文的青年以诚恳的态度向她求书时，她就把余下的书都送给了这位青年。老妇人愤而焚书，是苦于中华文化不能承传；那位青年执着求书则暗示出中华文化传统在异邦后继有人，从而表现了华族难忘诗骚的文化认同和精神的归属感。更令人欣喜的现象是泰华文坛在以司马攻、梦莉为核心的泰华作协的带动下，涌现出如：若萍、诗雨、蓝焰、刘舟、苦觉、冯骋、杨玲、晓云、游鱼、今石、蛋蛋、晶莹、周扬、洪玲、郑燕燕、刘淑华、李学志等一大批年青精悍的作家和诗人。在作协的大家庭里，在晴朗的大气候下，他们承先启后，肩负起华夏文化在异域的承传大任。他们将与老一辈作家及其后代组成一支不可小觑的老、中、青三结合的文学生力军。2002年泰华文坛又成立了一支强大的新军──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张祥盛为现届会长。总会把留学中国的一批大学生组织起来，其中许多学友喜爱写作，并成立了写作组，继而发展成文艺写作学会，由张永青担任写作学会会长。已经出版了七本文集和二套丛书。2006年文坛上又成立了一支小诗队伍，在台湾林焕彰先生推动下，由曾心召集，全称为“泰国小诗磨坊”，成员有：岭南人、曾心、林焕彰（台湾）、博夫、今石、杨玲、苦觉、蓝焰。每年出版一本《小诗磨坊》，每人在当年作品中精选30首，汇成八人合集。《世界文艺出版社》已为泰国小诗磨坊出版了四本诗集。小诗磨坊还在新浪网开了博客。博客地址：http://blog.sina.com.cn/mofang2007；人气很旺，至截稿时，已超过九万的访问量。
泰华文学的乐观前景，除了上述的外在条件，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内在条件，就是文化传统的因袭力量。中华文化之所以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历久而不衰，是因为她有着源远流长的优秀传统和顽强的生命力。在她延续的历史长河中，她既能吸纳和融汇异域文化丰富自己，又不改变自身的独立品格。相信泰华文坛在泰华作协及全体作者的努力下，必定有一个繁花似锦、光辉灿烂的明天。
由于书案数据的局限性，难免存在许多地方的疏忽、谬误、凌乱和遗漏，笔者真诚地恳请方家、前辈、文友们指正。
（写于泰北汲古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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